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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抄王黼之家大快人心以后的第三天，城上又传来令人振奋的大喜讯。
这天早晨，在万胜门城头巡城瞭敌的守军，发现金明池、琼林苑附近有一彪人马风驰电掣而来。沿途的金军出队阻击，当不得他们一阵扑杀，枪挑箭射，金军纷纷败散，不敢追击。这彪人马疾如飞风般冲到城脚下，高声叫门。
城上守军急忙禀告大将姚友仲、何庆彦。姚友仲认得城下带头的将领是西军统制吴革，连忙放下吊桥，开门迎接他们进来。
他们从前天晚晌开始，一天二夜中，疾驰了四五百里路。从今晨开始，五六个时辰中间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他们每个人都被厚厚的灰尘罩了起来，各色战袍和发壳的铁甲都蒙上了灰尘。连刚溅上不久的血迹也被一层层新的灰尘遮盖了。他们浑身上下，连人带马，都是灰的。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却是发旺的，只要扑去这层灰尘，就露出辉煌的脸和发光、发亮的眼晴。
吴革回过头去清点人马，二十个战士，一个不少，二十匹战马，一匹不伤，不由得发出一声由衷的呼喊。
他们是西北军统帅老种经略相公派来的先遣部队。他们捎来了老种经略相公本人及大队军马将于日内晋京勤王的蜡丸。
第一次伐辽战争失败以后，种师道被撤去都统制之职，责授为右卫将军并降为一个州的知州的低位。不过军队中仍把他看成为统帅。他仍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统帅的任务。而对他十分嫉视的枢密院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
金人入寇的消息传到西北后，深知朝廷空虚的西军诸将领不待朝命，就陆续自动起兵勤王。种师道仍然是他们的统帅，他的兄弟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也跟随他一起勤王东下。在路上种师道檄调熙河路大将姚平仲随征。姚平仲的父亲熙河路经略使姚古虽因争都统制的地位与种师道有芥蒂。种师道却非常赏识姚平仲的将才，非要他参加勤王军不可。
西军中另一名声名煊赫的大将杨可世，在伐辽战争中多著勋劳，复员回西北的两年中，不幸身患疯瘫，不得离床，只好派他的兄弟杨可胜统率所部泾原军随种师道出征，杨可世是个“力战型”的猛将，在战场上暗哑叱咤、风云变色。杨可胜与乃兄相反，足智多谋，深明韬略。种师道知人善用。提拔杨可胜为全军参谋，万事都与他商量了再行。
勤王军的阵容还是相当完整的。只可惜原任总参谋赵隆现在陇右都护任上，一时檄调不及。还有英勇善战，而又恂恂儒雅，能辑和诸将，不愧为大将之才的刘锜，也在陇右副都护任上。他们远处西陲，消息不灵，再加上那里也是多事之秋，不能无人照顾。种师道再三考虑后，最后还是放弃了把他们调来随军勤王的想法，让他们留在当地，负责一方面的军事。事后证明，不让赵隆、刘锜随军确是勤王军的重大损失。
正月初二，金军突破黄河防线，梁方平、何灌所部逃散。京师几无可用之兵，朝廷震恐，渊圣急诏种师道勤王东来。正月初六，守城之议既决，渊圣又手诏急征西兵勤王，又一连发下五六道金字牌勾兵陇西。这些诏旨和金字牌都被胆大包天的内监们隐匿了。种师道在路上既未听到军事上的确息，也没有接到朝廷的诏旨，未知朝廷的意向如何，不敢急进。直到行至洛阳时，才知道金朝粘罕一军胶着在太原城下，未能南下，斡离不一军却已突至大河以南，东京城已受围攻。有人劝种师道持重，认为“敌势重而我以轻兵犯之，必败。一败则四方勤王之师解体，不如且驻汜水关观望，以图全胜”。这种说法，从军事观点来看，也不无理由。但它忽略了一个要点：如果京师无西兵之勤王，猝被攻陷，则全国岂不解体？国家解体了，又何有于西军？杨可胜断然驳斥了这种只图一军安全而不顾国家危亡的谬论。他建议先派人到京师通报：“使我有一骑到京师，报以大军续到，则京师之气自振，然后再图破敌之计。”
种师道也知道京师军民盼望勤王军就如大旱之望云霓。当下他毅然采纳了杨可胜的建议，即多次派勇锐请战、愿充先行的统制官吴革率领二十名敢死的铁骑作为先驱诣京报信，然后自己亲率大军兼程而进，准备二三天内到达东京。鉴于金军势大，吴革作了最坏的估计，把此行的任务明白宣告给二十名铁骑，叮嘱他们即使只剩下一人一骑到达城下，也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守军。
二十名铁骑不负主帅的委托，全军安全到达，完成了通报的任务。这个消息，果然振动了京师，全城军民欢呼“救星到了！”
李纲更是积极做好迎接大军的准备，他派沈琯、吴革每天在城头上瞭望。只隔了两天，沈琯远远看见西北角上尘头大起，旌旗飞扬，知道大军已到，急忙飞报李纲。李纲全身披挂，在二百名“敢战士”的保护下，大开万胜门，出城迎待。不久，种师道拍马来到，两人在城门口厮见了，彼此行了礼。种师道威重，李纲英锐，神态都有过人之处。两人会见，犹如两条曲折奔流的大河，在某一处交叉点上会合了，飞腾流泻，气象万千。李纲满面兴奋，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种师道表面上虽然不露声色，对李纲这些日子在围城中的作为也有所闻，此时又亲眼看到城门口的布置有法，心中也很敬佩。
两人见面后，彼此又介绍了随行的将佐幕僚。守城的禁军将领如何灌、何庆彦、姚友仲等都出身西军，何庆彦还是种师道的直属部下，对种师道之来，久在盼望之中，一旦见了面，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地。种师道手下的主要将佐，李纲过去虽未见过面，却多曾听说他们的名声，今天都能相见了，十分高兴，不免要说些久慕英名一类的话。然后动问：“如何不见令弟小种经略相公？”
“舍弟统率后军续进，估计还须旬日才得到京。”
李纲又问起刘锜和赵隆，种师道也都一一作答。
双方见礼毕，种师道调拨人马，让杨可胜率领一部泾原军的精锐，驻扎在城外金明池、琼林苑一带。与城内的守军形成犄角之势。种师道亲统大军入城。
按照李纲建议，大军入城后，要在东京城内和城头上各巡行一周以安定民心、鼓舞士气、威慑敌军。这项建议，深合机宜，种师道完全同意。他们商量出一个大军入城的隆重仪式。除杨可胜所部外，七万多名勤王军全部参加这个仪式。一而绣着“种”字的大旗前导，擎旗的旗手缓缓而进，西军各将领翼护在两侧，也乘骑缓行。队伍中间一乘露顶的肩舆内坐着统帅种师道。他神气威严，态度从容，不断向夹道欢呼的东京军民颔首为礼，还不时举起手来向观众招呼致意，好象与他们非常熟悉。在他们后面才是兵甲鲜明、步伐整齐的七万名步骑军。东京人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一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大部队。他们奔走相告：“老种经略相公十万勤王军来到，东京城可保无虞了。”
这一天直接看见种师道，或者受到他的注目，向他举手为礼的军民，固然感到无上光荣；即使挤在人丛背后，看不见种师道术人，只看到擎着大旗的旗手和抬着肩舆的舆夫，也同样感到非常兴奋。似乎依靠种师道的一道眼光、一个动作、一乘肩舆、一面大旗，就可以在百万东京人民的心里建造起一道坚固的长城。并不是种师道的容貌、动作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也并非他的大旗、肩舆会产生什么神奇的作用，而是他的威名早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来。他是大家公认的救星、福星。有了种师道，东京就得救了，东京人民就有福了。
勤王军的来到，不但鼓舞士气，安定人心，也确实起到威慑敌军的作用。这几天金使王汭来到朝廷勒索“犒设之费”。他仗着斡离不之威，咆哮朝堂，斥骂宰相，对渊圣本人也傲慢无礼，动不动就威胁说：“赵官家，你手下人行事如此怠慢，惹得太子郎君性起，攻破城门，鸡犬不留，玉石俱焚，那时悔之晚矣！”今天王汭听说种师道带着十万勤王军来到，居然在金殿上向渊圣皇帝跪着磕了一个从来没有磕过的响头。后来渊圣接见种师道时，得意地说：“彼特为卿屈膝耳！”
（二）
东京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种师道进城之时，正是主和的大臣们愁眉不展，如丧考妣之日。他们认为西军之来，特别是统帅种师道、大将姚平仲等入城，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要破坏和议，从他们手里劫取一场富贵而已。
他们非要给种师道来个下马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种师道刚从肩舆下来，走进政事堂，坐席未暖，李邦彦已将敕旨一道付与他观看。敕书上写得明白：“金人和议已定，再敢言战者朕必重责之。”
敕书倒也不假。日前郑望之、李棁等带回斡离不的“事目”，渊圣认为和议有望，在李邦彦的怂恿下，糊里糊涂地下了这道敕书。后来李纲战胜，形势好转，而金人要求的金银又开价太大，实在无法凑齐，渊圣的意思又改变了，转而主战，一再命令李邦彦缴上这道敕书。李邦彦拒不从命，视敕书为法宝，拿来压制主战派。
敕书虽然不假，老练的种师道却不会轻易就被吓倒。他和李纲在城厢交谈了一回，后来又与统制官吴革略谈数语，对朝廷内主战、主和两大派的情况已了然于胸，心中先有了一个底。后来李邦彦、李纲引导他陛见渊圣时，他明确表示道：“京城周围八十里，金人充其量不过十万人，如何围得拢来？京城高数十丈，民兵百万，金入如何攻得破？我若于城上扎寨，城下严拒守，以待续来的勤王之师，不过旬日，大军云集，虏自困矣！”
种师道要言不烦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双方的兵力后，就在官家面前发出了豪言壮语说：“臣在此，陛下不须忧也！”这大大地安了渊圣的心。
过去几天中，渊圣虽也逐渐倾向于战，但在主战、备战的同时又不敢废和。金银仍然在“簇合”中，金人催促“犒设”的使者仍在朝堂责难、咆哮，金银“簇合”得积有一定成数时就陆续往金营送去。双方信使往来不绝。在渊圣的主观想象中，主战仍不废议和，以备万一战败时，还可以留条后路与金人妥协，却不知道正因为朝廷尚在谋和，战志不坚，蛊惑了人心，反而会导致战守的失利。渊圣的脚踏两头船正好反映他对战胜的信心不足。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主和的宰相、内侍、宫人们日夕在他耳朵边聒噪，时作耸人听闻的危言，使他六神无主；一方面也因为京师的防御力量薄弱，李纲忠义有余，毕竟缺少战争经验，心里不太踏实。如今有了种师道这根拄心骨儿，又有了七万勤王军成为他的王牌，他的胆子壮起来了，决定要停送金银，开城一战，当殿就拜种师道为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派姚平仲为宣抚使司都统制。一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使司统属，俟机出击。除拜之际，还向种师道明确表示：“破贼之事，朕一以委卿！”这句话说得亮堂堂地十分威势，不象过去那样唧唧哝哝，吞吞吐吐。这是渊圣支持主战派最积极的表现。
有了这样的硬后台，种师道才能放手办事。他回到政事堂，即与李纲、李邦彦、折彦质、姚平仲等几个人共议战守大计。
李纲、姚平仲的主战立场，自不待言。折彦质也是新任的签书枢密院事，他是文官化了的将门之子，是个随风而倒的典型官僚，但他曾做过种师道的幕僚，渊圣让他签书枢密院，目的就是要他协助种师道办理战守之事，而此时又是主战派占尽优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战派。在这场四比一的争辩中，公开主和的宰相李邦彦被主战派痛击得体无完肤。
种师道一上来就把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他说：“种某向在西陲，不知京城如此高坚，备御绰乎有余。不知公等当初为何这等急急要与金人议和？”
“国家无兵，”李邦彦回答得十分勉强，“不得已才与之讲和。”
“凡战与守，自是两码事，战若不足，守则有余。京城百姓虽不能战，如稍加训练，上城守御，有何不可？只怕粮食匮乏，倘使粮食有余，京师百万人民都可团结守城，怎能说国家无兵？”
“有兵无粮，也是枉然。”这是李邦彦的一句遁词。
对京师兵马钱粮的数据已大概了解的李纲立刻反驳道：“京师存粮、尚可支数年，并无匮乏之虞！何来无粮之说？”
种师道又提出一个十分明确的论据道：“种某进城前，曾剖开一具金兵的尸体，看见他腹内并无粗细粮食，只用饲马的黑豆充饥。一人如此，全军可知。谅他金军已经缺稂，岂能在城下旷日持久？李太宰如此要紧与金议和，对他兵马钱粮之事难道一无所知？”
“这个……李某倒不知道。”李邦彦又期期艾艾地回答不出来。
“前日金使来催犒赏，金银不急，倒急着要牛马羊豕各万头，立时送去。折某当时也想着金军缺粮。”当时折彦质并未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此时都说得振振有词，表明他的先见之明。
种师道趁机嘲笑道；“折参谋想到的事，李太宰身为百僚之长，怎见不至此？”
李邦彦只好打退堂鼓道：“李某素不习武事，这些武夫之事，一时却见不到。”
“公不习武事，尚有可说，难道不读书不成？古来典籍中记载战争攻守之事多矣！公不读史鉴，如何考中进士，见为宰相？又怎能轻议武夫？”李邦彦以武夫相讥，种师道立刻还敬他一句。然后又问，“某此来，见到城外居民，多被屠戮，男女老幼尸骸纵横，民舍被焚，畜产也多为敌有。当时闻警，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拆去房屋，搬畜产入城？为何立闭城门，置百姓于敌军刀锋下，宛转就死？当局者谋国不臧，斯民遭殃，可胜浩叹！”
李邦彦一时想不出为自己辩护的话，只好老着面皮回答：“仓猝之际，不暇及此。”
“好慌，好慌！”种师道显然恶意地笑起来，加上说，“某麾下士卒路经城郊时，看到这等景象，个个都戟指痛骂金贼肆虐，戕我生灵，也怪朝廷处置失策，不该和他议和，长他的威风，灭我之锐气。相公秉成国政，倒要多听听士兵百姓们说些什么，骂的什么，才是采风观政之道。”
种师道象训斥小孩一样训斥了李邦彦一顿，李纲在一旁听了也着实称快。平时就对文官们愤愤不平的姚平仲，这时也插进话来，调侃李邦彦道：
“公等怕保不住自己腰下的金带，听凭金人勒索，急急忙忙把金银送去。倘使金人要公等的首级，难道也马上割了，乖乖地与他送去不成？”
战争之际，是带兵的人行势。现在不但种师道，连他麾下的将佐，一名小小的“赤佬”姚平仲也胆敢调笑起当朝首相来，自然使李邦彦十分愧恨。不过他素知姚平仲的脾气毛燥，当初交割燕京时，金朝大太子粘罕也要让他三分，自己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只得随众干笑几声了事。
可笑的是大家笑的正是他自己，对他们的笑，他不仅不敢发怒，还要随之而笑。这在普通人犹自难堪，何况他是当朝首相？这股气憋在心里，总要出一出。
那天会议中决定了几项措施：
第一：开放东壁、南壁的各城门，听任老百姓自由进出，以安民心。
第二：派军队四出巡硝，限制敌后方游骑的活动，不使远出抄掠。
第三：斥回金使，停付金帛畜产，表示战斗的决心，不再迁就和议。
这些措施都发生威慑敌人的作用。金帛停送了，有些人心中惴惴然，唯恐开罪了金军，惹得金军怒起，再度攻城。事实恰恰相反，斡离不非但没有攻城，反而自动把作为人质的康王赵构送回来，还客客气气地送了一百斤关东老参，三十张紫貂皮作为压惊之用。
这里种师道不理会金人这一套，他派姚平仲出动一万名熙河兵会同城外杨可胜所部联令进兵，直逼金军之寨，找寻战机。金军不敢应战，自动撤退二十里，再安营寨。这标志着两军的攻守之势已经改变了。
根据种、李的原定计划要趁金人锐气逐渐消失之机，派大兵出击，以便一举把他们赶走。这个时机正在逐步成熟。
出击的意见大家一致，分歧在于出击的日期和指挥人员。
老成多谋的种师道主张等到春分节后出击，理由是他的老弟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所部主力军数万人将于春分前后到达京师。秦凤军素称精锐，在两次伐辽战争中都立下不可磨灭的大功。有了这支军队，勤王军实力大增，破敌可操必胜之券。
可是豪迈勇敢的姚平仲反对主帅的意见，主张立即出击，以获全胜。他以“士不速战，已有怨言”为理由，要求自己率部担任出击的任务，不必再等候种师中来到。他还有一句虽未出口，大家心里却都明白的潜台词是“种氏勋业已盛，破敌大功，不宜再出其门。”
为此，又在福宁殿举行一次枢密会议。出席人员比上次多了一个枢密使吴敏。吴敏此时已变为主和派，当然反对出击。会议中李纲同意姚平仲的建议，并把出击的日期定在四天以后的二月二日。
出入意外的是李邦彦，这次也赞成出击，并表示：“兵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出击之议既定，迟出不如早出。如今姚将军准备有素，一击可收全功，某意出击之期不如定在二月初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