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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如同一个比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老人会感到无限空寂一样，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经觉得待不住了——“是时候了，我也该走了”，虽然没有一个床位是空着的，病房里还都住满了人，老问题又被当作新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
傍晚，作为最后一个离开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为胶体金已经送到，所以他被转到放射病室里去了。
这样一来，病房里的老病号只剩下奥列格一人，他把一张张床位反复看遍，回想着每一张床最初住的是谁，先后死了多少人。不过数了数，死去的人似乎并不算多。
病房里窒闷得很，外面又是那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开了一道缝。春天的空气隔着窗台向他滚滚扑来。在医疗中心的围墙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儿的房子又旧又矮，从这些小院落里也传来春天的活跃声息。由于隔着医疗中心的砖墙，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见的，但此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声响——时而传来关门的声音，时而又传来喝斥孩子的声音；有醉汉的狂言乱语，有唱片的瓮鸣；而熄灯之后，已经很晚了，还可以听到一个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声拖调地在唱，不知是伤心还是得意：
一个矿工小伙子呀，
被她带呀带回了家……
所有的歌儿唱的都是这类内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这类事情。可是奥列格必须想点别的。
明天得早点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这一夜奥列格怎么也睡不着。要想的和无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跟鲁萨诺夫还没结束的辩论；舒卢宾还没说完的话题；还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阐述的一些论点；也有被枪杀的茹克的脑袋，以及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妇那栩栩如生的面孔——当他向他们讲述无数城市见闻时，他们则要告诉他，村里有哪些新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收听到哪些音乐节目，此时，在他们3个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纳的是整个宇宙。随后，他想像着十八岁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经心的傲慢表情，奥列格往后连走近她都会没有勇气。再就是这两者的邀请——两个女人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使他大伤脑筋：该怎样正确理解她们的用意呢？
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带杂念的好心”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观念。奥列格简直把这样的好心给忘了。所以，此时他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好心。
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怎样对付？——这他心里都不清楚。
他辗转反侧，手指空捻着无形的烟卷……
奥列格从床上爬起来，头昏脑涨地往外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紧靠病房的门，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坚持医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样耐心地怀着希望，而是处于绝望的迷们之中。
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会是一位女护士，因为今天是图尔贡值夜班，大概他已经到医生会议室里睡觉去了。这是那位与众不同、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护理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正坐在那里看书。
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里，这位勤勤恳恳、一副聪明模样的护理员，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尽里头的靴子，从未指责过他；她还用抹布擦拭墙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净净；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主动拿来或取走。
她只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她在这癌症楼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话说了已经两千年：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着看得见。
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够提高识别人的能力。在这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认识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出来，仿佛额头上有什么闪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唇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中一次，就有这种本领。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
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声响，免得她受惊：
“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她转过头来——这转头动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头动作有某种无以名状的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种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部尊严。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奥列格倒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
“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
“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
“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
“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
“又何必怕痛呢？”
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
“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出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点也不向往巴黎！”
“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管和监督？”
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干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汤，受得了吗？”
“这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
“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
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
“现在也都在一起吗？”
“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效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进了劳改营。”
“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儿子。8岁。”
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
是啊，他们所进行的是事务性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
“靠近泰会特火车站。”
奥列格又点了点头：
“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没有，不过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纵横交错的。”
“是杜扎尔斯基，您遇见过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碰到过吗?…”
她仍然抱着希望！说不定碰到过……现在马上就可以谈起他的情况……
“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
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5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
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
“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
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
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
她点了点头。
“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须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双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热水中浸泡变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伤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装的、开本小巧雅致的厚书上，书的用纸显然不是国产的，再边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点毛糙。
一如果仅仅是窝棚小，那倒问题不大户她说。“可麻烦的事情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了，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他吗？要知道，就连大人也会承受不了的！那简直会把孩子的肋骨也压断！要是隐瞒真相，让他同生活妥协呢？这样做对吗？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况且，能瞒得住吗？要知道，孩子自己会观察，能看出来。”
“把真相统统告诉他！”奥列格果断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自己曾亲手把几十个孩子抚养大，而且做法无不成功。
她曲着两手的手指抵住头巾下的太阳穴，忧虑不安地望着奥列格。她的神经受到了触动！
“父亲不在，教育儿子可真难啊！要知道，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轴心和指针的，可是这到哪儿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时而往这边偏，时而又往那边斜……”
奥列格默然不语。这种情况他过去也听说过，可不能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的小说，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
“当成麻醉剂？”
“当成思赐，”她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像个修女。“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书读了不叫人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作傻瓜。有的书倒是没有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深刻地研究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见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贵妇是谁。也许他最终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这是多么四平八稳！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
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叫她利利她。当年她这鼻梁还预料不到自己会出现架眼镜的凹痕。这姑娘也有过眉目传情、傻笑打闹的时刻，她生活中也有过紫丁香、花边裙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赛女郎都没预言过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
“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悲剧，在我看来，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坚持说。“阿伊达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区劳改营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没有用！”
“…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过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
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求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
“…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奶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100年不成？”
尽管她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惧的训练毕竟没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没有呼喊，这不是呼号。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见她的声音。
是的，也许还有在盆里坐浴治疗的西布加托夫听得见。
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宁格勒？”奥列格问。“1935年？”
“您认出来了？”
“你们是住在哪一条街？”
“富尔施塔德街，”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缓慢地回答，声调哀怨但又略带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
“14岁。”
“您什么也不记得吗？”
“很少。
“您不记得？那时就像发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门敞开着，有人过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记得了？”
“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
有如被经绳勒紧了的母马，这位渐渐变老的护理员把脑袋上下移动着说：
“关于围困时期——谁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长篇叙事诗也有人写！这都是允许的事情。可是围困时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姐就坐在这个地方，而奥列格也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他们在这盏台灯下交谈——不也是谈围困吗？
至于围困时期以前，那座城市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奥列格叹了口气，弯着臂肘斜托脑袋，心情沮丧地望着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惭愧，”他轻声说。“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无动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惭愧的是，他把感受这样的折磨着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义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乡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
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10万人，而这曾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了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贵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
“你们也就买了他们的钢琴？”
“可能买下了。当然，买了。”
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头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头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
“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
“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么的？”
“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吹长笛的。喝醉酒爱发议论。”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头突到前头，脑袋耷拉着。
‘根多人都写了……”
“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流放地。”
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动静。他攀位床架子，正在从坐盆里站起来。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急忙过去把那盆水端走。
奥列格也站起身来，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必然要到楼下去走一趟。
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的门前经过。跟焦姆卡同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另一个病人，做过手术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安排给刚开过刀的舒卢宾了。
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虚格着，里边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难的呼啸声。而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要么在别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觉去了。
奥列格把门缝开大些，探头过去。
焦姆卡睡着。这是舒卢宾呻吟时发出的呼啸声。
奥列格进去了。走廊里的幽光从半开着的门洞透进去一点点。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呼吭声停了。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
“啊？”猛然发出的这一声也像是呻吟。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点儿什么？……要开灯不？”
“是谁啊？”由于惊恐而引起一阵咳嗽，接着又是不停地呻吟，因为咳嗽把他震痛了。
“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他已经走到床前弯下腰来，开始辨认枕头上舒卢宾的大脑袋。“要不要给您拿什么来？让护士来吗？”
“不——需——要，’将卢宾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
他没有再咳嗽，也没有再呻吟。奥列格对屋子里的晦暗愈来愈适应了，甚至能分辨出枕头上的想发。
“我不会整个儿死去，”舒卢宾喃喃地说。“整个儿我不会死去。”
看来，他在说胡话。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会活下去的！坚持住，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一小块碎片，是吗？……是一小块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语。
这时奥列格领悟到，舒卢宾并没有说胡话，甚至还认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