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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人】
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之为名,道之极、德之至也。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此大贤者之事也。贤者之事如此,则可谓备矣,而犹未足以钻圣人之坚,仰圣人之高。以圣人观之,犹太山之于冈陵,河海之于陂泽,然则圣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此盖圣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苟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于鬼神,则非所谓圣人矣。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动、言、视、听,苟有不合于礼者,则不足以为大贤人。而圣人之名,非大贤人之所得拟也,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逸而不怨,厄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终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时尔。且夏之道,岂不美哉,而殷人以为野,殷之道,岂不美哉,而周人以为鬼。所谓隘与不恭者,何以异于是乎?当孟子之时,有教孟子枉尺直寻者,有教孟子权以援天下者,盖其俗有似于伊尹不弊时也。是以孟子论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矫天下之弊耳。故曰:圣人之言行,岂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载周公之言曰:“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者百有馀人,欲言而请毕事千有馀人。”是诚周公之所为,则何周公之小也?夫圣人为政于天下也,初若无为于天下,而天下卒以无所不治者,其法诚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于党,立序于遂,立学于国,而尽其道以为养贤教士之法,是士之贤虽未及用,而固无不见尊养者矣。此则周公待士之道也。诚若荀卿之言,则春申、孟尝之行,乱世之事也,岂足为周公乎?且圣世之士,各有其业,讲道习艺,患日之不足,岂暇游公卿之门哉?彼游公卿之门、求公卿之礼者,皆战国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于乱世,不能考论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乱世之俗,遂以为圣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过也。且周公之所礼者大贤与,则周公岂唯执贽见之而已,固当荐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贤,不足与共天位,则周公如何其与之为礼也?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为政,则宜立学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学校而徒能劳身以待天下之士,则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势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谓愚也。或曰:“仰禄之士犹可骄,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夫君子之不骄,虽暗室不敢自慢,岂为其人之仰禄而可以骄乎?呜呼,所谓君子者,贵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于乱世,而遂以乱世之事量圣人,后世之士,尊荀卿以为大儒而继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贡】
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夫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当尧之时,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尧以为忧,故禹于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忧有甚于尧,然回以禹之贤而独乐陋巷之间,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岂不同道哉?所遇之时则异矣。盖生于禹之时,而由回之行,则是杨朱也;生于回之时,而由禹之行,则是墨翟也。故曰: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其身而已。何忧患之与哉?夫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也。苟不义而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不为矣。《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以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仪、秦轸代,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而谋为不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岂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子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道,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子贡虽好辩,讵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
【杨孟】
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论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岂性也哉?”此学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为不为命也,不肖而厄穷死丧,岂命也哉?”此学乎杨子之言命,而不知杨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杨子之言性曰善恶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杨子之言命曰人为不为命也。孟、杨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非有异也,其所以异,其所指者异耳。此孔子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者也。孟子之所谓性者,正性也,杨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杨子之所谓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恶之性,且以羞恶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则其为贤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谓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以充羞恶之性,则其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杨子之兼所谓性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谓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贵而贱,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杨子之所谓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则杨子岂以谓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恶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则孟子岂以谓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恶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支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然则孟、杨之说,果何异乎?今学者是孟子则非杨子,是杨子则非孟子,盖知读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诬哉!
【材论】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讠思讠思然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蹄啮,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与驽骀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簇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加强弩之上而广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之所宝也,然用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梃。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划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坏,天下相率而为利,则强者得行无道,弱者不得行道;贵者得行无礼,贱者不得行礼。孔子修身洁行,言必由绳墨,陈、蔡大夫恶其议己,率众而围之,此乃所谓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出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说。孟子曰:“我欲为礼也。”方是时,不独右师不说,凡与右师言者盖皆不说也。此乃所谓不得行礼也。然孔子不以弱而离道,孟子不以贱而失礼,故立乎千世之上而为学者师。右师、陈蔡之大夫卒亦不得伤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刚则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则死乎岩墙之下者,犹正命也。柔则不以礼节之,而曰:“不出,惧及祸焉。”由此则是贫贱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礼节之,刚而不以道御之,其难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与上九同患。悲夫!离道以合世,去礼以从俗,苟命之穷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对疑】
己亥敕书:“自今内殿崇班以上,大丧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则勿致,如其故。”于是有疑者,以为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独遇之如此,顾而问曰:“今子以谓如何?”尝窃原朝廷之意以对曰:先王之制丧礼,不饮酒,不食肉,不御于内,以致其哀戚者,所谓礼之实,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论其人之贵贱,不视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则虽贱者亦使之饮酒而食肉,此所谓以权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后事行,或身执事而后行者,所谓礼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论其人之贵贱,视其世之可否,而为之节者也。视其世之可否而为之节,故金革之事,则虽贵者亦有时乎而无辟,此所谓以权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大丧则皆无以身执事,而从古者卿士大夫之礼,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于此者。古之时,卿大夫之丧,所以听身不执事者,为其可以不身执事也。其可以不身执事者,何也?古之人君于其卿士大夫之丧,所以存问养恤者,盖不诎于其在事之时,其有大丧而得不以身执事者,以其臣属足使而禄赐足以事养故也。今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其素所以富养之,非备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丧者,则朝廷视遇与庶人之在野者无以异。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养其妻子,有常产矣。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去位而治丧者,则其使令非有臣属,事养非有禄赐,一日无常产,则其穷乃有欲比于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为之忧此,而曰“汝必无以身执事”,则亦有饿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议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丧者众矣,吾未见有饿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丧者,自非多积馀藏,有以活身,则孰能无以身执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丧者,故欲使其致丧之实而无以身执事也。苟不能使之无以身执事,而徒使之去位,则岂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于此者,谓所以存问恤养士大夫如古之时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赡天下之财,而存问恤养士大夫如古之时,此吾之所易为也。仰无以葬祭其先人,俯无以畜养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丧,无以身执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礼,此人所难行也。舍吾之所易为而忽不谋,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为也。”操人之所难行而诛之不释,曰:“古之士大夫皆然,尔奚事而不为?”朝廷或者以为此非先王以权制丧、内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为。虽然,愚亦有疑焉,欲内恕以及人而不为吾之所易为者,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