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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扩本人七年的从军史就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他没有经历过像他们那么夸张、歪曲地描述的那种心理历程。当然，在他初上战场时也难免有些紧张，但随着反复 的实践，他很容易就把它克服了。以后他越来越变得沉着，越来越不把战争当作一件越出他的生活轨道以外的非常事件。其实，他们在前线的日子里，也不是每天交 锋，时刻搏战的。有时，倒觉得太清闲了，就冒着被敌方发觉的危险，潜入到属于敌方警戒区域的深山草原上去狩猎一番。你打到一头狍子，我射倒一匹黄羊，大家 兴高采烈地把猎获物扛回来，晚上一顿丰富的酒菜就有了着落。他们在痛饮快啖以后，就在一堆篝火上添几段枯木，海阔天空地谈论朝政、战局以及从祖父时代就留 传下来的关于乡土地方的回忆。但是，最让他们感到兴趣的还是谈到某一个从东京来的参议官在军队里闹的笑话。尽管这件笑话已经过了许多年，他们每次谈到它的 时候，还会哄发出那么高兴的笑声。从现役军人的观点看来，没有什么比嘲笑一个在军队里擅权弄威的文官更加有趣的了。擅权弄威是朝廷赋予文官们的特权，嘲笑 文官们都是军人赋予自己的特权。军队的本身是一种排外性很强的机构，他们对于外来人员基本上是不合作和抗拒的。

他们对文官的嘲笑有时的确是过火和不公平的。譬如在熙河军区当过参议官的刘鞈把两个儿子刘子羽、刘子翚都带到部队里来阅历阅历。事后证明他们表现得不 错，不仅能够适应部队生活，有时还能作出一些贡献。马扩和他们之间也建立起友谊。但在马扩的传统心理中，对他们仍然不能够完全排除对文员的轻蔑感，这种成 见在许多军人身上几乎是根深蒂固的。

当然，他们要打仗，战争最激烈时，甚至一昼夜要作战三、四次，五、六次，有时要连续几天，十几天不休息地行军作战。这在他们是早已适应了的。他们听到凄厉的号角声和急促的战鼓声催促他们进入战场的时候，好像听到钟鸣进入饭堂拿起筷子来吃饭一样地稀松平常。

在那种真正和敌人交手的白刃战中，敌人冷森森的刀锋，不断地在他们耳根发出清脆的响声，带着血污的闪光在他们眼睛前闪耀。一支从哪里飞来的冷箭仿佛长 着眼睛。嘴巴和翅膀，急速地劈开长空，愉快地呼啸着、飞奔着，然后一下子就钻进他们的铠甲的罅缝里。他们是多么冷静地对待这逼近到只有分寸之间的死亡啊！ 他们毫不在意地拔出箭矢，轻蔑地看一看刻在箭箬上敌将的姓名，随手就把它掷在地上，好像掷去一根烂稻草一样，他们的心也没多跳一下。

有时战局不利，陷入敌方的重围，他们依靠勇气、胆量和战斗经验，寻找敌方比较薄弱的环节突围而出。自然，突围并不是常常成功的，如果失败了，他们就得 接受死亡。死亡是战争的自然结果之一，只要他们奋战过了，索取得代价，死亡也就无遗憾之可言。他们决不会在决战前夕，写下什么遗书，跟父母妻儿诀别。这种 写在文字上显得悲壮的诀别书是别人干的，真正的军人们不干这个，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个。

这就是包括马扩在内的一批真正的军人的战争生活和战争心理的写照。他们和东京的耗子们有多大的距离！

只有对战争有同样的理解、同样的适应程度，战场上的利害关系又是如此密切地吻合一致的人，才会产生兄弟般的战友的感情。他们爱憎分明，憎厌那些经不起 战场考验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但如果是战友，属于自己人的范围以内，那就不用多说一句话，彼此都可以为对方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权不是属于私有而是 属于集体共有的。

马扩和刘锜都隶属于那个无形的集体，在战斗中缔结起深厚的友谊。如果说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马扩比较容易就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而刘锜走的道路要困难得多。

刘锜的父亲，当时西北边防军的统帅刘仲武遵循着这支军队的传统，把他的三个儿子刘锡、刘锐、刘锜分别遣送到前线几个军区去当“见习军官”。这样做既锻 炼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又取得作为一个高级军官的循序渐进的资格。这是不屑依附权贵，不愿在宦途上走终南捷径的军官子弟们能够走的最坦直的道路。

刘仲武把刘锡派到泾原军区、把刘锐派到环庆军区，这两个军区当时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中，和平多于战争，受到父亲偏爱的刘锜却被送到熙河军区，编制在兵马都监马政部下当一名偏裨。这个军区当时战争最激烈，刘仲武显然是愿意让他在这里受到更多的锻炼和教育。

虽然是大帅的儿子，刘锜在熙河军中，仍然是一个客人。他必须在下面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他或者作客到底，让长官、同僚和士兵们在较远的距离中对他维持 表面上的礼貌，把他放到比较安全的后方，客客气气地把他留到他应该调离这个军区的年限，出去当一名较高级的军官；或者是争取主动，争取获得他们真正的友谊 和信任，争取作为一个部队里的主人。

刘锜选择了后者。而且在他服役的五年中，努力实现了这个愿望。他没有使别人常常想到他是大帅的一个儿子，也没有使自己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按照他的身份，要做到以上两点是不很容易的，他必须跟士兵及低级军官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和他们平等相处，他们升擢机会甚至比一般的偏裨还要少，这样才 可能接受战争的严峻的考验。

他经受了、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考验。

他和马扩编在一个支队里，二人经常一起出去执行任务。开始的阶段，两个相互竞赛谁比谁更勇敢些，后来这种竞赛变成为更加要照顾对方、宁可让自己去冒 险，带有非常友谊的性质了。这种友谊常常产生于一生中最富于浪漫气息的青少年时期中。在他们缔结友谊的过程中，彼此尝试着要以自己的特点来影响对方。马扩 从小就在军队中长大，对敌我情况，对作战的技能技巧，懂得更多些，具有更加充分的军人气质。刘锜却因为在童年时，父亲已成为当代名将，和朝廷的显要以及文 人学士的接触机会较多，他自己也接受了这种熏陶，从而使他的视野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而对于政治、文学等方面也发生了兴趣。他的天地要比马扩的天地广 阔、复杂得多。此外，他的年龄比马扩大几岁，这使他在二人间的关系上取得领先的兄长的地位。

他们彼此以对方的特长来补充自己的欠缺，他们就在这实际战斗的五年中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受到的严格、完全的教育。

在刘锜服役的最后一年中，北宋政府与青唐羌政权的关系发生了出人意外的急遽的变化。

原来宋、羌双方已经作战几十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没有分出明显的胜负。近几年，战争更加激烈了，几乎每年中都有一两次几万人参加的大会战。 北宋军取得微弱的优势，在某些地区中取得稍微的进展，但是距离战争的结束还是十分遥远。谁也不敢预言战争将在什么时候、将以怎样的结果结束。

那年的春季和夏季都在激战中度过。

七月底的一个傍晚，由一名青唐羌的骑士带领一名掌旗官、一名带有一面战鼓、一管羌笛的吹鼓手所组成的小小代表团，没有经过任何事前的联系，忽然跑到前 线来要求接见。他们被送到统帅部，受到刘仲武的接见和招待。骑士的神情不仅是泰然自若，还是十分骄傲的。他带着丝毫不容受到委曲的神气清楚地传达了他们的 领袖臧征扑哥要他传这的话，如果北宋政府愿意罢兵休战，臧征扑哥不会反对，双方为此正式举行一次和平谈判。为了保证北宋军队不致在谈判期间突然变卦，臧征 扑哥要求刘仲武把一名儿子送到他那里去当人质。不解决这个先决问题，就谈不上正式的谈判。

青唐羌的使者来得太突然，统帅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臧征扑哥的提议有无诚意，或者其中包涵着什么阴谋诡计，一时都无法判断。刘仲武借口这是一个应由交 战的军区来决定的局部问题，把代表团送回到熙河前线，要求军区的将领们就地研究一个对策，并授权刘锜自己决定愿不愿意去当一名人质。

前线的将领们和使者盘桓了六、七天，每天举行宴会、围猎来款待他们，企图从他们的神情、行止或者偶然泄露出来的破绽中探索对方的真意。将领们得到共同 的印象是：青唐羌统治集团内部可能发生什么性质的纠纷，急于要解决，要求停战是有相当诚意的。但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和统治力量并没有被削弱的迹象，因此不可 能在谈判中轻易达成协议。谈判的过程也许是曲折艰苦的，反复性很大，谁也不能保证人质的人身安全。刘锜愿不愿意去当人质，还得由他自己决定。

刘锜是能够深思的人，完全明白此行的危险性，他不怕在战争中英勇地战死，而怕去当了俘虏以后可能受到无穷无尽的折磨，因而丧失英名。但是他体会到父亲 把敌方的使者送来，要他自定去留的深意。刘仲武没有以统帅和父亲的双重命令强迫刘锜去千什么，却希望他从军人的荣誉感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刘锜明白，如果 他拒绝去当人质，那么青唐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北宋军统帅和他的儿子都是懦夫，是贪生怕死之辈，这样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为他自己、为他父亲、也为了全 军的荣誉，他毅然决定到积石山谿哥城去做臧征扑哥的人质。他的好朋友、亲密的战友马扩也自告奋勇，愿意充当他的伴当，陪他一起到谿哥城去。他们谈笑风生， 行若无事地随同暗暗吃惊的来使，深入龙潭虎穴，去当志愿俘虏。

他们的勇敢行为迅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臧征扑哥没有料到刘锜会答应得这样爽快。他把刘锜、马扩待为上宾，还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熙河军区北宋部队中当作对等的人质。不出一个月，谈判就在双方接界的一座古堡中举行。

北宋朝廷十分重视这次谈判，特派在西军中当高级参议官的刘鞈为计议使，主持谈判。刘鞈的儿子刘子羽随同父亲参加折冲。统帅部也派出了人地相宜的马政充当刘鞈的副手。谈判顺利进行，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双方就达成协议。

臧征扑哥接受北宋的封号，主动让出两处军事上必争的要塞，和约成立后，他愿意入朝面圣，只要求一点物质上的补偿。手面阔绰的北宋朝廷很容易满足他这方 面的要求，但是精明的谈判代表刘锜、马政把对方的要索压到最低限度，只答应一次付出“犒给费”白银五万两、绢帛五万匹，还要对方进贡良马一千匹作为交换条 件。

这可以认为是外交方面的一个小小的胜利。

向来在这方面做蚀本生意的北宋政府把它当作头等喜事来宣传，宣和君臣乐得借这个机会来自我陶醉一番。臧征扑哥入朝的一个月里，朝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以至招待他、馈赠他的费用超过了在谈判过程中好不容易压低下来的“犒给费”。

这件事结束，朝廷论功行赏，童贯以发踪指示之功，封为楚国公，得到的好处最大。西北边防军统帅刘仲武加上了节度使的崇衔，计议使刘鞈也因此升为徽猷阁待制。

历次由刘仲武领衔上奏的奏章里都没有把儿子的事迹写上去，但是一个大帅儿子的功绩是不会轻易被抹杀的。善觇风色的刘鞈为此独上一本盛赞刘锜单骑深入敌 窟、为议和创造条件的勇气和贡献。这道奏章很快就批转下来，刘锜的传奇性的行动深深契合圣意，官家不但对他慰勉有加，还特旨调他来东京充当环卫官。环卫官 地位高、待遇厚，升擢的机会又多，一向是朝廷用来优待将帅子弟们的特殊官职。一方面是对他们的笼络；一方面也含有防止他们的手握重兵的父兄如果有什么异 动，可以有所挟制的意思，实际上起了人质的作用。北宋政府传统上对武官是不信任的。刘锜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虽然不喜欢这个职位，却也无法拒绝。他必须到 东京来做官家的人质，犹如他不能不到谿哥城去做臧征扑哥的人质一样，后者是对于他的勇气的考验，前者是对于他的耐心的孝验。人们都不能够忘记他是一个大帅 的儿子，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刘锜都不得不承受他父亲的余荫。

（五）

这都是三年前的往事了。

刘锜来东京不久，马扩也随着调离西北军。

一个从辽逃到北宋来的汉族官僚马植（后来改名李良嗣又赐姓为赵），首先创议派人从登州泛海到东北去和新兴的女真领袖密约夹攻辽朝。这个创议富有吸引 力，的确投北宋君臣之所好。但由于朝廷的办事效率向来很低，因循苟且，拖延了好几年，才被付诸实施。第一批派出去的人选值得慎重考虑，有人保举因公出差在 青州的马政。因为他是个军人，胆气过人，不怕危险，又因为他有过和臧征扑哥谈判的经验，熟悉外交业务，并能谨严不泄；还因为他恰恰出差在青州，与登州近在 咫尺，朝廷可以就地取材，不必另费周章。

古堡谈判，论功行赏时，朝廷中很少有人提到这个疏远的低级武官，现在他的名字被重新记起来了，大家认为派他出去是妥当的。就这样，他作为第一个使者参 加了“海上之盟”。后来活动的范围扩大，人手不够，又有人保举了他的儿子、已经有了承节郎那个起码的宫衔、正待要去充当京西路武士教谕的马扩做他父亲的随 员。因为他也曾伴同刘锜到谿哥城里去当过人质，表现得很沉着、很有勇气，因为他恰恰是马政的儿子，这件事索性就烦他父子两个，省得再去物色其他的人；因 为……

马政父子被任为谈判的使者，是因为有了上面说的那么多的“因为”。这些把他父子俩抬举得很高的“因为”都是由刘鞈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加 重要的“因为”，因为那是一份暂时还看不见有什么好处，却要冒杀身之祸，决没有人出来竞争的“优差”（连得它的创议者马植也要看看风色，等别人去闯开了道 路，他再愿去参加）。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个“因为”，上面的那些“因为”都要随之而化为乌有了。官场中的因果关系受到一种特殊规律的支配，此中人都很明白 这个道理。

从登州到东北去的航道，已被官方封闭多年，初次出航，谁也不能保证一帆风顺。金和朝廷未通过一介之使，贸然闯入。去意不明，更兼身带礼物，随时有被劫 杀的危险。再则，就算和金的首脑搭上关系，谈判还是需要极度秘密地进行，万一泄露机密，被辽方侦知，或者谈判进行得不顺利，朝廷怕受到辽的指责，很可能牺 牲他们以灭口。总之，这是万死一生的好差使。当他们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对，只觉碍它非常有趣，富有刺激性，没想到那么多的危险，更没有料到它后来会发展成为 关系到三个朝代兴衰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他们就是这样偶然地、不自主地被投入一场历史的大风暴中。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谈判的深入发展，随着任务的性质越来越明朗，牵涉面 越来越广，随着他们自身的见解的不断提高，他们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肩负重担，意识到他们投身进去的这场政治赌博，是要把朝廷的命运当作赌注的巨 额赌博。强烈的责任感迫使他们不但要完成别人指挥他们去做的工作，他们还要考虑应当让别人怎样来指挥他们行事。

马扩虽然强烈地支持这场战争，可是对于朝廷并没有对战争真正下定决心，特别对权贵们的泄泄沓沓，得过且过，缺乏深谋远虑，感到很不满。刘锜问到他关于“也立麻力”的传说时，他乘机发挥道：

“女真国家虽小，人口不多，却是万众一心，号令严明，分明是个强敌，岂可等闲视之？在围猎中就可看出，他们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必有所获，否则决不罢 手。相形之下，朝廷专门忙些不急之务。例如今天的告庙，就是一项色厉内荏的举动。正因为自己内视有所不足，所以要借这个大典来掩饰一番，以炫耀远人的耳 目，实际上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只怕金使正在暗中窃笑哩！”

“女真小而锐，”马扩接下去分析比较道，“久受辽廷压制，一旦奋起，猛厉无前，所以能在数年之内，纵横决荡，逐走天祚帝。我朝大而疲，朝士空论虽多， 无裨实际。最可笑的是夹攻之议，已经谈了两三年，在军事上却漫无布置，一心只想坐收渔利，不劳而获。一旦时势紧迫，不得不仓猝命将出师，心里还在害怕真正 打起仗来。譬如弈棋，已经落了后手，还不奋发图强，所以处处受制于人。这件事说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如此说来，伐辽前途，隐忧很多，贤弟何不与令岳谈谈，他是坚持反对之议的。”

“这等大事，怎容得再生异议！”马扩坚决地回答道，“今日金人燎原之势已成，无论我出兵不出兵，它之灭辽已易如反掌。如让它独占了辽，尽占形胜之地，那时挥兵南下，长驱直入，大河南北就无一片干净之土了。泰山谙练军事，恁地见不到此？”

“依贤弟之见，金人居心叵测，今日与我约和，只怕也未必可靠的。”

“正是如此！”马扩以职业的自信，深有把握地说，“所谓约和，只因彼此利之所在，各有所觑，权为一时的苟合而已。小弟在金邦，见闻较切，深信它灭辽以后，不出数年，必将转而谋我。这和约是一纸空文，到了那时，还抵得什么用？”

“金人既然终将谋我，若按令岳之说，我方暂不出兵，养精蓄锐，坐观成败，这例还不失为卞庄子刺虎之术？贤弟怎能把反对的意见一概抹杀？”刘锜又故意辩难道。

“不！”马扩再一次坚决地否定他的岳丈的意见，“金人与我虽然终将用兵，但目前谁先占了燕云形势之地，谁就占了先着。不但主客之形有异，抑且劳逸之势不同。我方处处落后，这一着万万不可再落后手了。”

“贤弟所虑甚远，”刘锜过去也没有想得那么远，现在经马扩一说，才清醒地看到灭辽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不禁憬然说，“只是朝廷衮衮诸公，全不以此为念。即如愚兄一力主张伐辽，又何尝想到来日大难？”

“《兵法》不是说过，‘毋恃敌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只要我方有了防备，金人又何足为惧！小弟区区之见，今日之伐辽，正是为了来日之御金。主其事者，倘能全局在胸，通盘筹划，前段伐辽顺利，异日防御金人，也就容易措手。”

“贤弟说得不错，俺所深虑者，也只怕朝廷对北伐一举，持之不坚。今日轻言伐辽，一旦事有磋砣，又畏缩不前。攻辽尚且不能，遑论御金，那时进退两难，倒弄得势成骑虎了。”然后他又请教马扩道，“依贤弟看来，伐辽既属必要，制胜可有奇策？”

于是他们的谈话就转入两人都感兴趣的战略、战术的讨论。马扩临时在桌面上摆出一幅军事地图：他拈起一只瓯桔，就算燕京城，在它旁边，摆几个糖果，权充 作涿州、易州、良乡等战略要地。自己解下腰绦，当作芦沟河和国境的界河白沟，抓一把花生，一把炒栗分置在白沟两岸，算是辽宋双方的大军。他们就在这幅临时 地图上运筹布算，研究起攻守两方面的各种可能性。有时他们对垒不动，有时一进一退，有时吃掉敌方的一支军队——真的吃掉一粒花生，然后再从碟上的大本营里 补充新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