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韦 宏

　　瑞典皇家学院将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从而使前苏联与西方之间继“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之后又一次出现了冷战的局面。从那时以来，索尔仁尼琴也由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变为“流亡作家”，其创作活动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引人注目。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从此，他被监禁在劳改营里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廖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1年，他的长篇小说《191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

　　有消息说，在推行改革政策的今天，苏联将有计划地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让“精神上提高了的整个人民”去阅读。因此，《癌症楼》这部国际上一直畅销的力作，不久即可与广大苏联读者见面。

　　这是一部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作品。“癌症楼”这一名称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何况作者还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交代过：“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癌症之对于人体和邪恶之对于社会，同样都是致命的。“癌症楼”在作者心目中是隐喻和象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写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实际上是社会悲剧的写照。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劳改的事实，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产生这些悲剧的缘由。结果，他发现了社会机体上的“毒瘤”，从而加以无情地剖析，把致命的“癌细胞”公诸于世了。

　　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队里呆过7年，又在劳改营里呆过7年，之后是在流放地度日。就在这时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经爱克斯光照射他病情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在他看来“是太残酷了”，他愤而反抗。表面上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实际上他比较随和＿点也不傲慢，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格扭曲、性情暴躁。作者正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击了肃反扩大化以及此前此后一次次清洗的罪恶及其对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损害。主人公对生活冷眼旁观、对历史深沉反思的态度正是作者本人坎坷经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科斯托格洛托夫知识渊博，但他无时不把爷爷的一句口头禅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傻瓜好为人师，而聪明人甘当学生。”即使在劳改营里他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吸取知识，甚至跟同营里原来是列宁格勒大学古代语文和古希腊、罗马文学讲师偷偷地学过拉丁文。科斯托格洛托夫又有着诗人的气质，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受到主人公精神境界的感染，从而寄予无限的同惰。请看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怎样谈到流放地的一条河的：“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第二十二章）渊博的知识和诗人的气质又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具有了哲人的思维特点。他希望有一个道德健全的社会，他从人体的肿瘤想到国家机体上的“肿瘤”，自己宁愿待在“癌症楼”里，也不愿被“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

　　小说《癌症楼》的全部素材几乎都取自现实生活，有其原型，就连书中写到的两条狗——茹克与托比克，从狗的名字直到通人性的习性，都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而并非杜撰，这一细节，读者只要参看一下译本前面的“作者生活照”便可一目了然。 “癌症楼”又仿佛是透视灵魂的一面巨大的照妖镜。那些自以为是健康的人，那些在官僚主义机制下“正常”运转的各个“部件”，实际上许多都是灵魂上的病人。像鲁萨诺夫之类的官僚主义者，致命的倒不是他下巴颏那儿的肿瘤，而是灵魂上的“癌细胞”。作者通过描写鲁萨诺夫怎样从一个工人步步高升、飞黄腾达，最后成为一个相当有权势的“领导干部”，揭示出特权阶层形成的社会根源及其道德沦丧、人性混灭的具体过程。鲁萨诺夫当年是靠告密，靠捏造事实、诬陷好人并使其遭到流放、家破人亡，靠踩着别人而升上去的，甚至还趁机霸占别人的住房。而后来，当受害者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先后都回到原来的城市时，鲁萨诺夫却咬牙切齿，对反个人崇拜的人怀恨在心：“他们有什么权利现在把那些人一个个放出来？”还恬不知耻地说：“怎么能这样不近人情地作践人呢？”（第十三章）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鲁萨诺夫这类靠诬陷手段爬上领导岗位的人恨之入骨，所以他才总是那么冷嘲热讽、满口粗话甚至无礼地对待鲁萨诺夫，不仅不正眼瞧他．简直巴不得让肿瘤置他于死地。这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排解内心痛苦、反抗社会不公的一种手段。看到鲁萨诺夫在癌症楼里仍然权迷心窍、居高临下、放不下架子，科斯托格洛托夫不由得怒火中烧，决心报复。可惜的是，在癌症楼里，病员们几乎都“跟呆头呆脑的鸡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喉管上挨一刀，可还都在咕咕哒哒，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还在刨土觅食。”小说《癌症楼》里几乎通篇都是这种象征和语义双关的写法。作者在第九章结尾处，写到癌症楼里的三个同病房的病号，送一位出院等死的病友时插叙道：“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在作者笔下，癌症楼几乎等同于监狱，而这监狱又是终生监禁的“死牢”，因为即使有人可以从这座‘滥狱”里出去，“可一出大门他就又会被逮捕”。

　　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的细腻笔触简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哪怕只读了一遍，读者也不会忘记同名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主人公是怎样把粥碗舐得光光的，而《癌症楼》里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怎样从签子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烤羊肉串的肉块的。“司机们每人吃完四五串烤肉，发动引擎开车走了，而奥列格却还在吮自己的那一串。他用舌头和嘴唇感受着每一小块鲜嫩的肉如何渗出汁来，如何散发香味，又怎样火候到家而丝毫不焦，感受着每一小块这样的肉里还蕴藏着多少未被破坏的天然魁力……”（第三十五章）

　　看来，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对死亡与癌症的态度，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生命激情，正是作者着意传达的重点之一。至于怎样传达，通过什么传达，那大概就涉及到作者独运匠心的构思和特殊的艺术技巧了。小说《癌症楼》中，梦境、幻觉以及本能的冲动等下意识活动占有一定的比重，作者还采用了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等手法，这就使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意识流”特色。作者通过对性欲的描写，揭示存在于人身上的感惰是无法灭绝的真理。即使感情由于客观原因暂时混灭，到了一定的时候还是会复苏的。在流放地，“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整夜都有毛驴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像吹号似地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表达它们求偶的情欲和传宗接代的信心。这种求偶的呼声在奥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鸣。”（第二十章）即使在他多年经受劳改、流放、沉冤难白而来到“癌症楼”治病的时候，人性乃至性意识也在他身上猛醒：他开始注意女人的腿，开始想到女人，因为“他多年压根儿没看到过女人。当然也没接近过。他听不到她们的说话声，他不记得什么是女人的声音了。”（第十八章）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在作者笔下，成为生命力的一种标志。通过对性欲的描写，作者展示出主人公追求精神自由的心灵世界，并以此表现主人公对自己“被永远流放”的现实世界所进行的反抗。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头脑里，“生活的花朵”全在女人身上。作者虽然写了惰欲，但并没有写淫乱。作者旨在突出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更难忍受。这就是为什么生者比死者更痛苦：“对男人战争是慈悲的，把他们带走了，而把女人留下来受痛苦折磨。”（第二十五章）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铁丝网内”不幸朋辈中的幸存者，他感情上变得麻木了，政治热情已消失殆尽，似乎惟有与动物本能相通的性欲尚存。作者常常采用“意识流”手法，使主人公追求女性时不受理性控制的下意识内心活动得以自然流露。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也毕竟是有区别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岂不也曾试图以理智去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行，应当设法从这种情感的浪潮中摆脱出来。下能每遇到一个可爱的女人就失魂落魄。”（第十七章）

　　在“性”的描写方面，小说作者所着力写的是心理活动。作者笔下的一切，似乎无不是象征和隐喻，暗示着人的心理意识情绪。从焦姆卡和阿霞这对青少年病号身上读者看到了性的自然萌动和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看到了他们情感的冲动和困惑。这里，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合乎自然的青春活力乃至性的欲望所给予的合乎情理的赞美。

　　《癌症楼》是一部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作品，同时又是剖析社会“毒瘤”、反思时代和历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无疑会使读者增强涤荡社会顽症的信心。

　　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是极为复杂的一个突出现象，他的社会观。道德观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目前，仅就他的文学作品来说，无疑，他是一位杰出的咋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传统。前苏联文艺界已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他的创作活动了，有些作家已开始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在1980年，一位日本学者访问我国时，曾把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不是没有依据的。不过，就索尔仁尼琴的深沉、阴郁、悲怆的创作基调和力度来说，我们倒是宁愿说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接近。

　　198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