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神此时正蓄足全力，准备扑向孤城，使其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鼠疫即将到达高峰的前夕，余下尚待叙述的就是那些像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了。他们为了重新找到失去的幸福，从瘟神口边夺回他们严加保卫、不使受损的身家性命的一部分，长期来，不顾形式单调，拼命地进行活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接受威胁着自己的奴役。虽然表面上这种方式不见得比其他方式有效，但依笔者看来，确也有它的意义，而且，虽然怀有自炫的心情，甚至自相矛盾，它确能显示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自豪感。

　　朗贝尔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攫住自己，正在进行着斗争。当事实证明通过合法手段出城已无希望，他就告诉里厄，决定另找出路。记者首先从咖啡馆的服务员身上打主意，因为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对什么都熟悉。但是他最初问讯的几个对象告诉他的，只是这类举动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事处分。有一次他甚至差一点被人当成煽动出城者。后来还是在里厄家碰到了科塔尔，事情才算有了一些眉目。那一天，里厄同他谈到了记者在行政部门碰壁的事情。几天后，科塔尔在路上遇到朗贝尔，前者以自己近来在社交活动中所采取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来接待朗贝尔。他说：

　　“一直毫无进展吗？”

　　“对，毫无进展。”

　　“不能指望机关，他们是不会理解人的。”

　　“的确如此，我在另找门路，但这井不容易。”

　　“啊！”科塔尔说，“我懂。”

　　他知道一整套办法，向朗贝尔介绍了一番，使后者听了感到惊奇。他告诉朗贝尔，很久以来，奥兰所有的咖啡馆他都经常去，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了解到有一个组织专干这一行。原来科塔尔近来花费很大，入不敷出，于是也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正在贩卖香烟和劣酒，这些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这种事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

　　“有，因为有人已向我建议过。”

　　“那么您自己为什么不利用？”

　　“您用不着不放心，”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利用，因为我不想走。我有我的道理。”

　　沉默一会后，他接着说：

　　“您不想知道我的道理吗？”

　　朗贝尔说：“我认为这跟我无关。”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跟您无关，然而在另一种……只有一桩事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自从发生鼠疫以来，我在这儿感到好过了许多。”

　　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问：

　　“怎么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啊！”科塔尔说，“这可不容易。跟我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气沉闷，全城变得越来越热了，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遮阳布，路上已没有行人往来了。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有拱廊的马路上，走了好久大家一言不发。这是鼠疫隐形遁迹的时刻：天地静止，万物失色，周围一片沉寂，可以说是盛夏特色，也可以说是发生鼠疫的情景。这使人昏昏然的空气，说不上来是由于灾情的威胁还是由于灰尘和懊热所致。必须留心观察和思索一番才能联系到鼠疫上去，因为它只有通过反面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譬如说，那位同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提醒朗贝尔注意狗已绝迹了，在平时，它们此时该侧卧在过道的出日处，喘着气，想凉快凉快而办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向海军区走去。靠左首出现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外面斜张着黄色粗帆布遮阳。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一张绿色铅皮桌子前的轻便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嗡嗡地到处乱飞，摆不稳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鹦鹉，全身羽毛下垂，垂头丧气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战争画，上面布满积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子上，全都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已有点儿干的鸡粪，在朗贝尔面前的桌子也不例外。直到从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跳出一只美丽的公鸡，这时他们才明白究竟。

　　这时气温好像还在上升。科塔尔脱去上衣，在铅皮上敲敲。一个缩在蓝色工作长围裙里的矮个儿从屋子深处走了出来，远远地一看见科塔尔就向他打招呼，一边走过来一边向公鸡猛踢一脚把它赶跑，在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顾客要些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嘿！”那人说，“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您不是知道他的时间的吗？”

　　“是的，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过有个朋友要介绍给他。”

　　服务员在他的围裙上揩揩潮湿的手。

　　“啊！这位先生也想干一下吗？”

　　“是。”科塔尔说。

　　矮子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说：

　　“那么，今晚再来，我派孩子找他去。”

　　出去时，朗贝尔问这是什么名堂。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们把东西从城门口搞进来，高价出卖。”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他们有同党？”

　　“对”

　　晚上，遮阳布已卷起，鹦鹉在笼中学舌，铅皮桌前坐满了只穿衬衫的人们。其中有一个，草帽戴在后脑勺上，穿着一件白衬衣，露出焦土色的胸脯。他见到科塔尔进来就站了起来。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五官匀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手上戴着两三只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上喝酒会。”

　　三杯下了肚，还没人吭声。

　　于是加西亚开腔了：

　　“出去走走好吗？”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去，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对他说，他把朗贝尔介绍给他不完全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在科塔尔的前面，笔直向前走着，一边吸着烟。他提了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称“他”，做出一副好像没有看见他在场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的老婆在法国。”

　　“噢！”

　　过了一会又问：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一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默不作声。

　　科塔尔说：“这是一位朋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走到了码头，人口处有大栅栏挡着。他们向一家供应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炸鱼的气味已扑鼻而来。

　　“总之，”加西亚总结说，“这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得去找到他，这事还不太好办呢。”

　　“啊！”科塔尔激动地问道，“他藏起来了？”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向朗贝尔说道：

　　“后天，十一点钟，城内高地，海关营房的角上。”

　　他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然而又转向他们两人说：

　　“这是要花钱的。”

　　这是一种征求对方同意的表示。

　　朗贝尔答应说：“那当然。”

　　过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致谢，后者轻松地说：

　　“噢，不必，为您服务我觉得高兴。况且您是个记者，有朝一日您会还我的情的嘛！”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科塔尔登上通向城内高地的没有树荫的街道。海关营房的一部分房屋已改成了诊疗所，大门前聚着一些人。他们抱着探望一次病人的希望，当然这是不会获准的；他们或者想打听一些消息，而这些消息一个钟头以后就会过时了。这一群人在那里熙熙攘攘的，很热闹，加西亚和朗贝尔所以会的好在这儿见面，看来和这种环境不无关系。

　　“真奇怪，”科塔尔说，“您执意要走。总的来讲，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朗贝尔答道。

　　“噢！那当然，在这里要担些风险。不过，就是在鼠疫发生前，要通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不是也要冒同样大的风险么？”

　　正在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的近旁停了下来。塔鲁在开车，里厄处于半睡眠状态。

　　他醒后，就为他们作介绍。

　　“我们认识的，”塔鲁说，“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他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到市区去。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约会。”

　　里厄看看朗贝尔。

　　“对。”后者说。

　　“啊！”科塔尔吃惊地说，“医生也知情吗？”

　　“预审推事来了，”塔鲁看着科塔尔，一面关照他说。

　　科塔尔的脸色变了。果然，奥东先生顺着街以有力而规则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走到这一小堆人面前时，脱帽招呼。

　　“您好，推事先生！”塔鲁说。

　　推事也向这两位坐车来的人问好，又朝站在他们后面的科塔尔和朗贝尔看看，庄严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塔鲁把领取年金的人和记者向他介绍了一下。推事仰头朝天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说，这真是一个苦闷的时期。

　　“有人对我说，塔鲁先生，您在搞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我不敢完全赞同。医生，您看这病还会蔓延吗？”

　　里厄回答说应该希望它不会如此，推事也重复说必须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天的意图是无法窥测的。塔鲁问他当前的事件是否为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正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这方面的案件减少了，我干的只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的法律。”

　　“这是由于相比之下，这些老法律显得好一些，这是必然的事。”塔鲁说。

　　推事一变原先双眼凝望着天空好像在寻思的样子，而以一种冷漠的神色看着塔鲁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法律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判决。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推事走了，科塔尔说：“那个家伙啊，他是头号敌人！”

　　汽车起动了。

　　过了一会，朗贝尔和科塔尔看见加西亚来了。他走过来并不向他们做出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还得等一等”来代替打招呼。

　　在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她们手中几乎都拎着篮，妄想着这些东西能送到她们生病的亲人手中，更荒唐地希望她们的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门口由武装哨兵把守着。从大门和营房之间的院子里不时传出一声怪叫，这时在场的一些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向诊疗所望去。

　　正当三个人观看着这一情景时，身后一声清楚而低沉的“你们好”的声音使他们回过头去。虽然天很热，拉乌尔仍穿得规规矩矩的。他身材高大而健壮，穿着一身深色双排扣子的服装，头戴一顶卷边的呢帽，面色相当苍白，一双棕色的眼睛，嘴巴经常紧闭着。拉乌尔说话急速而明确：

　　“我们到城里去吧。加西亚，你可以离开我们了。”

　　加西亚点了一支香烟，让他们三人离去了。他们随着夹在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快速地走去。

　　“加西亚对我说明白了。事情可以办得到，不管怎样，这件事要花您一万法郎。”拉乌尔说。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答应。

　　“明天到海军区的西班牙饭店里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同他握手，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走开后，科塔尔请朗贝尔原谅他第二天不能来，因为有事，反正朗贝尔也用不着他了。

　　第二天，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饭店时，里面的人都掉过头来瞧着他。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处在一条已被太阳晒干的黄色小街的低处，去那里吃饭的全是男人，大多数外表像西班牙人。坐在店堂尽头的一张桌旁的拉乌尔对记者打了一个手势，朗贝尔朝他走去，这时，瞧着朗贝尔的这些人面上好奇的神色顿时消失，重新各自进餐。与拉乌尔同桌的有一个瘦瘦的高个儿，胡髭没有剃净，肩膀宽得异乎寻常，头发稀少，脸长得像马面，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中，露出一双长着黑毛的细长手臂。当朗贝尔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讲到他时只是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相信能够帮助您，他将让您……”

　　这时女服务员走过来问朗贝尔要吃什么，打断了拉乌尔的话。

　　“他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再由他们把您介绍给和我们合伙的几个守卫人员。但到那时事情还未全部解决，还要等到那些守卫人员认为有机可乘时才行。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他们中的一个人家里住上几夜，他家离关卡不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替您作必要的联系，当一切安排妥当，也由他同您结算费用。”

　　这位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断地把甜椒和西红柿做成的拌凉菜捣碎，然后大口大口地往里吞。过一会儿他开腔了，稍微带一点西班牙口音。他建议朗贝尔第三天早上八点在教堂的门廊底下碰头。

　　“还要等两天。”朗贝尔着重地提了一下。

　　“这是由于这事不容易办，”拉乌尔说，“要找人嘛。”

　　这匹马再次点一下头，朗贝尔不太热情地表示同意。在余下的午餐时间甲，大家寻找别的话题。等朗贝尔发现这匹马是个足球运动员后，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他自己在这项运动中也有不少经验。他们谈到法国全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能以及W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这匹马变得活跃非凡，他不用“您”而用“你”来称呼朗贝尔，并要他相信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踢中卫。他说：“你知道，中卫是支配全局的，而支配全局，这才叫踢足球。”朗贝尔同意这种说法，虽然他是踢中锋的。不过他们的谈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收音机轻声地反复播送情意缠绵的乐曲后，开始报道说前一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在场的人全无反应。马面人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分手时，这位中卫有力地同朗贝尔握手说：

　　“我叫贡扎莱斯。”

　　这两天时间在朗贝尔的感觉中简直长得没完没了。他到里厄那里把全部行动详情告诉了他，然后陪着医生到一家病人家去出诊。走到一个等待着里厄、病情可疑的病人家门日，朗贝尔向医生告别。这时从过道里，传来一阵奔跑声和人声：他们在奔告家人医生来了。

　　“希望塔鲁不要耽搁。”里厄低声说道。

　　他样子看来很疲倦。

　　“疫情发展太快了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倒不是这点，统计表上的曲线甚至上升得慢了点，只是对付鼠疫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军队中，一般都用人力来补救物力的不足，但是我们连人力也不够。”

　　“外地不是来了医生和卫生人员么？”

　　“是的，”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看起来不算少了。按照目前疫情，还勉强能对付，如疫情再发展就不够了。”

　　里厄注意听着屋内的声音，然后向朗贝尔笑笑，说道：

　　“对，您应该快点把您的事办成。”

　　朗贝尔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低沉地说：

　　“您知道，我不是为了这个才走的。”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这一点，但朗贝尔继续往下说：

　　“我相信我不是个懦夫。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这方面我经受过考验。只是当我想到某些情况时，我就感到受不了。”

　　医生直望着他的脸：

　　“您会和她见面的。”

　　“也许会，但是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她在这段时间内会老起来，就不能忍受。三十岁的人要开始老了，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里厄低声说他相信能理解。这时，塔鲁来了，很兴奋的样子。

　　“我刚才去请帕纳卢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结果怎样？”医生问道。

　　“他思考过后，答应了。”

　　“我感到高兴，”医生说，“我高兴的是了解到他本人比他的布道要好。”

　　“大家都一样，”塔鲁说，“就是要给他们机会。”

　　他微笑着，向里厄眨眨眼睛。

　　“给人创造机会，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工作。”

　　“请你们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朗贝尔在约好的星期四那天来到教堂的门廊下，离开八点还有五分钟。空气还相当清新，在天空中飘浮着即将被上升的热气流一下子就吞没的圆圆的小朵白云。草坪虽然干燥，仍旧可以闻到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一阵淡淡的潮气。东面屋后的太阳只晒热了装饰着广场的圣女贞德全身镀金的塑像的帽盔。一只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无人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内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诵读圣诗声，同时又涌来一股地窖和焚香混合的气味。突然，诵诗声停了，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中出来，跨着急促的步子向城中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人影登上大石级向门廊走来。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忽然想起这地方恐怕是不准抽烟的。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奏了起来。朗贝尔走到了阴暗的拱顶底下。过了一会，在正殿中他看到那些在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身影。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前面有一座临时祭台，上面有刚刚布置好的一个由城内一家工场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这些身影跪在那里，似乎已蜷缩成一团，隐没在烟雾缭绕之中，就像一些凝固不动的影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其颜色不比那灰蒙蒙的雾气深多少。在他们上面，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贡扎莱斯已从石级上走下来向城市方向走去。

　　“我想您已经走掉了，”他对记者说，“这不足为怪。”

　　他解释说，他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等待约好在匕点五十分会面的几个朋友。但是他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肯定遇到了什么问题了，于我们这一行总不会一帆风顺的。”

　　他另订约会，定于第二天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会面。朗贝尔叹了日气，把呢帽向后一推。

　　“没关系，”贡扎莱斯笑着说，“你要想一想：在球赛中需要有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传球，这一大套做完后才能射入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一场足球赛只要一个半小时。”

　　奥兰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所在地是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长的散步场所，一边靠着俯瞰港口的峭壁。第二天，朗贝尔先一步到达约会地点，仔细地读着阵亡将士的名单。几分钟后，有两个人走过来，向他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散步处的栏杆边凭栏眺望，好像全神贯注地俯视着空无一人的港日。他们两人一样身材，都穿着一样的蓝裤子，一样的短袖子海军蓝色毛线衣。记者稍稍走远一些，去坐在一张长凳上以便从容地打量他们。他看出他们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岁。那时，他看到贡扎莱斯走了过来，并向他道歉。

　　他说：“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说罢带他到两个青年那边，介绍两人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去，他们两人非常相像，朗贝尔估计他们是兄弟俩。

　　“好吧，”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应该言归正传了。”

　　不知是马塞尔还是路易说，还要等两天才轮到他们值班守岗，为期一周，必须看准一个最方便的日子行事。把守西门的共有四个人，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谈不到把他们也拉进来。他们是靠不住的，何况这样还要增加费用，但是有些晚上他们这两个同事会到一家熟悉的酒吧间的后间里去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也可能是路易——建议朗贝尔上他们在关卡附近的家里去住，等待通知。这样，出城的事将毫无困难，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近来有人传说在城市的外围要设立双重岗哨了。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从他剩下的香烟中拿了几支请他们抽。两人中那个还没有开过腔的就问贡扎莱斯费用有没有谈妥，是否可以预付一些钱。

　　“不，”贡扎莱斯说，“用不着这样做，这是自己人。费用到走时再结算。”

　　他们又订了一个约会，贡扎莱斯建议再过两天到西班牙饭店吃晚饭，然后他们从那里到这两位守卫的家里去。

　　他告诉朗贝尔：“第一夜我陪你。”

　　又过了一天，朗贝尔上楼回到他房间里去的时候，在旅馆的楼梯上同塔鲁对面遇上了。

　　“我去找里厄，”后者说，“您愿意一起去吗？”

　　“我总怕打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下子说。

　　“我想不会，他跟我谈起您的许多事。”

　　记者想了一会说：

　　“我说，假如你们晚饭后有空的话，就是晚一点也不妨，你们俩都到旅馆酒吧间来。”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里厄和塔鲁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来到了这又小又狭窄的酒吧间。三十来个人挤在那里高声交谈。这两位刚脱离疫城的寂静环境的来客停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像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厂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罗，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律嘛。”塔鲁说。

　　“你们还没有懂得。”朗贝尔耸耸肩膀说。

　　“没懂什么呢？”

　　“鼠疫。”

　　“啊！”里厄叫起来。

　　“不，你们没有懂得，就是这个要叫人重起炉灶。”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唱片？”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在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不是一条狗便是一个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放完了，可以听到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窗口下面经过，渐渐微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这张唱片听了使人怪难过的，”朗贝尔说，“我今天已足足听了十遍了。”

　　“您那么喜欢它？”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又说：

　　“我对你们说还得重起炉灶哪！”

　　他问里厄卫生防疫队工作进行得怎样。里厄回答说有五个队在工作，希望再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边，好像一心专注在他的指甲上。里厄打量着他蟋曲在床边的粗矮壮健的身形。忽然他发现朗贝尔在注视着他。朗贝尔说：

　　“您知道，医生，我对你们的组织考虑得很多。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是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失败者的一边，但从那时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塔鲁问。

　　“勇气。现在我明白人是能够做出伟大的行动的。但是如果他不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的话，那就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印象是，人是任何事情都能干的。”塔鲁说。

　　“不见得，他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他看了他们一眼又说：

　　“您说说，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目前看来不会。”；

　　“对啦，但您能为理想而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为理想而死的人我是看够了。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已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

　　里厄一直留神倾听着记者的话，始终望着他。这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人不是一种概念，朗贝尔。”

　　对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得脸色通红。

　　“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极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我嘛，只有这点想法。”

　　里厄站了起来，好像突然感到厌倦起来。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想干的事情的意图，您的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严肃起来问道。

　　“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啊！”朗贝尔怒气冲冲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分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爱情，也许这事儿做错了？”

　　里厄面对着他，有力地说道：

　　“不，您没有做错。”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二位，我看你们在这一切活动中，一点也不会失去什么：在正路上走嘛，总是容易的。”

　　里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

　　“走吧，我们还有事呢。”

　　他走了出去。

　　塔鲁跟在他后面，但刚走出去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对记者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在离这里儿百公里之外的一个疗养所里？”

　　朗贝尔做了一个表示惊异的动作，但塔鲁已走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朗贝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在我找到离开这座城市的办法之前，您能同意我跟你们一块儿干一阵子么？”

　　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说：

　　“行，朗贝尔。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