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①

　　宿舍。夜。雨。

　　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傅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声音幽幽的，以为是个女的，问是谁，他说是陈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没想起陈思兵是谁，他才说是陈二湖儿子。

　　陈二湖就是我师傅。

　　师傅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一是这电话本身，来得唐突，去得也唐突，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想挂电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话不方便，就问他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二是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觉得蹊跷，有种不知深浅的隐隐虚弱的感觉。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山谷里(一号山谷)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时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划动作，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的，跟个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态总是那么稍稍倾斜的，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感到他是那么自在，满不在乎。我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的不同，这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父子俩表面上的不同曾经令我感到惊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父子相异就跟父子相似一样其实都是正常的。不过，总的来说我对他是不熟悉的，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我们都喊他阿兵。这自然是小名儿，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兵。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办公室。夜。还在下雨。

　　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了？今天还是没收到信，阿兵的电话倒是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问我，但我没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在电话里没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工作性质和他学的专业看，我想很可能是在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能当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那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以优雅素白的樱花居多，城市的几条主干道两侧几乎都排列着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像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的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缥缈的香气。

　　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城市曾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50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葬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就将它们想到了一块。想就想吧，反正意识太多不算错误。意识太多是一种病，但决不是错误。既然不是错误，扯远一点也没关系吧，我想。事实上，我知道，我想这些都是想为了摆脱一点什么，因为我觉得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3月27日

　　宿舍。夜。晴。

　　今天终于收到阿兵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兵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事，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师傅去世的噩耗！师傅是3月2日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傅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在休假，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傅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书给我寄过来了。

　　遗言是师傅亲笔写在一张16开的信纸上的，字比个孩童写得还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的。我是熟悉师傅的字体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的字中，我可以想像他当时有多么虚弱，手握不住笔，气喘不上来——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字，我仿佛见了师傅奄奄一息的样子，心情陡然变得沉重，手忍不住地发抖……我还是第一次接受死者的遗书，没想到它会如此震撼我的心灵。看着这遗书，我简直感到害怕，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的，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就这样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

　　遗书是这样写的：

　　小施，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陈二湖。1997年3月1日立言。

　　遗言中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这一定非常叫人寻思，一定也引起了阿兵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知道我已收到信，就问我这是什么事。他不停给我打电话，就是想问我这个。他说既然父亲这么重视这事，作为他的儿子，他本能地想知道，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只是他也该理解我，因为白纸黑字的遗书清清楚楚叮嘱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传”。这里没有指明儿子或什么人可以除外。没有人除外，所有的人都是我保密、缄口不语的对象。这是死者对我的最后愿望，也是我对死者的最后承诺。

　　其实，即使没有死者遗嘱，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说的，因为这牵涉到国家机密。作为一个特别单位，我们701可以说整个都是秘密的，秘密是它的形象，它的任务，它的生命，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它所有的一切。而我师傅——陈思兵父亲——陈二湖，他的工作是我们701的心脏，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一个外边人说呢？不行的。儿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的。事实上，我理解遗书上说的“不外传”，指的不是像阿兵这样的外人，而是指我们破译局的内部人。是的，是内部人，是指我老单位的同仁们。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破译局的什么秘密，而是我师傅个人的秘密，是他对组织、对破译局、对701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师傅在701不是个平常人，而是响当当的，一生获得的荣誉也许比701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荣誉把他披挂得光彩夺目的，即使死了701照样不会忘记他，照样会怀念他，崇敬他。我相信，师傅的追悼会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人追悼他的泪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这一切，起码有一半是建立在人们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是“那件事”惟一的知情人，师傅为什么临死了还这么郑重地嘱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他曾以各种形式多次这样嘱咐过我。这就是说，即使没这遗书，我照样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包括他儿子。老实说，陈思兵还没这资格——让我说的资格。

　　当然我想得到，我这样拒绝后阿兵心里一定会难受的，是硌一块异物似的难受。也许从今以后，他，还有师傅的其他亲属，都将被我手头这神秘的遗书乱了心思，心存顾虑，耿耿于怀的。遗言叫他们笼罩了一团雾气，一片阴影，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死者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到头来却给一个外人留下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关重要的遗言。这中间藏着什么秘密，死者生前有什么不是之处，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隐患，带来麻烦？等等，等等，有疑问，有担忧，有期待，有恐惧，我几乎肯定他们一定会这样那样地想不开的。我想，虽然遗言只有寥寥几行字，但他们一定是反复咀嚼了又咀嚼的，他们一边咀嚼一边琢磨着里头的名堂，猜想着可能有的事情。他们一定思想了很多，也很远；他们恨不得一口将这散布着神秘气息的遗书咬个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当一切都变得徒劳时，他们不免会对我产生顾虑，防范我，揣度我，怀疑我，甚至敌视我。我忽然觉得自己没能和师傅作别真是天大的憾事。千不该万不该啊。我想，如果我跟师傅临终能见上个面，这遗书必将属于我个人，可是现在它左传右转的，到最后才落到我手上。虽然给了我，但他们心里是不情愿的，阿兵的请求是最说明这点的，父亲明明有言在先，不能外传，他居然还明知故犯，心存侥幸，这不是荒唐就是厚脸皮了。而且，我有种预感，这几天，我还会收到一封信或者电话，那里面还会有类似的要求，荒唐的，或者是厚脸皮的。对阿兵，我可以没什么犹豫地拒绝，但对那封信或电话，也许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封信或电话，那封未知的信或者电话，我敢说一定将出自他姐姐。

　　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3月28日

　　宿舍。夜。有风。

　　担心中的电话或信都没来。这不说明是没这事了，我知道，事情肯定是跑不脱的。从阿兵接连不断的电话，还有昨天电话里的口气看，他不会就这么死心的。他不死心，就一定会把姐姐搬出来的。他姐姐叫陈思思。

　　陈思思人长得高高的，下巴上有颗黑痣，将她白白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在我家乡，对人长痣是有说法的，说“男要朗，女要藏”，意思是说男人的痣要长得醒目，越醒目越有福气，而女人则相反。这么说来，陈思思的痣是长错了地方，或者说这颗痣意味着她不是个有福之人。福气是个神秘的东西，很难说谁有谁没有的。对陈思思，我不能说不了解，总的来说，她像她父亲，是个生活在内心世界的人，不爱说话，沉默寡言的，脸上经常挂着谦逊得几近羞涩的笑容。说真的，那时候她默默无语又腼腆的样子非常打动我，以至她父亲都看出我对他女儿的喜欢。作为师傅，老陈对我的好是超乎寻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他的儿子，他军龄比我年龄还要长，他待我就像对自己儿女一样的亲。有一天，师傅问我谈女朋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他介绍的就是陈思思。我们谈恋爱从时间上说有半年，但就内容而言只是看了两场电影，逛了一次公园而已。就是逛公园那次，她表示希望我们的关系还是回到过去那样。我们确实也这样做了。我是说我们没有因为爱不成而就怎么的，没有，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围绕着她父亲运转着，直到我离开那里。

　　我是1993年夏天离开总部，然后来到这里的。这里是破译局的一个分局，因为它重要——越来越重要，也有人说是破译局的第二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需要。所谓自己需要，是指当时我已经结婚，而这里离我爱人所在的城市要比总部近一半路程。所以，在很多人都不太情愿来这里的情况下，我是少有主动要求来的人之一，理由就是离家近。我记得，在我离开山谷的前天夜里，师傅送了我一本作纪念的笔记本，扉页有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

　　你我都生活在秘密中，有些秘密需要我们极力去解破，有些秘密又需要我们极力去保守。我们的事业需要运气。衷心希望你事业有成！

　　从那以后，师傅一直以笔记本的形式和我在一起。我相信师傅之所以送我笔记本并留下这些话，目的之一就是在提醒我要保守“那件事”的秘密。换句话说，这是师傅对我远走他方后而苦心作出的一种特殊告诫，和直白的遗言相比，这当然要婉转一些。不过直白也好，婉转也好，我都感到“那件事”对师傅的压力。那件事给师傅带来了巨大荣誉，也给他留下了沉重的顾虑，他总怕我有意无意地将它大白于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再以各种机会和形式告诫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就留遗书这事，我认为师傅是失策的。首先他对我的告诫已足够多，无需再作强调；其次这种强调方式——遗书——实在是极不恰当的，有“此地无银”之嫌。说真的，本来完全是我们俩的事，无人知道，也无人问津的，这下好了，以后会涌出多少个陈思兵？遗书其实是把原来包在秘密之外的那层保护壳剥开了，这对我保守秘密显然不利。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过遗书，但我知道凡是看过的人，有多少人看过，就会有成倍的人像陈思兵一样来挖我深藏的秘密，来考验我对师傅的忠心。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思思，我相信她一定会做陈思兵第二，对我提出无理的要求。我在等她的电话或信，就像等一个难逃的劫一样。

　　4月2日

　　宿舍。夜。晴。

　　陈思思的信没像我想的一样很快来，但还是来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着就知道不是封通常的信，里面也许堆满了用来深挖我秘密的铁镐、铁铲什么的。我捏着它，久久地捏着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当然，信是不可能不看的，只是我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给自己增添经受考验的信心和防卫的力度，我居然把师傅的照片和遗书一齐放在案头，让我在看信的同时随时可以看到师傅临死的嘱咐。

　　我就是这样开始阅读我曾经的恋人陈思思的信的。等读完信，我才发现自己种种的担心是多余的，整封信，从头到尾，有关遗书上的事提都没提，好像是知道我怕她提，所以有意不提的。这使我怀疑师傅给我留遗书的事她可能并不知道，给阿兵打电话问，果然是这样。阿兵说，给我留遗书的事他父亲要求他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姐姐思思。这也成了我彻底拒绝阿兵——他希望我告诉他“那件事”呢——的最好理由，我对他说，师傅这样做，就是因为考虑到我和你姐姐过去有的关系，担心我经不起她盘问，所以才特意对她隐瞒这事。阿兵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才有所领悟，感叹着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然后挂了电话。我相信，阿兵以后再不会来找我问这事了。这样很好。真的很好。

　　我没想到的是，思思会把信写得那么长，16开的信纸，总共写了18页，每一页的字都满当当的，长得简直不像一封信。从变化的字体和断断续续的格式看，这信起码是分几天时间才写完的，最后署的时间是3月25日——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到阿兵电话的时间。从信的内容看，与其说这是封信，倒不如说是份小说手稿，里面有感情，有故事，读起来扣人心弦，令人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