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讲演，虽不怎样精深难解，而在当时，却仿佛也没有什么大效果。因为那时是那样的时候，连“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成仿吾还在把守“艺术之宫”〔5〕，郭沫若也未曾翻“一个跟斗”〔6〕，更不必说那些“有闲阶级”〔7〕了。
其中提起的几种书，除《我们》外，中国现在已经都有译本了：——
《傀儡家庭》 潘家洵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 （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 耿济之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
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 胡学译。《未名丛刊》之一。北新书局发行。
要知道得仔细的人是很容易得到的。不过今年是似乎大忌“矛盾”，不骂几句托尔斯泰“矛盾”〔8〕就不时髦，要一面几里古鲁的讲“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9〕，一面源源的卖《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鲁拜集》〔10〕，将“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他底统治的工作”〔11〕的东西，灌进那些吓得忙来革命的“革命底印贴利更追亚”〔12〕里面去，弄得他们“落伍”〔13〕，于是“打发他们去”〔14〕，这才算是不矛盾，在革命了。
“鲁迅不懂唯物史观”〔15〕，但“旁观”〔16〕起来，好像将毒药给“同志”吃，也是一种“新文艺”家的“战略”似的。
上月刚说过不在《大江月刊》上发牢骚，不料写一点尾巴，旧病便复发了，“来者犹可追”〔17〕，这样就算完结。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夜，译者识于上海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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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北欧文学的原理》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号《大江月刊》，后未印入《壁下译丛》。
〔2〕《露西亚文学研究》 即《俄罗斯文学研究》，片上伸所著文学论文集。
〔3〕三闲 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载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中曾论及“趣味文学”说：
“我们由现在那些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可以知道这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三闲即指此。
〔4〕《大江月刊》 综合性杂志，陈望道主编，一九二八年十月创刊，出至十二月第三期停刊。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曾留学日本，研究社会科学、语言学。著有《修辞学发凡》，译有《苏俄文学理论》等。
〔5〕成仿吾 湖南新化人，文学批评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后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把守‘艺术之宫’”，指他在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间提倡文学上追求“全”与“美”之类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艺术之宫”，原语出于英国诗人丁尼生，他写有以此为题的一首讽喻诗。
〔6〕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未曾翻‘一个跟斗’”，指他当时还没有实行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方向转换”。（见他的《留声机器的回音》，载一九二八年三月《文化批判》第三号。）
〔7〕“有闲阶级” 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二期）中引用成仿吾所说“三个闲暇”时说，“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鲁迅在《三闲集·“醉限”中的朦胧》中说，李初梨的这个说法，其意图是“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
〔8〕托尔斯泰“矛盾”冯乃超在《艺术和社会生活》（载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一期）等文中，曾谈及“托尔斯泰的见解的矛盾”。
〔9〕“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英语Proletariat ideology（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音译。
〔10〕《少年维特的烦恼》 书信体小说，德国作家歌德著，描写市民阶层的恋爱悲剧。这里指的是郭沫若的译本，一九二一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鲁拜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1048—1123）的四行诗集，内容为反对宗教和僧侣，宣扬享乐和自由。这里指的是郭沫若的译本，一九二二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鲁拜，波斯的一种四行诗体。
〔11〕见克兴的《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任凭作家是什么阶级底人，在他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去具体地分析历史的社会的一般的现象，解释社会的现实的运动以前，必然地他不能把一切支配阶级底意识形态克服，他的作品一定要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巩固他的统治底工作。”
〔12〕印贴利更追亚 英语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的音译。
〔13〕“落伍”石厚生（成仿吾）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中曾说从鲁迅的“醉眼陶然”里，“可以看出时代落伍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自暴自弃”。
〔14〕“打发他们去” 见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二期）：“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它们打包，打发它们去。”
〔15〕“鲁迅不懂唯物史观” 杜荃（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中，说鲁迅“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
〔16〕“旁观” 见阿英（钱杏邨）的《“朦胧”以后》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我们》月刊创刊号），他说：“今日之鲁迅，实在是可怜得紧，……这是革命的旁观者的态度。也就是鲁迅不会找到出路的根源。”
〔17〕“来者犹可追” 语见《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8〕《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上曾有署名梁自强的《文艺界的反动势力》一文，说鲁迅的“公馆是在租界口上，虽然是中国街，但万一有危险时，仍然可以很容易地逃到租界里去。”这里鲁迅有意加以调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