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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利尼科夫不惯于与人来往，而且正像已经说过的，他总是逃避一切交际应酬，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但现在不知是什么突然使他想跟人接触了。他心里似乎产生了某种新想法，同时感到渴望与人交往。整整一个月独自忍受强烈的忧愁，经受心情忧郁紧张的折磨，他已经感到如此疲倦，因此希望，哪怕只是一分钟也好，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喘一口气，随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可以，因此尽管这里肮脏不堪，现在他还是很高兴待在小酒馆里。

酒馆的老板待在另一间屋里，不过常从那儿走下几级台阶，进入这间主要的店堂，而且首先让人看到的总是他那双有红色大翻口、搽了一层油的时髦靴子。他穿一件腰部打褶的长外衣和一件油迹斑驳的黑缎子坎肩，没打领带，满脸上似乎都搽了油，就像给铁锁上油一样。柜台后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还有个年纪更小的男孩子，有人要酒时，他就给送去。摆着切碎的黄瓜，黑面包干，切成一块块的鱼；这一切都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又闷又热，坐在这里简直让人受不了，而且一切都渗透了酒味，似乎单闻闻这儿的空气，不消五分钟就会给熏得醺醺大醉。

有时会碰到这样一些人，我们和他们甚至素不相识，但不知怎的，连一句话都还没说，却突然一下子，刚一见面就引起我们的兴趣。那个坐得稍远、好像退职官吏的客人，就正是让拉斯科利尼科夫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以后这年轻人不止一次回想起这第一次印象，甚至认为这是由预感造成的。他不断地打量那个官吏，当然，这也是因为那人也在一个劲儿地瞅着他，而且看得出来，那人很想开口跟他说话。对酒馆里其余的人，包括老板在内，那官吏却不知怎地似乎早已经看惯了，甚至感到无聊，而且带有某种傲慢的藐视意味，就像对待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都很低的人们那样，觉得跟他们根本无话可谈。这是一个已经年过半百的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鬓有白发，头顶上秃了老大一块，由于经常酗酒，浮肿的黄脸甚至有点儿发绿，稍微肿胀的眼皮底下，一双细得像两条细缝、然而很有精神、微微发红的小眼睛炯炯发光。但他身上有某种很奇怪的现象；他的目光里流露出甚至仿佛是兴高采烈的神情，——看来，既有理性，又有智慧，——但同时又隐约显示出疯狂的迹象。他穿一件已经完全破破烂烂的黑色旧燕尾服，钮扣几乎都掉光了。只有一颗还勉强连在上面，他就是用这颗钮扣把衣服扣上，看来是希望保持体面。黄土布坎肩下露出皱得不像样子、污迹斑斑的脏胸衣。和所有官员一样，他没留胡子，不过脸已经刮过很久了，所以已经开始长出了浓密的、灰蓝色的胡子茬。而且他的行为举止当真都有一种官员们所特有的庄重风度。但是他显得烦躁不安，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有时神情忧郁，把袖子已经磨破的胳膊肘撑在很脏而且黏搭搭的桌子上，用双手托着脑袋。最后，他直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看了一眼，高声而坚决地说：

“我的先生，恕我冒昧，不知能否与您攀谈几句？因为虽然您衣著并不考究，但凭我的经验却能看出，您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也不常喝酒。我一向尊重受过教育而且真心诚意的人，除此而外，我还是个九等文官①呢。马尔梅拉多夫——这是我的姓；九等文官。恕我冒昧，请问您在工作吗？”

①一七二二年彼得大帝制订“等级表”，所有文武官员分为十四等，一等最高，十四等最低。九等文官相当于大尉。

“不，我在求学……”青年人回答。他感到惊讶，这有一部分是由于对方说话的语气特别矫揉造作，也由于他竟是那么直截了当地和他说话。尽管不久前有那么短暂的瞬间他想与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交往都好，但当真有人和他说话时，才听到第一句话，他就又突然感到厌恶和恼怒了，——对所有与他接触、或想要和他接触的人，通常他都会产生这种厌恶和恼怒的心情。

“那么说，是大学生了，或者以前是大学生！”官吏高声说，“我就是这样想的！经验嘛，先生，屡试不爽的经验了！”并且自我吹嘘地把一根手指按在前额上。“以前是大学生，或者搞过学术研究！对不起……”他欠起身来，摇晃了一下，拿起自己的酒壶和酒杯，坐到青年人旁边，稍有点儿斜对着他。他喝醉了，不过仍然健谈，说话也很流利，只是偶尔有的地方前言不搭后语，而且罗里罗唆。他甚至那样急切地渴望与拉斯科利尼科夫交谈，好像有整整一个月没跟人说过话似的。

“先生，”他几乎是郑重其事地开始说，“贫穷不是罪恶，这是真理。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可是赤贫，先生，赤贫却是罪恶。贫穷的时候，您还能保持自己天生感情的高尚气度，在赤贫的情况下，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做不到。为了赤贫，甚至不是把人用棍子赶走，而是拿扫帚把他从人类社会里清扫出去，让他受更大的凌辱；而且这是公正的，因为在赤贫的情况下，我自己首先就准备凌辱自己。于是就找到了酒！先生，一个月以前，我太太让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痛打了一顿，不过我太太可不是我这种人！您明白吗？对不起，我还要问您一声，即使只是出于一般的好奇心：您在涅瓦河上的干草船①里过过夜吗？”

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里是彼得堡无家可归者过夜的地方。

“没有，没有过过夜，”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唉，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已经是第五夜了……”

他斟了一杯酒，喝干了，于是陷入沉思。真的，他的衣服上，甚至连他的头发里，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粘在上面的一根根干草。很有可能，他已经五天没脱衣服，也没洗脸了。尤其是一双手脏得要命，满手油垢，发红，指甲里嵌满黑色的污泥。

他的话好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虽说这注意也是无精打采的。柜台后面的两个男孩子吃吃地笑起来。老板好像故意从上面的房间里下来，好来听听这个“逗乐的家伙”在说什么。他坐到稍远一点儿的地方，懒洋洋地、但神气十足地打着呵欠。显然，马尔梅拉多夫早已是这儿大家都熟悉的人了。而且他爱用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话，大概是由于他习惯经常和酒馆里形形色色素不相识的人谈话。这种习惯对有些酒鬼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主要是他们当中那些在家里严受管束、经常受到压制的人。因此他们在同样嗜酒如命的这伙人中间，才总是力图为自己表白，仿佛是设法给自己辩解，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试图博得别人的尊敬。

“逗乐的家伙！”老板高声说。“可你干吗不去工作，干吗不去办公，既然你是个官员？”

“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吗，先生，”马尔梅拉多夫接住话茬说，这话是单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的，仿佛这是他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办公吗？难道我自轻自贱、徒然降低自己的身份，自己不觉得心痛吗？一个月以前，当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动手打我妻子的时候，我喝得醉醺醺地躺在床上，难道我不感到痛苦吗？对不起，年轻人，您是不是有过……嗯哼……虽然明知毫无希望，可还是不得不开口向人借钱？”

“有过……毫无希望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没有希望，事先就知道这绝不会有什么结果。喏，譬如说吧，您早就知道，而且有充分根据，知道这个人，这个心地最善良、对社会最有益的公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钱借给您。因为，请问，他为什么要给呢？不是吗，他明明知道，这不会还给他。出于同情心吗？可是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这个经常留心各种新思想的人，不久前解释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连科学也不允许有同情心，在有了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就是这样①请问，他为什么要给钱呢？瞧，您事先就知道，他绝不会借给您，可您还是去了……”

“为什么要去呢？”拉斯科利尼科夫追问一句。

“如果没有别人可找，如果再也无处可去呢！不是吗，得让每个人至少有个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啊。因为常常有这样的时候，一定得至少有个可以去的地方！我的独生女儿头一次去拉生意的时候，我也去了……（因为我女儿靠黄色执照②生活……）”他附带加上了一句，同时有点儿神色不安地看了看青年人。“没什么，先生，没什么！”柜台后面的两个男孩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老板也微微一笑，这时他立刻匆匆忙忙地说，看来神情是安详的。“没什么！这些人摇头我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一切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一切秘密都公开了；而且我不是以蔑视的态度，而是怀着恭顺的心情来对待这一切的。由它去吧！让他们笑吧！‘你们看这个人！’③对不起，年轻人：您能不能……可是，不，用一种更加有力、更富有表现力的方式，说得更清楚些：您能不能，您敢不敢现在看着我肯定地说，“我不是猪猡？”

①指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斯·米利（一八○六——一八七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的俄译本是一八六五年出版的。米利认为，人的行为、愿望乃至苦难都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事先决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这种观点。

②指作妓女。帝俄时，妓女要在警察局领黄色执照。

③引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年轻人什么也没有回答。

“嗯，”等到屋里随之而来的吃吃的笑声停下来以后，这位演说家又庄重地，这一回甚至是更加尊严地接着说：“嗯，就算我是猪猡吧，可她是一位太太！我的形象像畜生，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我的妻子，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位校级军官的女儿。就算，就算我是个下流坯吧，她却有一颗高尚的心，受过教育，满怀崇高的感情。然而，……噢，如果她怜悯我的话！先生，先生，要知道，得让每个人至少有个能怜悯他的地方啊！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虽然是一位宽洪大量的太太，可是她不公正……虽然我自己也知道，她揪我头发的时候，只不过是出于她的怜悯心，因为，我反复说，她揪我的头发，我并不感到难为情，年轻人，”他又听见一阵吃吃的笑声，怀着加倍的自尊承认道，“不过，天哪，如果她哪怕是仅仅有一次……可是，不！不！这一切都是徒然的，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我所希望的已经不止一次成为现实，已经不止一次怜悯过我了，可是……

我就是这么个德性，我是个天生的畜生！”

“可不是！”老板打着呵欠说。

马尔梅拉多夫坚决地用拳头捶了捶桌子。

“我就是这么个德性！您知道吗，先生，我连她的长袜都拿去卖掉，喝光了？不是鞋子，因为这至少还多少合乎情理。可是长袜，把她的长袜卖掉，喝光了！她的一条山羊毛头巾也让我卖掉，喝光了，是人家从前送给她的，是她自己的，而不是我的；可我们住在半间寒冷的房屋里，这个冬天她着了凉，咳嗽起来，已经吐血了。我们有三个小孩子，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擦啊，洗啊，给孩子们洗澡，因为她从小就爱干净，可她的胸部不健康，很可能害了痨病，这我也感觉到了。难道我感觉不到吗？酒喝得越多，越感觉得出来。就是为此我才喝酒的，想在酒中寻找同情和爱情……我喝酒，是因为我想得到加倍的痛苦！”说着，他仿佛绝望地朝桌子垂下了头。

“年轻人，”他又挺直了腰，接着说，“我从您脸上看出，您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情。您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所以立刻就跟您交谈起来。因为，我把自己的生活故事告诉您，并不是想在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面前作践自己，这一切，我不说他们也都知道，我说这些，是为了寻找一个富有同情心和受过教育的人。您听我说，我的妻子在省里一所贵族高等女子学校里受过教育，毕业的时候，省长和其他社会名流都在座，她跳了披巾舞①，为此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张奖状。奖章嘛……奖章让我卖掉换酒喝光了……已经很久了……嗯，……奖状到现在还放在她的箱子里，不久前她还拿给女房东看过。虽然她跟房东经常不断地争吵，不过还是想在人前夸耀一番，把过去的幸福日子告诉人家，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行。我并不指责她，我并不责备她，因为这是她记忆里剩下的最后一点安慰，其余的全都烟消云散了。是啊，是啊；是一位性情急躁，高傲而又倔强的太太。自己擦洗地板，啃黑面包，可是绝不让人不尊重自己。正是因此她不肯原谅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的无礼行为，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为这打了她以后，她躺倒在床上，这与其说是因为挨了打，倒不如说是因为伤了她的心。我娶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她嫁的第一个丈夫是个步兵军官，她爱他，跟他离家私奔了。她别提多爱自己的丈夫了，可是他玩上了牌，落得出庭受审，就这么死了。最后他还打她，虽然她不原谅他，这我确实知道，而且有可靠的证据，但是直到现在她还经常眼泪汪汪地想起他来，用他来教训我，而我却感到高兴，我所以高兴，是因为，至少在她想象中，她认为自己有一个时期是幸福的……他死了以后，她和三个年龄很小的孩子留在一个极其偏远的县城里，当时我正好也在那儿，她生活极端贫困，几乎陷于绝境，虽说我见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不同寻常的事情，可就连我也无法描绘她的处境。亲戚都不认她了。而且她高傲得很，高傲得太过分了……而那时候，先生，那时候我也成了鳏夫，有个前妻留下的十四岁的女儿，于是我向她求婚了，因为我不忍心看到她受这样的苦。一个受过教育、又有教养、出身名门的女人，竟同意下嫁给我，单凭这点您就可以想见，她的苦难已经达到了什么地步！可是她嫁给了我！她痛哭流涕，悲痛欲绝，——可是嫁给了我！因为走投无路啊。您可明白，您可明白，先生，当一个人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吗？不！这一点您还不明白……整整一年，我虔诚、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从未碰过这玩意儿（他伸出一只手指碰了碰那个能装半什托夫②的酒壶），因为我有感情。不过就是这样，我也没能赢得她的欢心；而这时候我失业了，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错，而是因为人事变动，于是我喝起酒来！……一年半以前，经过长途跋涉和数不尽的灾难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这宏伟壮丽、用无数纪念碑装饰起来的首都。在这儿我又找到了工作……找到了，又丢掉了。您明白吗？这次可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丢掉了差事，因为我的劣根性暴露了……目前我们住在半间房屋里，住在女房东阿玛莉娅·费多罗芙娜·利佩韦赫泽尔那儿，我们靠什么过活，拿什么付房租，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儿住着很多人，除了我们……简直是所多玛③，混乱极了……嗯……是的……就在这时候，我前妻生的女儿长大了，她，我女儿，在那长大成人的这段时间里受过继母多少虐待，这我就不说了。因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虽然宽洪大量，却是一位性情急躁、很容易生气的太太，而且不让别人说话……是啊！唉，这些都没什么好回忆的！索尼娅没受过教育，这您可以想象得出来。四年前我曾尝试教她地理和世界通史；不过我自己懂得的也不多，而且没有适当的教科书，因为仅有的一些书籍……嗯！……唉，这些书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全部教育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只读到了波斯的居鲁士大帝④。后来，她已经成年以后，看过几本爱情小说，不久以前，通过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还看过一本刘易士的《生理学》⑤，——您知道这本书吗？——她怀着很大的兴趣看完了，甚至还给我们念过其中的几个片断：这就是她所受的全部教育。现在我问您，我的先生，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向您提出一个非正式的问题：照您看，一个贫穷、然而清白无瑕的姑娘，靠自己诚实的劳动能挣到很多钱吗？……先生，如果她清清白白，又没有特殊才能，即使双手一刻不停地干活，一天也挣不到十五个戈比！而且五等文官克洛普什托克，伊万·伊万诺维奇，——这个人您听说过吗？——借口她做的衬衣领子尺寸不对，而且缝歪了，不仅那半打荷兰衬衣的工钱到现在还没给，甚至仗势欺人，跺跺脚，用很难听的话破口大骂，把她赶了出来。可是这时候几个孩子都在挨饿……这时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痛苦地搓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脸上泛出红晕，——害这种病的人总是这样：‘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她说，‘住在我们这儿，又吃，又喝，还要取暖，’可这儿有什么好喝、好吃的呢，既然孩子们已经三天没见到面包皮了！当时我正躺着……唉，有什么好说的呢？我醉醺醺地躺着，听到我的索尼娅说（她性情温和，说话的声音也是那么柔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小脸蛋儿苍白，消瘦），她说，‘怎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难道我非得去干这种事情吗？’而达里娅·弗兰佐芙娜，这个居心不良的女人，警察局里对她也熟悉得很，她已经通过女房东来过三次了。‘有什么呢？’。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嘲笑地回答，‘爱护贞节干什么？嘿，这可真是个宝贝啊！’不过请别责备她，请别责备她，先生，请别责备她！她说这话是在失去理性的时候，精神已经不正常了，是在感情激动而且有病的情况下，是在听到挨饿的孩子哭声的时候，而且她说这话与其说是真有这个意思，不如说是为了侮辱她……因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就是这样的性格，只要孩子们一哭，哪怕是因为饿得慌，她也立刻动手去打他们。我看到，大约五点多钟的时候，索涅奇卡起来，包上头巾，披上斗篷，从屋里走了出去，到八点多钟回来了。她一回来，径直走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跟前，一声不响地把三十个卢布摆到她面前的桌子上。这么做的时候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哪怕看她一眼也好，可连看都没看，只是拿了我们那块绿色德拉德达姆呢的大头巾（我们有这么一块公用的头巾，是德拉德达姆呢的），用它把头和脸全都蒙起来，躺到床上，脸冲着墙，只看见瘦小的肩膀和全身一个劲儿地抖个不停……而我，还是像不久以前那样躺着……当时我看到，年轻人，我看见，在这以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也是那样一言不发，走到索涅奇卡床前，在她脚边跪了整整一夜，吻她的脚，不想起来，后来，她俩抱在一起，就这样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