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前,那狗当即撤了她一身尿。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12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13
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乳罩以外什么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开始做爱。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没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虑眼下的形势: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是找她不回来的。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14
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之后,他象挨了当头一棒,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镇静。没有人逼他作出结论。他也无须看着院子那边的墙发呆,无须苦苦思虑于她的去留。特丽莎自己已决定了一切。
他到餐馆里吃了午饭,沉郁沮丧。可他吃着吃着,绝望的情绪渐渐消解,没有那么厉害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回想起与她一起生活的岁月,他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会有更好的结局。如果是别人来构设这个故事,他也不能不这样来结束。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话联系吗?不,一点儿也不。也许他感到,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