千口唾沫淹死人。

　　一一民谚

　　一

　　李麦五月下旬离开洛阳到西安去。这时郊外田野里的麦梢已经黄了。由于春天雨水充足，这是近年来长得最好的一季麦子。沉甸甸的麦穗在微风中笨拙地摇曳着。它好像一个孕妇，带点羞涩地向人们炫耀着它的果实。

　　今年的麦熟季节，气氛是阴沉的。这些麦子不是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而是笼罩在硝烟弥漫的火药味中。人们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这些鸟被隆隆的大炮声吓跑了。洛阳古城的城墙全被拆掉了。就在这些古老城墙的原址上，挖了一条巨大的战壕，这条战壕足有二十米深，十五米宽。立崖陡壁，深沟高垒。在战壕里罗列着鹿岩和碉堡，四道城门前装了类似古代战争用的大吊桥。

　　洛阳的城防部队是十五军。驻守城外的是十三军和十四军。这些部队都是“中原王”汤恩伯的部队。汤恩伯在中原整整驻扎了五六年。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开创了有史以来纪律最坏的记录。当时曾经有这样的谚语：“能叫日本鬼子烧火，不叫十三军驻扎。”“宁挨三颗炮弹，不管十三军一顿饭。”他们还哀叹着：“打下粮食是国民党的，生下孩子是老蒋的。”但即便这样，农民还是把打下的粮食交给他们，扛着锨、扛着镢头给他们拆城墙、挖战壕，为的是他们能够抵抗一下日本鬼子。

　　当日寇发动了“中原战役”，准备攻占洛阳、打通平汉线，并向潼关西安进犯时，汤恩伯的大字赫赫的告示贴出来了。前边写着“誓与洛阳共存亡”的豪言壮语，下边用了十几个“杀”字！

　　什么“造谣惑众者杀”，“通敌资敌者杀”，“破坏戒严者杀”，“扰乱市场者杀”……这一连串杀气腾腾的告示，给老百姓的脸上布了一层恐惧的阴云。他们好像看到了杀人的大刀影子。不过他们期望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洛河以南的村庄，从城里边已经看见城南冒起的浓烟和大火。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向洛河岸上的国民党军队阵地俯冲着、扫射着。北邙山上的制高点“上清宫”已被敌人占领，隆隆的炮弹向战壕里飞落着，整个洛阳城郊变成了一片火海。

　　李麦随着一批被疏散的难民，离开了这个城市。向潼关方面开的火车上已经停开了。汽车都被国民党军队扣起来运送家属。难民们照例是推着小车、挎着篮子被赶到城西通向新安、渑池一带的大路上。

　　在前几天，李麦在北关曾经问过一个十三军的士兵。当时他们三个当兵的在推磨。

　　“你们是守洛阳的军队？”

　　“不！我们是打日本人的军队。十五军在城里。”

　　“你打过仗没有？”

　　“打过。”那个当兵的骄傲地说。

　　“打仗怎么样？”

　　“不像吃合盛斋的点心！……”

　　就在推磨的时候，他们偷了些面粉叫李麦给他们烙了几张饼吃。因为他们每顿饭只能分一个小黑馒头。

　　洛阳城里的人，还是有恃无恐的。他们听说洛阳四周，第一战区和汤恩伯的第五战区共有四十万军队。洛阳城外有一条四十公里长的战壕，单是这一条战壕就有上千个碉堡和几百门大炮。报上说：这条战壕是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因此洛阳是“固若金汤”的。

　　可是，这次战役还没有打三天，“马其诺防线”里的军队全都溃散跑光了。粮食、辎重、车辆沿路扔得到处都是。老百姓啃着冷窝窝头开挖的这条战壕，本来说是阻挡日本鬼子坦克车的。

　　可是守军连敌人坦克车的影子都没看到，就跑到新安县一带的山沟里了。老百姓没有看到敌人的坦克栽进战壕的戏剧性场面，他们看到的却是，一门门大炮孤零零地蹲在战壕里，瞪着它的一只独眼，好像在对天叹气。

　　李麦随着城里的难民们，跑到城西三十里的千秋镇时，又遇到从洛河南岸逃过来的一群农民。他们的村子被日本鬼子烧了。有些妇女上吊自尽了。他们逃出来时，还牵着他们的牛和驴子，他们没有来得及带上锅碗和干粮，肚子实在饿了，只好采着地里的青麦穗往嘴里填，一把放在自己的嘴里，一把喂在自己的牛嘴里。

　　就在这时候，一队国民党的溃兵，从西边向东折回来。他们截住了这群难民，开始抓他们的牲口，农民为了保住牲口，死死抓住绳子不放，任他们脚踢拳打。后来来了个军官，他向农民讲明是要回去拉他们丢在战壕里的大炮。因为他们“撤退”得太快了，没有顾得上把大炮带上。现在发现日本鬼子还远着哩，所以要借农民的牛、驴把大炮拉回来。

　　农民们默默无语地牵着牲口跟着他们去了，因为既然养活了他们六七年，撤退时总得让他们把大炮带上。

　　李麦在路上看到的这些情景，使她的心变得冰冷了。扒黄河，扒城墙，挖战壕，要差要粮，老百姓把小孩子裤带上的一枚铜钱都拿出来支援他们，但他们还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就放羊逃跑了。她厌恶地向他们吐了口唾沫，嘴里小声骂着：“磕一个头，放俩屁，行善没有作恶大。平常耀武扬威，还不如黄泛区解放区的一群妇女。”

　　二

　　李麦晓行夜宿，一路走一路打问。六月间到了渭南，在渭南找到了裴合一家。在裴合家住了一段，赶到西安时，已经是深秋季节了。

　　李麦是第一次来西安。她在年轻逃荒推盐时，虽然也到过徐州、蚌埠、许昌、信阳，但像西安这样大的城市，她却没有到过。

　　她走下火车，看到那像宫殿一样的琉璃瓦站房，高大雄峻的青砖城墙，人们熙来攘往，汽车洋车像流水似地络绎不绝。她东张西望地看着走着。一进中正门，一街两行的人，几乎全是河南口音，拉洋车的，卖洗脸水的，卖蒸馍的，卖丸子汤的，卖羊肉杂碎的，卖水煎包子的，连摆茶摊的老太太和卖老鼠药的老头子，也都说着一口河南话。

　　李麦听着这些亲切的叫卖声音，好像来到了故乡。她脸上堆着微笑，眼睛却被泪水弄湿了。这些都是被蒋介石扒开黄河，弄得无家可归的人。平时只会赶禾犁地、拉车送粪，如今居然学会了沿街叫卖，还讨价还价地做起生意来。特别是那些擦皮鞋的小姑娘们，背个小木箱，提个小凳子，看到那些穿皮鞋的人走过来，就大声喊着：“大叔，擦擦皮鞋吧，你那皮鞋该擦擦了。”

　　李麦看着这些小姑娘和小男孩，也不过和嫦娥一般大小。

　　她审视着几个小姑娘，想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女儿嫦娥。可是她又算了算，嫦娥从家逃出来那年才十三岁，如果还活在人世，今年已经是二十一岁的大姑娘了。想到这里，她忍不住掉下两滴眼泪。

　　到了一个街口，李麦找了一个茶摊坐下。卖茶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她用沙哑的嗓子问着李麦：“喝茶吧？大碗茶，二分一碗。”李麦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二分钱先交给她，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却是一股桑叶味道。李麦问：“大嫂，生意不错吧？”

　　“马马虎虎。弄好了能弄个半斤馍钱。”老婆婆说。

　　李麦又问：“大嫂，我向你打听个人。他也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姓徐叫徐秋斋，有七十来岁了。细高条，留把山羊胡子，听说他就在中正门这一带住。”

　　“他是干啥的？”老婆婆问。

　　李麦说：“他也没有啥正经职业，会算个卦，捏个八字，还能看个病。”

　　那个卖茶的老婆子想着说：“姓徐的？留把山羊胡子……不知道。这一片住着咱河南难民几万人呐。”正说话间，旁边一个卖香烟的胖女人说：“是不是那个徐老先生啊？他留把山羊胡子，前几年在大雁塔摆个卦摊，说话有点开封口音……”

　　“对，说话有点快，他现在在哪里？”

　　“你到东街找，前两年他在邮局门口摆一个‘代书’桌子，就是这半年不大见他了。”那女人说。

　　李麦问明了东大街的方向，向这两个女人道了谢以后，就到东大街去了。

　　西安的东大街是最长的一条街道。李麦在街上走着，逐户查看着，都是些布店、药房、照相馆、杂货行，却找不到邮政局。

　　她又问了问，人家告诉她再往前走，门口有个大邮筒，那就是邮政局。李麦又走了一阵，果然看见一扇绿色大门，门口有一个邮筒。就在邮筒旁边，放着一张破桌子，桌子旁边却没有人。她问旁边的一个卖丸子汤的女人：“大嫂，给人代写信的老先生是不是姓徐？”卖丸子汤的女人看了她一眼，“对。别人都叫他是徐老先生。”李麦的眼睛亮了，“他如今去哪里了？”“他刚走，可能回家了。”“他家在哪里？”那个女人摇了摇头。

　　李麦没有办法，又在别处看了看，只好回到火车站里，找了个墙角躺了下来。

　　第二天，李麦起得早，一想，大清早怕碰不上徐秋斋，便在东大街上慢慢转游着，等她走到那个邮局门口时，一眼就看见了破桌子边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白头发老头。他戴着一副黄铜苏腿眼镜，伏在桌子上正在看一张旧报纸，桌子上放着一个破鲨鱼皮眼镜盒。李麦认得这个眼镜盒，知道这就是徐秋斋。可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连胡子也变白了，李麦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快走了两步，走到桌子跟前喊道：

　　“徐大叔！……”

　　徐秋斋抬起头来，看着眼前站着这个花白头发的女人，有些面熟，却一时又认不出来，他说着：“你是？……”

　　“我是天亮他娘！我是李麦……徐大叔，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她说着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滚落在衣服前襟上。

　　“啊呀，天亮他娘！啊呀，天亮他娘！……”徐秋斋直着嗓子大声喊着，用手紧紧地抓住李麦的手腕，两只昏花的老眼睛盯着她哽咽着说，“你……咋会来了？你从哪儿来？……”老头说着嗓子里发出“呵呵呵呵”的声音，也不知道是笑还是哭，两行泪水已经流到了嘴角。

　　李麦拿出篮子里的毛巾，替他擦擦脸上的眼泪，又提高嗓门对着他的耳朵说：“从咱老家来，出来已经半年了。都有谁在这儿？”

　　徐秋斋说：“嗨！都在这儿。晴，春义，还有小马庄姓冯的几家。”

　　“嫦娥不在西安？”李麦急切地问。

　　“嫦娥……在宝鸡。咳！说来话长，回去再说。”老头这时神志清醒过来了。他对李麦说着：“你坐着。”说罢，像个小孩似地一路小跑，跑到一个卖水煎包小摊前，买了一大盘水煎包子。又一路小跑着端回来。因为他跑得太快，包子掉在地上一个，他都没有发现。

　　李麦喊着：“包子掉了。”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个要饭的小孩．已经捡起来塞进了嘴里。

　　包子放在桌子上，他豪爽地说：“你吃吧！”李麦说：“你是给我买的呀？我刚吃了饭。”徐秋斋却执意地命令说：“你吃！别叫凉了。”

　　李麦知道这老人的心意，先拣了个焦脆的递给他，接着自己也拣了个吃起来。她吃着苦笑说：“徐大叔，咱们这还是老习惯，见面先塞块馍，好像咱黄泛区的人，整天都背着饥布袋似的。”徐秋斋侃快地说：“这就是咱乡下人的民情厚道。‘人是铁，饭是钢。’人不吃东西哪有力气？连哭都哭不动！”接着他又爽朗地笑着说：“城里客人到家，左一杯水，右一杯茶。肚子里本来就咕咕噜噜唱洋戏了，再灌一肚子水，哪里比得了拿个热馍吃一吃？叫我说，咱农村人最诚实了。”

　　徐秋斋收拾起笔砚纸墨，领着李麦回窝棚里去。这时徐秋斋的窝棚已经变成两间了。墙是秫秸搭的，还抹上泥巴，房顶也换作麦秸，严严实实，倒也像个住家户的样子。院子里还种了些扁豆和丝瓜。这时正是扁豆结荚时候，只见满架藤蔓横爬，绿叶掩映，在一串串白花紫花的茎项上，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嫩豆荚。

　　徐秋斋是个爱干净的人，不管住在什么破地方，也要收拾得整整齐齐。哪怕是半块砖头，也要摆得方方正正。用他的话说是：“家贫常扫地，人贫多梳头。”这两间小茅屋，窗格上糊着白纸，墙上糊着从邮局捡来的报纸，特别是那扇木板钉的门上，还恭恭正正地贴了一副对联。这对联是：

　　一畦春雨菰儿菜，

　　满架秋风扁豆花。

　　李麦看了这个“家”的样子，感动地说：“大叔，你还是这么矜持啊，这屋子收拾得多干净。”徐秋斋自负地说：“人不是畜生，就是猪圈狗窝，我也叫它像个人住的样子。”接着他又指着隔壁的小屋说：“晴就住在那个小屋里。她原来在毛毯厂当工人。后来毛毯厂关门了，她就在车站口摆个做活篮子，给人家上袜底。”

　　李麦问起嫦娥的情况，徐秋斋叹了口气：“嫦娥来西安的第二年，考上了宝鸡一个‘工业合作社’当工人去了。才去时学织毛巾，后来听说又学做油墨。这闺女走时太小了，她不会写信。

　　去年我去宝鸡找了一趟，人家说她们的工厂在双石铺。有一百多里地，还没有车，我只得回来了。”他说着叹了口气说：“唉，天亮他娘，就是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你。孩子们跟着我出来，我却把她失落了。不过听说这个‘工业合作社’，是孙中山的太太宋庆龄办的，她是一国之母，想着也不会把孩子们流落了。”

　　李麦这时才清楚嫦娥的下落。她有点伤心，千行百里来在西安，女儿是见不到了。不过后来她听说宝鸡离西安并不远，就准备到宝鸡去找她。她对徐秋斋说：“徐大叔，我不埋怨你，这样的大灾大难，谁能顾上谁？上月我在渭南裴合那里，我们算了算，咱赤杨岗二百多户人家，哪一家不是父南子北，妻离子散？

　　光是现在知道已经满门死绝的，就有一百多家。裴合家十七口人现在死剩了九口：他弟兄三个带着孩子逃出来了。他爹他妈留在老家。他妈是个瞎子，就在咱们逃到寻母口以后，他爹把他家堂屋的檩条拆了两根，到渡口换了两个烧饼，回来让他妈吃。他妈还说：‘咱俩一人吃一个。’老头说：‘你吃吧’瞎老婆把两个烧饼吃了，老头一下子把老婆推到河里了。当时有人要跳下河去救，老头喊着说：‘你们谁救上来谁养活她，这样死了少受点罪。’就在这天夜里，老头吊死在他家的老槐树上了……”她接着叹息地说：“人，真是连一根柴禾棒都不如。就拿咱后街这十来户人家说，海老清饿死了，运来婶子淹死了，裴合他爹他妈死了，裴旺叫抓兵抓走了，媳妇也没有下落，长松家两个大闺女都卖了。申奶奶在逃荒的第二年就跳河死了，死前还朝咱赤杨岗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徐秋斋眼里涌出了几颗浑浊的泪珠，“唉！大劫大难啊！天亮他娘！你知道吗？蓝五也死了。他是上吊死的……”

　　李麦很激动：“咱逃出来的人，没有一家人是全的。过去老人们常说。‘在劫者难逃，老天爷要收哪一方人，你想逃也逃不脱’，黄河水才冲下来时，我也有点相信。可是后来我才醒悟过来，什么天灾？屁！全是人祸！汤恩伯军队在咱河南住了五六年，派粮，派差，派款。连枪都是老百姓花钱给他们买的。可是日本鬼子还没有来，几十万队伍全放羊跑了。要这种队伍干什么？……”李麦说着，恨得头发几乎都要竖起来。徐秋斋这时却眯着眼从容地说：“天亮他娘，这些我都想过。我在西安住了七年，光是替人家写信，就写过几千封。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难，我都见过。老天爷有没有？我不敢说。孔夫子说是‘敬神如神在’，你不敬他也就没有了。可是我相信朱夫子讲的话，‘天者理也’，这‘天理’确实是万古不变的道理。孔夫子也有老师。他的老师就是老子，他曾说‘问礼于老子’嘛。老子说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天上哪有一张大网？不过说是说作恶作得多了，‘恶贯满盈’，自然会得到天的惩罚。其实这个惩罚也不是天对他的惩罚，而是人对他们的惩罚。‘天心即民心’嘛！老蒋行这个事，太叫人寒心。拿咱黄泛区的人来说，几百万口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们抗的什么战？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不管文官武官，没有一个手上是干净的。难民们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他们每天在大馆子里，吃喝玩乐，连抬出来的泔水里都漂着海参、鱿鱼，这能长远吗？要这样都能长远，那就叫‘誓无天理’了！”徐秋斋说到这里，眼睛里露出两条冷峻而自信的光芒：“别看小百姓都不敢吭声，都只会叹气、流眼泪，古人说过‘千人所指，无疾而亡’，别看眼泪是一泡水，流得多了，也能淹死他们这群龟孙，‘天下没有不倒的捻捻转’，总有一天，要叫老蒋这个杂种知道知道老百姓是不能得罪的！”他说着捋着自己的胡子，表现出无限愤慨和鄙视。

　　屋里沉默了好一阵子。徐秋斋才转了话题问：

　　“天亮在家干什么？”

　　李麦说：“徐大叔，他也不是外人，”她放小声音，“他参加新四军已经五六年了。和八路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如今就在咱黄泛区。”

　　“哦！”徐秋斋脸上顿时出现一种兴奋的表情。他说：“咱们黄泛区的难民，逃荒到甘泉、延安、保安一带去的人不少，都说八路军的政策好。这新四军到底怎么样？”

　　李麦说：“不赖。心里有咱老百姓，公买公卖，一到就给老百姓发麦种，发镢头、耙子，让老百姓开荒种地。看见女孩子。也规规矩矩，自己搭草庵住，从来不进老百姓的家。”接着她又把秦云飞带领的那个营，在红柳集一带活动的情况说了说。徐秋斋感叹地说：“要是这样，这一家行的是‘王道’。他们要是能在咱黄泛区住稳，将来咱们这日子还有个盼头。”他说着又兴奋地说：

　　“回家，好在路快通了。路通了咱就回老家！……”

　　吃罢午饭，李麦到梁晴住的小茅屋里休息。她看了看梁晴盖的那床被子，还是七年前从老家逃难出来时，背的那条印花被面，已经补了几个补丁，洗得倒还干净。床边放了个破木箱，箱子里放着几件换洗衣服。大约是徐秋斋每天教她写字，木箱盖上放了一个瓦砚和一支毛笔。墙上挂着一厚叠旧报纸，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河南省”、“大华县”和“海天亮”的名字。

　　李麦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觉。她急切地想看到梁晴，想看到这个漂泊在外已经七八年的苦命闺女。她想到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自己下车时又走过这条路，就悄悄披上衣服到车站去了。

　　车站候车室门口南边有几棵槐树，树下有几十个妇女摆着一排做活的篮子。这些妇女专门给过往客商们上袜底、补袜子。

　　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小凳上，做活计的篮子摆在脚前。篮子里放着袜板、袜底和针钱，这已经成为难民妇女们一种职业了。

　　李麦逐个儿看着这些妇女。有的二十多岁，有的三十多岁。

　　全都是梳着髻的媳妇，没有一个留辫子的姑娘。她走到一个穿蓝格子小布衫的年轻媳妇篮子前停下来了。这个年轻媳妇正在低着头纳袜底。李麦看她的前额和眉毛，有几分像梁晴小时候的轮廓，可是身架、头发却完全像个媳妇。她不敢冒认。

　　她又走了个来回。那个年轻媳妇还在低着头做活。李麦就在篮子前蹲了下来，拿着她篮子里的一双袜底问：

　　“上一双袜底多少钱？”

　　“一元一角。”那个媳妇仍在做着活。

　　李麦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声音是河南口音，可是鼻子、嘴都不大像梁晴了。她又用手比着袜底的尺寸说着：“要说这一双，俺天亮穿上也可以……”

　　“啊？……”

　　李麦的话音还没有落地，那个媳妇激动地喊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喊着：“婶子！……妈！……妈妈！……你是妈吧？……妈！……”

　　四行泪水从两张脸上一齐流了下来。李麦用颤抖的手，使劲地抓住她的肩膀喊着说：

　　“乖乖！……你是晴吧？……我是妈。我……专门来找你来了！”

　　梁晴抱住李麦的腿，把头拱在李麦的怀里，像个小孩似地使劲哭起来。她想把这七年的痛苦、委届、忍耐、怨恨和想念，一齐通过眼泪倾泄出来。多少年来，她盼星星盼月亮，就想这么大哭一场，可是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

　　两旁做活计的妇女们也都掉了眼泪。她们都是难民。这种场面她们看到不止一次了。她们同情梁晴。她们知道这个姑娘，六七年来挣扎过来的苦难经历。她们也羡慕梁晴，梁晴毕竟还有这一次哭的机会和享受。

　　“这是她亲妈？”一个妇女问。

　　“不，是她婆婆，一定是她整天说的那个婆婆。”一个妇女抹着眼泪答。

　　“唉！海嫂总算见到了亲人了。”一个妇女擤着鼻涕说。

　　“唉，我这辈子要是能和我妈抱头痛哭一场，也算前世烧了高香了！”另一个中年妇女用头上毛巾擦着眼泪说。

　　梁晴在哽哽咽咽地哭着，李麦一面用手擦着自己脸上的泪水，一面抚摸着她的头发，强颜作笑说：“晴，……咱不哭吧，咱娘儿俩不是见面了吗？……这不是作梦，这是真的。……你摸我的手，是热的。……”

　　梁晴果然抓住她的手摸着，可是哭得却更伤心了。

　　经过李麦的反复劝解，梁晴止住泪不哭了。李麦说：“走吧，咱回家吧，我已经见你徐大爷了。”

　　梁晴点点头，提起了篮子，李麦给她提着板凳。就在这时候，梁晴满脸泪花的头刚刚抬起，一丝幸福、纯洁而天真的微笑，立即出现在她的眼梢和嘴角上。

　　“海嫂，这就是你婆婆？”一个妇女问。

　　“嗯。”梁晴笑着回答。

　　“给你妈包顿饺子吃。”另一个妇女打趣说。

　　“嗯！……”梁晴满面春风地笑着对那个妇女陕陕眼。

　　李麦也笑着向那些妇女说：“谢谢您们！谢谢您们！您们对俺晴都费心照顾了。”

　　走在路上，梁晴忍不住地问：

　　“妈，就你一个人来了？”

　　李麦知道梁晴的心情。她说着：“就我一个人，来时，天亮把我送到了吕潭渡口。”她又对着梁晴的耳朵小声说：“他参加新四军了，还当上了个排长。现在你要见面，恐怕快不认识他了。五尺多高汉子，鼻子也……”

　　“我能认得出。妈，我能想出他变的样子。”她说着又站下来问：“妈！新四军不是共产党的军队吗？”

　　李麦向她摆了摆手小声说：“晴，咱到屋里再说。”

　　婆媳两个刚进到屋里，梁晴一把抓住自己头上梳的髻髻就往下解。李麦说：

　　“你干什么？”

　　“这多难看……”梁晴红着脸说。

　　李麦止住她说：“算了，别解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还是梳个髻好。管它结婚没结婚；只管把头盘起来，咱自家人知道就算了。”

　　梁晴又一次被感动了。她说着：“妈，你不知道，我已经盘过三回，解开三回了。初来时梳辫子，后来在车站卖洗脸水，把头盘上了。进打包厂时，人家只要姑娘不要媳妇，我又梳成辫子了；离开打包厂，我梳成髻；到毛毯厂时，我又梳成姑娘的辫子了。整天在变，就好像唱戏一样。”

　　李麦风趣地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接着她又叹着气说：“唉，还不是为了生活！过去那些老风俗，咱们穷人讲说不起了。”

　　梁晴和李麦已经七年没有见面了。就在这一刹那间，梁晴觉得婆婆对她的七年苦衷，完全理解了。她们不需要说什么话，也不需要作任何解释，她觉得自己这个婆婆心里清楚极了，清楚得像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