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主任医生叶夫根尼娅鸣斯季诺夫娜几乎不具备外科大夫所不可缺少的任何一种特征——既没有那种明显的坚定目光，又没有额头上那种刚毅的皱纹，也没有上下颌咬紧时的那种钢铁般的意志。她虽已年过半百，但把头发全都塞进医生帽子里时，看到她背影的人常常会呼唤：“姑娘，能不能告诉我……？”可她转过脸来就现出了倦容，满面是舒展不开的皱纹，眼窝下面浮现出小小的肿包。她经常涂鲜艳的口红以抵销这种老相，但口红每天得涂好几次，因为它总是被烟卷抹去了。

　　任何时刻，只要不是在手术室里，不是在换药室和病房里，她都在抽烟。即使在那些地方她也会找机会跑出来狠命地抽上一支，看上去她就像要把烟卷吃下去似的。巡诊的时候她偶尔也会把食指和中指举到嘴唇上，过后甚至会引起人们争论：她在巡诊的时候是否抽过烟。

　　这个已现出老相的瘦瘦的女人同身材明显高大、胳膊很长的外科主任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一起，做过医院所承接下来的一切手术——截肢，在喉头上切开气管插导管，切除胃，触及肠子的任何部分，在骨盆区内可谓为所欲为，而在手术日快结束的时候，她还往往得去切除一两例发生癌肿的乳腺，作为不怎么复杂而她又技术熟练的工作去完成。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没有一个星期二或星期五不给女人切除乳房，有一次她一边用干瘪的嘴唇抽烟，一边对打扫手术室的女工友说，要是把她所切除的乳房统统收集在一起，那就能堆成个小丘。

　　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一辈子都只是个外科医生，外科学以外她无用武之地，不过她还是记得并且懂得托尔斯泰笔下叶罗什卡这个哥萨克评论欧洲医生的话：“他们只会用刀拉。真是些傻瓜。可是瞧瞧，山区里的大夫才称得上是行家。他们懂得草药。”

　　“只会用刀拉”？不，叶夫根尼娅，斯季诺夫娜可不是那样理解外科学！当初，她们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一位很有声望的外科专家就在讲台上说过：“外科应当成为善行的化身，而不是残酷的代表！不是给人以疼痛，而是使人解除痛苦！拉丁文里的一句谚语说：镇痛乃神圣之举！”

　　然而，即使是治疼的第一步——消痛，也离不开疼痛。

　　在一次次主刀的过程中，吸引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的并不是极端措施，并不是不顾一切，也不是独出心裁，而是相反，尽可能不留痕迹，做得细腻，尽可能做到使内心里感到最为明智——仅此而已。她认为自己主刀之前的那些夜晚，一旦她仿佛置身于电梯之中，半睡半醒的脑子里突然从某个地方浮现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新的开刀方案——不是已经写在病历卡的那个方案，而是手术小一些的方案——是最幸福的夜晚。待头脑完全清醒时，她就爬起来赶忙记下，第二天早晨则在最后时刻担着风险改变方案。这常常成为她主刀的最成功的手术。

　　如果明天，放射疗法、化学疗法、草药疗法或者什么光疗、色疗、心灵感应疗法能够避开手术刀而救治她的病人，如果外科学将在人类的实践中遭到消失的厄运，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一天也不会为它辩护。

　　因为她总是能够拒绝的那些手术，正是最最有成效的手术！对病人是最大善行的那些手术，她总是能悟得出来，并且善于改变计划，绕道而行或者延缓执行。在这一方面，叶罗什卡是对的！她最不愿意的就是丧失自身的这种探索。

　　但她丧失了……在同手术刀打了35年交道的工作中，她已经习惯于人们的痛苦了。常常没好声好气。常常疲惫不堪。已不再出现萌生改变计划这种念头的夜晚了。愈来愈看不到每次手术的独特之点，更多看到的是它们那流水作业线式的单调。

　　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就是人们在人生的中途不能大改行以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

　　到病房巡诊他们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她和主治医生。但是几天前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到莫斯科去参加胸腔手术讨论会了。本星期六到楼上男病房去的，不知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主治医生，就连护士也没有。

　　她甚至不是走了进来，而是悄悄站在门口，身体靠在门框上。这属于女孩子动作。只有妙龄女郎才会那样倚着，知道这种站法优美，比腰板笔直、两肩出齐、脑袋挺立要好看得多。

　　她就那么站在那里，阴郁地注视着焦姆卡的游戏。焦姆卡把有毛病的那条腿伸直，搁在床上，把一条好腿蟋曲起来，当成桌面，放上一本书，两手拿着4支铅笔在书本上搭着什么图形。他端详着这个图形，说不定会那么久久地望着，但这时有人叫他。他抬起头来，顺手也把叉开的铅笔收起。

　　“焦姆卡，你这是在搭什么？”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带着哀愁问道。

　　“证明定理！”他爽朗地回答，声音似乎格外响。

　　他们话虽那样说，但相互注视着对方，心里都明白，双方所关心的事与这些话无关。

　　“不然时间就白白过去了，”焦姆卡解释，但已不那么爽快，声音也不那么响了。

　　她点了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她还是那么倚在门框上。不，并不是故意要像女孩子那样，而是由于疲劳。

　　“要么让我给你看一下。”

　　一向深明事理的焦姆卡，却显得比平时激动，提出异议：

　　“昨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看过了！她说还得继续照光。

　　叶夫根尼惭乌斯季诺夫娜点点头。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雅致的愁思。

　　“那很好。不过我还是得看一下。”

　　焦姆卡皱起了眉头。他把立体几何放到一边，在床上挪动了一下身子，腾出地方，把病腿袒露到膝盖那儿。

　　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在旁边坐下。她毫不费力地把白长衫和连衫裙的袖管捋了上去，几乎露出胳膊肘。她的两只纤细而灵活的手像一对小动物似的开始在焦姆卡的腿上爬动。

　　“疼吗？疼吗？”她一再这样问。

　　“有点儿。有点儿疼，”焦姆卡应道，眉头愈皱愈紧。

　　“夜里觉得腿疼吗？”

　　“觉得……不过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她……”

　　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又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并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小朋友。还继续照光吧。”他们又一次面面相觑。病房里悄无声息，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能听得清。

　　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站起来转过身去。炉子旁边本来应该是普罗什卡的床位，但昨天晚上他换到靠窗的那张床上去了（虽然有不吉之兆：本不该躺在出院去等死的人床上。）而炉旁的那张床，现在由宇里希·费德拉乌占用，此人个儿不高、性格沉静、头发呈淡黄色，对病房里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已经在楼梯那儿躺了3天。现在他站了起来，手臂贴着裤缝伸直，亲切和尊敬地望着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他的个儿没有她高。

　　此人完全健康！他没感到任何地方有什么不舒服！第一次手术就把他的病彻底治好了。他之所以又来到癌症楼，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病痛，而是严格遵照医嘱：出院通知书上写着——1955年2月五日来医院复查。他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交通很不方便，换了好几次车。他来到医院的日子既不是1月21日，也不是2月2日，而是像月亮在一定的时刻开始出现月蚀那么准确。

　　不知为什么又安排了他住院。

　　他很希望今天能放他走。

　　个儿挺高但很干瘦，眼睛暗淡无神的玛丽亚走近。她送来毛巾。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擦了擦手，袖子还是那么将到胳膊肘，在一片寂静中举起手来，用指头在费德拉乌的脖颈上做了很久的推压动作，随后吩咐他解开上衣，进而在锁骨附近凹窝和胳肢窝里摸了半天。最后她说：

　　“一切都好，费德拉乌。您的情况很好。”

　　他脸上闪现出喜悦的光彩，像获了奖似的。

　　“一切都很好，”她慢吞吞地亲切说道，又在他的颌下推压。“再做一次小手术也就没事了。”

　　“怎么？”费德拉乌顿时脸色一沉。“要是一切都好，为什么还要做手术，叶夫根尼娅鸡斯季诺夫娜？”

　　“为了使情况更好，”她淡然一笑。

　　“在这儿吗？”费德拉乌用手掌做了一个斜切脖子的动作。他那柔顺的脸上泛起恳求的表情。他那有点儿稀疏的头发近乎灰白，眉毛也是灰白色。

　　“是这儿。不过您放心好了，病情一点儿也没耽误。那就安排在下星期二吧。”（玛丽亚记了下来。）“2月底您就可以出院回家，争取以后不再到我们这里来。”

　　“不是还得来‘复查’吗？”费德拉乌试图微笑一下，但是未能笑成。

　　“对，除非是复查，”她微微一笑，表示歉意。除了自己那疲倦的微笑，她还能用什么去鼓励他呢？

　　她撇下费德拉乌（他站在那里，随后坐下来寻思），在病房里继续往前去。一边走一边还向旁边的艾哈迈占微微一笑（3星期前她给他的腹股沟开过刀），接着就在叶夫列姆床前停住。

　　他已经把那本蓝皮书扔在一旁在等她了。叶夫列姆脑袋挺大，缠着绷带的脖子格外粗，加上肩膀也宽，此时蟋着腿在病床上似坐非坐，简直跟荒诞故事里的矮腿神仙差不多。他皱着眉头望着她，准备承受打击。

　　叶夫根尼娅鸡斯季诺夫娜的胳膊肘支在他的床架上，两个手指搁在嘴边，仿佛是在抽烟。

　　“赔，情绪怎么样，波杜耶夫？”

　　问问情绪，无非是随便聊几句而已。说上几句话她就可以走了，算是对这个病号巡诊过了。

　　“开刀把我都开腻烦了，”叶夫列姆说。

　　她扬起了一道眉毛，似乎对开刀还能使人腻顿感到惊讶。

　　她什么也没有说。

　　叶夫列姆要说的也已经都说了。

　　两人默默无语，好像都在呕气。又像面临着分手。

　　“不用说，还是开那个地方噗？”叶夫列姆甚至不是在问，而是在自言自语。

　　（他本想洁问：你们前几次的刀是怎么开的？你们都是怎么想的？但是，这个对任何领导都不客气、总是当面顶撞的人，却给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留了情面。让她自己去想想好了。）

　　“稍微靠旁边一点儿，”她回答说。

　　（能对你说什么呢，你这苦命的人啊？舌癌——这可不比下唇癌。颌下的几个淋巴结切除了，可是又发现深处的淋巴道也有转移。先前这是不能切除的。）

　　叶夫列姆呼啸了一声，就像在硬拖拖不动的东西似的。

　　“不必了。什么也不必了。”

　　她也没劝说他什么。

　　“我不要开刀。我什么也不要了。”

　　她望着他，一声不吭。

　　“您让我出院好了！”

　　她望着他那棕红色的、他经忧患和恐惧反而无所畏惧的眼睛，也在想：何必呢？既然手术刀追不上转移，何必再让他受折磨呢？

　　“到星期一那天，波杜耶夫，咱们解开纱布瞧瞧。好吗？”

　　（他嘴上说要出院，但心里还是希望她说：“你发疯啦，波杜耶夫？出院是什么意思？我们还要给你治呢！我们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然而她没有表示反对。那就是说，只有等死了。）

　　他以整个身躯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动作。要知道他已无法做到单单点一点头。

　　于是她向普罗什卡那边走去。普罗什卡起来迎接她，满脸带着微笑。她没给他做任何诊视，只是问：

　　“咯，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挺好，”普罗什卡更是笑脸绽开。“那些药片对我很起作用。”

　　他把一只盛着复合维生素片的小瓶指给她看。他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更讨她好？怎样才能说服她打消给他开刀的念头！

　　她朝药片那儿点了点头。接着，把手伸向他的左胸：

　　“这儿怎么样？有刺痛感吗？”

　　“稍稍有一点儿。”

　　她又点了点头：

　　“今天我们就让您出院。”

　　普罗什卡从本这么高兴过！他那两道黑眉简直是翘了起来：

　　“您说的是真的吗？！那么就不用开刀啦？”

　　她淡然地笑着摇摇头。

　　整整一星期，医生们对他反复触诊，4次爱克斯光透视，一会儿让他坐着，一会让他躺下，一会儿又叫他起来，还把他带去给一些穿白长衫的老头子们瞧，他本以为自己的病十分严重，可是突然，不用动手术就可以出院了！

　　“这么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还没完全好。”

　　“那些药片对我的病很起作用，是吗？”他那漆黑的瞳仁闪烁着会意和感激的光芒。他十分愉快润为他看到自己平安无事的这种结果使她也感到高兴。

　　“那几种药片您可以到药房里去买。而我这里再给您开一种，您也要服用。”她扭过头去对护士说：“抗坏血酸。”

　　玛丽亚严肃地低下头去记在本子上。

　　“你一定要每天服三次，按时眼！这很重要！”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劝慰他。（劝慰比药还重要。）“您还很多多保重！走路不要匆匆忙忙。别举重的东西。如果弯腰，那就要极其当心。”

　　普罗什卡得意地笑了起来，笑她世上的事不是样样都懂。

　　“怎能不举重的东西呢？我是拖拉机手。”

　　“您暂时不用去工作。”

　　“怎么？凭病假条吗？”

　　“不是。您此刻可以领到我们开的残疾证书。”

　　“残疾？”普罗什卡惊愕地望着她。“难道我当真是残疾了吗？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年轻，我要干活。”

　　他摊开一双粗壮有力、要求干活的大手。

　　但这未能说服叶夫根尼哑·乌斯季诺夫娜。

　　“过半小时您到楼下换药室去一趟。证明会给您开好，那时我再跟您解释。”

　　她走出去了，瘦瘦的玛丽亚腰板笔直地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去。

　　病房里一下子七嘴八舌地开了腔。普罗什卡在说，为什么要给残疾证明书，这件事得跟小伙子们商量商量，但其余的人都在议论费德拉乌。这事儿使大家都感到吃惊：白白的、光溜溜的脖子好端端的，哪儿也不疼，偏偏要开刀！

　　波杜耶夫在床上用两手撑着将蟋着腿的躯体转了过来（这看上去就像没有腿的人转身一样），气冲冲地嚷着，甚至睑都涨红了：

　　“别答应，亭里希！别上当！要是让他们开刀，就会像我一样，迟早会被他们宰了。”

　　但是艾哈迈占却有不同的看法：

　　“应当开刀，费德拉乌！他们不会没有根据地瞎说。”

　　“既然不疼，干吗要开刀？”焦姆卡为之愤慨。

　　“你那是怎么啦，老弟？”科斯托格洛托夫瓮声瓮气地说。“让好端端的脖子上挨刀，岂不是发疯。”

　　鲁萨诺夫被这些叫嚷声吵得直皱眉头，但他没责备任何人。昨天打了一针，他心情一度很好，因为没引起什么不良反应。但是整个夜间和早晨，脖子底下的肿瘤依然妨碍他的脑袋动弹，今天他觉得自己非常不幸，因为肿瘤一点儿也没见小。

　　诚然，汉加尔特医生来过。她非常详细地问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了解他昨天晚上和夜里以及今天都有什么感觉，了解他感觉虚弱的程度，并向他解释，不一定第一针就能把肿瘤打退，一时打不退也是完全正常的。这使他稍稍安下了心。鲁萨诺夫仔细打量了一下汉加尔特——她的脸长得不合。归根到底，这所医院里的医生还不是最次的，他们有经验，只是得善于向他们提出要求才行。

　　但他安下心来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医生走了，可肿瘤还在颌下耷拉着，压迫着他，病人们则议论纷纷，说那个人一点毛病也没有的脖子却偏要开刀，而鲁萨诺夫的瘤子这么大，反倒不开！而且也不准备开。难道情况真有那么严重？

　　前天，刚走进病房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根本不能想像，自己会如此之快地感到同这些人的某种联系。

　　要知道，话题是关于脖子。他们三个人都是脖子方面的问题。

　　亭里希·雅各博维奇的心绪非常不好。大家给他出的主意，他都听着，无所适从地微笑着。大家都很自信地劝他，告诉他该怎么办，可他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却看法模糊。（正如他们各自对自己的事情看法模糊一样。）开刀有危险，不开刀也有危险。还是上一次在这所医院里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得不少了，打听得够了，当时用爱克斯光给他照射下唇，就像现在给叶根别尔季耶夫治疗那样。从那时以来，嘴唇上的痴先是膨胀，后来干缩，再后来就脱落了，但他明白为什么要给他切除颈腺：防止癌细胞扩散。

　　然而你瞧，给波杜耶夫开过两次刀了，又管什么用呢？……

　　要是癌并不打算爬到别处去吧？要是它已经不存在了呢？

　　不管怎样，得跟妻子商量一下，尤其是得听听女儿亨里埃塔的意见，她是他们家里最有学问、办事最果断的人。可是他占着这里的床位，医院不可能等候信件往返（况且从火车站到他们草原腹地每周只送两次邮件，这还得道路没问题才行）。出院回家去商量很困难，比医生们和那么轻易就给他出主意的病人们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为此，必须到本市的管理处去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弄来的外出证明上盖章，注销临时居留登记，然后坐车上路；光穿一件短大衣和矮迹皮鞋坐火车到一个小站，在那里穿上来的时候交给不相识的好心人保管的皮袄和毡靴（因为那边的气候同这里不一样，那边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再坐150千米汽车，颠簸到自己那儿的拖拉机站，路上说不定不是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货舱里；一到家里，马上就得给州里的管理处打报告，再次申请外出，等批准就得花上两三个乃至四个星期；州里批下来之后，再向本单位请假，而那时候正好开始化雪，道路泥泞，汽车停驶；这且不说，在那个每昼夜只有两班火车、每次只停靠一分钟的小站上，还得向一个又一个列车员烧香磕头才上得了车；来到这里，又得去本市管理处办临时居留登记，然后还得在医院里待上那么几天等候床位。

　　与此同时，大家又在讨论普罗什卡的事儿。瞧，怎能相信什么不祥之兆！他岂不刚刚换到这张不吉利的床上！大家都向他祝贺，劝他接受临时发给的残疾证明书。“他们给——你就拿！既然给，那就是说应该给。现在他们给，以后你就甭想要。”但普罗什卡还是说，他要干活。大伙劝他：你这傻瓜，日子长着呢，活儿够你干的！

　　普罗什卡去办出院手续了。病房里静了下来。

　　叶夫列姆又把那本书打开了，但他一行行地看下去，却不明白写的是什么，这他很快就意识到了。

　　他不明白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坐卧不宁，心神不定，时不时看房间里和走廊上在干什么。要看明白书中的意思，他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什么也来不及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也说服不了任何人。他自己也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能够对自己本身作一番分析了。

　　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看懂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书虽然是普通的黑字印在普通的白纸上，但要读懂它，光靠认得字还不行。

　　普罗什卡已经办完了手续，兴冲冲地上楼来，在二楼的穿堂里他遇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把手中的一份份证明拿给他看：

　　“瞧，上面都盖有圆圆的图章！”

　　其中一张证明是要求火车站让刚动过手术的这个病人买票时不用排队。（如果不写明动过手术，车站上照样让病人排队，那就有可能两三天也走不成。）

　　另一张证明是写给当地居民医疗单位的，上面写着：

　　tumor cordls, casus inoperabilis．

　　“我不懂，”普罗什卡指着那一行外文。“那写的是什么，啊？”

　　“让我想一想，”科斯托格洛托夫眯缝起眼睛，脸色不悦。

　　普罗什卡去收拾东西了。

　　而科斯托格洛托夫靠在栏杆上，一绺头发对着楼梯井口垂下。

　　拉丁文他一窍不通，就像他根本不懂任何一种外语一样，可以说哪一门学问他都没学全，除了测绘——那也不过是军事方面的，仅限于军士训练班的课程内容。他虽然随时随地都恶言恶语地嘲笑知识，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却从不放过一点一滴的见闻，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在1938年有机会读过一年地球物理学，1946至1947年读过不到一年的大地测量学，中间是当兵和打仗，很少有学问上深造的条件。不过，科斯托格洛托夫始终记得自己亲爱的爷爷的一句口头禅：“傻瓜好为人师，而聪明的人甘当学生。”甚至在部队里的那几年，他也经常吸收一些有益的知识，倾听富有智慧的话语，不管说话的是其他团的军官，还是自己排里的士兵。诚然，为了不伤自尊心，他听的时候总是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能记就拼命往脑子里记。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与人结识的时候，从不急于炫耀自己，而是首先设法了解对方是何许人物，来自哪儿，为人怎样。这大大有助于他增长见闻。要说在什么地方吸收的知识最多，那要算战后在拥挤不堪的布特尔监牢里。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教授、副博士和其他有学问的人在自发地宣讲——关于原子物理、西方建筑，关于遗传学、伦理学、养蜂学等等，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所有这些宣讲最热心的听众。还有，在红色普列斯尼亚的板床下，在取暖货红色普列斯尼亚系莫斯科的一个区，此处指设在该区的监狱。车的粗糙板铺上，在押解途中席地休息时，在劳改营的列队过程中，他无时不按爷爷的那句口头禅去努力弥补大学课堂里没能学到的东西。

　　就这样，在劳改营里，他曾求教于一位医务统计员——一个上了年纪的怯生生的小老头儿，他在卫生所抄抄写写，而有时也被派去打开水，此人原来是列宁格勒大学古代语文和古希腊、罗马文学讲师。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到可以跟他学拉丁文。为此，他们有时只好在警戒区内冒着严寒来回地走，身边既没有铅笔也没有纸，这位医务统计员偶尔脱去手套，用手指头在雪地上写什么。（老头儿授课毫无私心，他只是为了短时间之内感到自己是个人罢了。再说，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付不出什么代价。但他们差点儿没在看守长那里付出代价，他把他们分别叫去审问，怀疑他们是在策划逃跑，而在雪地上画的就是地形图。他怎么也不相信写的是拉丁文。从此，授课也就中断了。）

　　根据所学过的几课，科斯托格洛托夫脑子里还记得，casus是“病例”的意思；in是否定性前缀。or和cordis他也是从那里知道的，即使不知道，也不难猜测出来，因为“心电图”这个员便来自同一个词根。而tumor一词，他在向卓妞借来的《病理解剖学》的每一页上都能见到。

　　因此，这会儿他没花什么力气就明白了医生对普罗什卡的诊断：

　　“心脏肿瘤，不宜于手术治疗的病例。”

　　既然给他开的药是抗坏血酸，那就意味着，不仅不能开刀，而且任何疗法都不能用。

　　科斯托格洛托夫俯视着楼梯井口，脑子里想的不是拉丁文的翻译，而是自己昨天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提出的一条原则——应当让病人了解全部情况。

　　但那条原则只适用于像他这样见过世面的人。

　　而对普罗什卡是否适用呢？

　　普罗什卡手里几乎没提什么，他东西不多。送他的是西布加托夫、焦姆卡和艾哈迈占。3个人都小心谨慎地走着：一个注意自己的脊背，另一个当心自己的腿，第三个毕竟是拄着拐棍。

　　普罗什卡则轻松愉快，他那一口白牙烟用闪光。

　　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

　　可一出大门他又会被逮捕，这该不该说呢？……

　　“那么，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普罗什卡一边将证明收起，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鬼知道写的是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他的疤痕也随之扭动了一下。“医生们变得那么狡猾，写得让你看不懂。”

　　“躇，愿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小伙子们，愿你们大家都恢复健康！都能很快回家！跟爱妻相聚！”普罗什卡同大家—一告别，从楼梯上还高兴地不时回过头来，向大家连连挥手。

　　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

　　去迎接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