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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病房的第一天晚上，仅仅几个小时的工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已经感到十分可怕了。

一个出乎意料、莫名其妙、对谁也没有用处和好处的坚硬肿瘤，像钩子拖鱼似地把他拖到了这里，并且扔在这张又窄又小、铁网吱轧作响、垫子薄得可怜的铁床上。自从在楼梯底下换好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再也不可能选择令人愉快、得到慰藉的景物看了，而只能看那八个此时似乎跟他平起平坐的沮丧可怜虫——八个身穿褪了色的、破旧而又不合身的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病人。要听，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只能听这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人的无聊谈话，话题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毫不相干，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倒是宁愿命令他们住嘴，特别是脖颈缠着绷带、脑袋被夹住的那个令人讨厌的褐发鬼。大家总是直呼他“叶夫列姆”，尽管他已不年轻。

然而这个叶夫列姆怎么也安定不下来，他不躺在床上，也不离开病房，而是心神不定地在病房中间的通道上来回走动。有时他会眉头紧皱，像被打了一针似地扭歪了脸，捧住了脑袋。然后又继续走动。他这样走动一阵之后，正好在鲁萨诺夫的床头停下来，隔着床头架子把自己那不能弯曲的整个上半身俯向他，探出一张宽阔、阴郁的麻脸，提示说：

“如今一切都完啦，教授。回不了家啦，明白吗？”

病房里很暖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睡衣、戴着绣花小圆帽躺在毯子上面。他整了整金边眼镜，以素有的严厉眼神盯了叶夫列姆一眼，回答说：

“我不明白，同志，您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再说，您为什么要吓唬我呢？要知道，我并没问您什么问题。”

叶夫列姆只是恶狠狠地吭嗤了一下鼻子；

“是啊，你问也罢，不问也罢，反正是回不了家。眼镜你倒是可以送回去。还有新睡衣。”

说完这番粗鲁的话，他便直起不能转动的半截身子，又在通道上走动起来，真是鬼迷心窍。

当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能够让他住目和自重的，但要这样做，此刻他却缺乏自身素有的意志力，而听了这个缠着绷带的魔鬼这番话，他更是地气了。需要的是支持，可别人偏偏把他往坑里推。不过几个小时的工夫，鲁萨诺夫就似乎失去了自己的整个地位、功绩和未来的宏伟蓝图，变成了只不过是对公斤重的白净而温热的肉体，连明天自己会怎样都不知道。

大概忧思在他的脸上反映了出来，因为叶夫列姆在这之后的往返走动中有一次停在他对面，已用平和的口气说话了：

“即使能回家，也呆不了多久，到头来还是得回这里。虾很喜欢人。它要是把什么人错住，那就到死也不会放开。”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精力给予反驳，于是叶夫列姆又继续走动。这病房里谁会去制止他！大家都心情沮丧地躺着，有几个还不像是俄罗斯人。靠另一面墙，由于炉台突出的缘故，只放了4张床，其中隔着通道与鲁萨诺夫脚对脚的一张，是叶夫列姆的床，其余3张床上的病号都还很年轻：靠近炉子是一个皮肤黝黑、头脑简单的小伙子；一个拄拐棍的乌兹别克青年；靠窗户那里，是一个瘦得像绦虫一样的青年，他蜷缩在自己的病床上，面色蜡黄，呻吟不停。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面的一排，左边躺着的是两个少数民族病号；接下去，靠门那里是一个推平头的俄罗斯少年，个头很高，正坐在那儿看书；鲁萨诺夫右边靠窗的最后一张床上坐的好像也是一个俄罗斯人，但这样一位邻居不会使你感到高兴：他长着一副强盗的嘴脸。他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大概是因为有一道疤（从接近嘴角的地方开始，沿着左颊的底部几乎一直拐到颈脖）；也可能是由于他那蓬乱的黑发有的朝上竖着，有的向旁边翘起；又有可能是由于他那总是生硬而粗暴的表情。这个强盗也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快把一本书读完了。

天花板下的两盏电灯已经开着，光度很强。窗外已经变得晦暗。病号都在等晚饭。

“这里岂不就有一个老头，”叶夫列姆还在唠叨，“躺在楼下，明天要动手术。还是在1942年的时候，就给他切除一只小虾，医生对他说：‘没关系，自由自在地生活吧。’懂吗？”叶夫列姆仿佛是劲头十足地在说，可是声音却让人觉得似乎是在给他自己开刀。“13年过去了，他连这家医院也不记得了，酒也喝，女人也搞——你瞧，一个乐天的老色鬼。可现在他那只虾长得那么大！”叶夫列姆甚至得意地吧瞎了一下嘴，“恐怕要直接从手术台送太平间吸。”“行啦，这些不妙的预言已经足够了！，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甩手就转过脸去，他不敢相信那是自己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没有威严，那么可怜巴巴。大家都默不作声。还使人心烦的是对面一排靠窗的那个老是翻身的瘦弱青年。他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蜷着腿用膝盖顶住胸口，怎么也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姿势；他的脑袋已经不是倒在枕头上，而是搁在床架子上了。他呻吟不已，声音极其微弱；从他那扭歪的脸的表情和抽动可以看出他疼痛难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转过脸也不再去看他，把脚伸进拖鞋里，开始心不在焉地察看自己的床头柜，一会儿把放满食品的底柜的小门打开又关上，一会儿把上面那摆着梳洗用品和电动刮脸刀的小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叶夫列姆把两臂十指交叉在胸前，依然走动着，偶尔会像针扎似地打个寒颤，此时他口中念念有词，仿佛是在超度亡魂：“这就是说，我们的事儿很糟糕……十分糟糕……”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背后传来不太响的啪啦一声。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脸去，因为脖子的每一次动弹都会引起疼痛，于是他看到，原来这是他那个强盗相貌的邻居看完了书，把封面拍了一下，拿在一双粗糙的大手里玩味。深蓝色封面和同色的书脊上斜印着烫金已暗淡无光的作者签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辨别不清那是谁的签名，却也不愿意向这号人打听。他心里给这位邻居起了个外号——啃骨者。这很贴切。啃骨者阴郁的大眼睛望着那本书，肆无忌惮地向整个病房大声宣布：“要不是焦姆卡从柜子里挑出了这本书，那就很难相信，这书不是故意扔给我们看的。”

“什么，焦姆卡？什么书？”靠门那张床上的少年接话问了一句，他也在看书。

“哪怕搜遍全城，大概也甭想找到这样一本书。”啃骨者看看叶夫列姆又宽又扁的后脑勺（由于不便而许久未理的头发已经扎进了绷带），又看看他那紧张的脸。“叶夫列姆！别嘟呶了。把这本书拿去看看吧。”

叶夫列姆停了下来，像头公牛，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

“还看书干吗？我们大家很快就要完蛋了，看书干吗？”

啃骨者的疤痕牵动了一下：

“正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完蛋，所以你要赶紧读。喏，拿去。”

说着他就把书向叶夫列姆递过去，但对方并未跨步来接：

“读起来太花时间。我不想读。”

“你不认得字还是怎么了？”啃骨者不过是劝劝而已。

“我——可说是很有文化哩。就我所需要的方面来说，我的文化足够用的了。”

啃骨者在窗台上摸到了铅笔，并打开书的末页，从目录上选了几篇做了记号。

“用不着担心，”他喃喃地说，“这里都是些小故事。瞧，就这几篇，你先试试看。再说你，成天嘟嘟呶呶，真让人心烦。拿去读吧。”

“我叶夫列姆什么也不担心！”他接过书，扔到了自己床上。

年轻的乌兹别克人艾哈迈占拄着单拐从门口一瘸一跛地走过来。他是病房里最乐观快活的人。他宣布说：

“拿起小勺准备战斗！”

炉子旁边那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也活跃起来了：

“弟兄们，晚饭送来了！”

把托盘托得高过肩头的一个穿白罩衫的送饭女人出现了。进门后她把托盘端在面前，依次走到一张张床的跟前。除了靠窗那个疼痛难忍的小伙子，所有的病号都起来端菜。病房里每个人都有一只床头柜，只有少年焦姆卡没有，他跟大骨骼的哈萨克人合用一只。这哈萨克人的人中上隆起一个深褐色的痴，没有包扎起来，十分难看。

不要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根本不想吃东西，甚至自己家里带来的东西也不想吃，仅仅这晚饭——橡胶皮一样的麦掺方糕，浇着黄色的果汁——和不干净的、柄扭成麻花似的灰色铝勺的样子，就又一次使他痛切地感到自己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同意进这所医院也许是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

这时，除了不停呻吟的那个小伙子，大家都很快就吃了起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把盘子端在手里，而是用指甲在敲它的边缘，看看给谁合适。有些人侧身坐着，有些人背对着他，而靠门那个小伙子正好瞧见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道。他说话漫不经心，认为对方该能听到。

饭勺叮当作响，但小伙子明白是在问他，所以当即回答说：

“普罗什卡……也就是……普罗科菲·谢苗内奇。”

“拿去。”

“那好吧，可以……”普罗什卡走过来，端起盘子，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琢磨着颌下的硬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算是轻病号。全病房的9个人中只有叶夫列姆绷着绷带，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能要开刀的地方正好也是那个部位。疼得厉害的也只有一个人。再就是那个跟他隔一张床的壮实的哈萨克人，长了个深褐色的痴。至于那个年轻的乌兹别克人，他虽然拄一根拐棍，但也只是稍稍借助点力。其余的人外表根本看不出什么肿瘤，也没什么难看的地方，样子就像健康人。尤其是普罗什卡，他面色红润，仿佛是在休养所，而不是在医院里，此刻他正津津有味地在舔盘子。啃骨者虽然面色有点发灰，但行动却很灵活，说话有点放肆，而见了方糕简直要扑上去似的，因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他会不会是装病，来这儿白吃国家的饭，因为在我们国家病人吃饭不用花钱。

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瘀血却压迫着头部，妨碍颈部转动，每小时都在膨胀，然而这里的医院并不计算多少小时：从午晚到晚饭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医生来看过鲁萨诺夫，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要知道，东佐娃大夫正是以紧急治疗才把他引诱到这里来的。如此看来，她根本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鲁萨诺夫竟相信了她，在这拥挤窒闷、不干不净的病房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其实，就该在电话里跟莫斯科方面联系，坐飞机到那里去。

想到自己走错了一步，不该延误了治疗的这种意识，加上肿瘤给他带来的忧愁，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心如此难受，以致听不得从勺子碰盘子开始的任何声音，看不得这些铁床、劣毯、墙壁、电灯和病号。他觉得自己落进了圈套，直到明晨之前不可能迈出任何决定性的一步。

他满怀怨气躺了下来，用家里带来的自备毛巾蒙在眼睛上，挡住灯光和其他的一切。为了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开始想像自己的家和亲人，想像他们这时能在那里做什么。尤拉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是他第一次去实地视察。好好亮亮相是很重要的。但尤拉不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有点儿马虎大意，但愿他别在那儿丢脸。阿维叶塔在莫斯科度假。稍微消遣消遣，看看戏剧演出，而主要的是有一个切实的目的：观察一下态势，说不定得拉拉关系，因为已经是大学五年级了，也该确定自己一生中的理想位置了。阿维叶塔将是一个很有作为、很能干的记者，她当然应该到莫斯科去闯，这儿的天地对她来说是太小了。她是那么聪明，那么有才气，家里的人谁也比不上，虽然她还缺乏经验，但她随机应变的能力又有多强！拉夫里克有点吊儿郎当，书念得不怎么样，但在体育运动方面简直是个天才，已经去里加参加过比赛，像成年人似的住在那儿的旅馆里。他连汽车也会驾驶。眼下正在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举办的短训班里接受训练，以便取得执照。期中考试有两门功课不及格，可得抓一抓。马伊卡这会儿大概正在家里弹钢琴（在她之前家里没有人会弹）。而走廓里的那块小方毯上大概躺着朱丽巴尔斯。最近一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每天早晨都热心于亲自带狗出去溜溜，这对他自己的身体也有好处。往后只能由拉夫里克带它出去了。他喜欢颜使狗去吓唬行人，随后就对人家说：您别害怕，我扯着它呢！

然而，所有这一切——鲁萨诺夫夫妇的整个和睦的模范家庭，他们的整个井然有序的生活和无可挑剔的住宅，在几天之内就与他分隔开来，留在肿瘤世界的彼岸了。无论父亲的结局怎样，他们还将生活下去。无论他们现在怎样着急，怎样关心，怎样哭泣，肿瘤还是像一堵墙把他与他们隔离，留在墙这边的只有他自己。

用回想家事的方法无济于事，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便尽量用思考国家大事的方法去排遣自己的愁绪。全苏最高苏维埃会议当该是星期六开幕。似乎没什么重大的问题要讨论，只是通过一个预算。今天，当他离家来医院的时候，电台开始广播一篇关于重工业的长篇报告。可这儿病房里连收音机也没有，走廊里也没有广播喇叭，真不像话！哪怕保证有不间断的《真理报》也行。今天是关于重工业，昨天则是关于畜牧业产品扩大生产的决议。是啊！经济生活有了有效的发展，毫无疑问，各种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都面临着重大的改革。

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开始设想，在共和国和州的范围内有可能具体进行哪些改组。这类改组向来都引起震动，一时间会使日常工作受到影响，有关的干部互通电话、频频碰头，商量办法。不管改组是朝什么方向进行的，有时还会出现完全相反的局面，但从来没有任何人降职，包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内，总是在往上提升。

然而，即使想到这里他也没有忘却忧愁和感到振奋。只要脖子那儿皮下一阵刺痛，那无法消除的无情的肿瘤就会进人脑海，把整个世界遮住。结果又是：预算、重工业、畜牧业和改组——这一切统统留在肿瘤的彼岸。而这一边只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只有他一个人。

病房里响起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尽管今天不可能有什么事情会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愉快，但这声音简直可说是十分甜蜜：

“量体温啦！”仿佛她许诺要分发糖果似的。

鲁萨诺夫把蒙在脸上的毛巾揭去了，稍稍抬起身子并戴上眼镜。多么幸运啊！这已不是那个哭丧着脸、皮肤黝黑的玛丽亚，而是一个结实健康、身材挺秀的姑娘，头上不是系着三角巾，而是在金黄的头发上戴一顶小帽，像医生们那样。

“阿佐夫金！喂，阿佐夫金！”她站在靠窗那个年轻人的床前爽朗地叫他。小伙子脑的姿势比先前更奇怪了——身子跟床成斜向，脸朝下，枕头压在肚子底下，下巴抵在床垫子上，像狗搁脑袋那样，眼睛则望着床栏，看上去跟在兽笼子里似的。他那消瘦的脸上时不时掠过发自体内的痛楚的阴影。一只胳膊耷拉着，手碰到了地板。

“喂，打起点精神来！”护士以使他感到羞愧的口吻说道。“力气您是有的。自己拿体温表好了。”

小伙子好不容易把手从地板举了起来，像从井里吊一桶水似地拿起一支体温表。他是那么虚弱，疼得又那么厉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他还不到17岁。

“卓娅！”他一面呻吟一面恳求。“给我一只热水袋吧。”

“您是在跟自己作对，’卓娅严厉地说。“给过您热水袋，可您不是把它放在打针的地方，偏偏放在肚子那儿。”

“那会减轻我的疼痛啊，”他固执己见，表情很痛苦。

“跟您说过了，您那样会使自己的肿瘤扩散的。肿瘤医院根本不许用热水袋，那还是特意为您弄来的。”

“好吧，那我就不让你们给我打针。”

但卓娅已不听他说什么了，她用一个指头敲了敲啃骨者的空床，问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哪儿去了？”

（太巧了！不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料！“食骨者”与“啃骨者”何其相似乃尔！）

“抽烟去了，’靠近门口的焦姆卡回答说。他一直在看书。

“哼，我会让他抽个够的！”卓娅嘟哝说。

有的姑娘是多么让人喜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欣然望着她那束紧腰身的丰满线条和微微凸出的眼睛——他只是欣赏，毫无私心，并且感到自己的气在消下去。卓娅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体温表。她正好站在鲁萨诺夫长着肿瘤的那一边，但她一点也没露出害怕或者从未见过这种东西的样子，连眉头也没皱一下。

“对我没规定什么治疗措施吗？”鲁萨诺夫问。

“暂时还没有，”她以微笑表示歉意。

“可这是为什么呢？医生在哪儿？”

“他们已经下班了。”

对卓娅发脾气是不应该的，但不给鲁萨诺夫治疗岂不是某个人失职！必须行动起来！鲁萨诺夫向未瞧不起逆来顺受和办事拖泥带水的那种性格。当卓娅来收体温表的时候，他问道：

“你们这里的外线电话在什么地方？我该怎么走才能去打？”

归根结底，可以马上下决心给奥斯塔片科同志打个电话了！打电话这个普通的主意，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回到了他所习惯的那个世界。这也使他获得了勇气。于是他又感到自己是个斗士。

“37度，”卓娅带着微笑说，并在他床头挂的那张新体温卡上标出曲线的第一个点。“电话在挂号处。不过，您现在走不过去。这要从另一座大门进去。”

“请听我说，姑娘！”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稍稍抬起身子，脸色也沉了下来。“医院里怎能没有电话？比如说，这会儿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就说我吧，要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会跑去打电话的，”卓娅并没害怕。

“要是遇上暴风雪或倾盆大雨天气呢？”

卓娅已经转到邻床的乌兹别克老头那里，并且接着画他的体温曲线图。

“白天可以直接走过去，可现在已经上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