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了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 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 加宽到二十来米）。

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第四劳改点（监狱）的墙。监狱的看守人员有的逃入岗楼，有的跑上了望塔（卫兵给他们放下梯子来）。囚犯们捣毁了几个侦查室。这 样，他们既解放了监狱，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将负起起义领导重任的人们：原红军上校团长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战后曾在 驻德国部队任团长，因为他的团里有一个人逃往西方，他为此被判刑。他被关进劳改营监狱是因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对劳改营的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诬 蔑”）。还有一位原红军上尉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据某些人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还是个弗拉索夫分子）。

“新”监狱里还关押着肯吉尔镇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们以为是国内发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 解到这革命原来只是局部性质的，于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头牢房里去，而且在整个起义期间，在没有警卫看管的情况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里面，只在吃饭时才 到暴动囚犯们的食堂去。

暴动囚犯！可他们已经有三次竭力从自己身旁推开这种暴动和这种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天赐之物，他们与其说渴望暴动与自由，毋宁说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无法抗拒的海潮所冲击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向一场暴动。

他们该怎么办？相信诺言？那将是再度受骗，这一点已经由奴隶主们昨天以及从前的行径充分证实了。屈膝跪倒？可许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并没 有换来慈悲嘛！今天就去负荆请罪？可是今天所给予你的惩罚与经过一个月自由生活之后所给予你的惩罚将会是同样严酷的——一奴隶主的法庭只知道机械地工作。 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无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过吗！要知道，他们是为了过上哪怕仅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这八千人也是一样，他们与其说是掀起了暴动。不如说是逃向了自由，尽管是 短暂的自由！八千个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他们现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习惯于冷酷无情的面孔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妇女们认出了男子汉，男人 们也握住了妇女的手。那些从前只能经过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书信往来而从未见过面的人们，现在互相认识了！有些立陶宛姑娘过去是经过天主教教士隔着墙壁许婚 的，现在她们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规的丈夫，是神从天上把婚姻赐给她们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祷而不受任何 人阻挠了。分散在各营区的孤独的外国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国语言谈论着这次奇怪的亚洲式革命。劳改营的全部储备粮食落到囚犯手中。没有人再 赶你到派工地点去从事十一小时的劳动了。

囚犯们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号码布，激动得彻夜不眠的劳改营迎来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灯被打碎，电线杆倒在铁丝网上。现在，囚犯们可以顺着地沟 自由地从一个营区到另一个工区去。许多人从储藏室取出自己从前在狱外穿的衣服穿上，个别小伙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库班人的平顶小帽，低低地、俏皮 地压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现了绣花衬衣，亚洲人还穿起色彩鲜艳的长袍，缠起头巾。过去一片灰黑色的劳改营变得绚丽多彩。）

值日人员到各个工棚招呼人们到大食堂去选举“委员会”——与当局进行谈判和实行自治的委员会（它就是取了这样一个谦虚而谨慎的名称）。

选举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人们也许是只指望它能工作几个小时的，但是，命运注定它将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发挥政府的作用。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两年前，那么，单单是由于害怕此事被那个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主子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下达那个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 弹！”于是便会从各个了望塔上一齐朝着整个营区的人群开枪。至于这会把八千人统统打死，还是只会打死四千，那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心绝不会为此颤动一下，他 们是那种从不发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当时的复杂形势迫使劳改营主子们犹豫不决。同一个瓦维洛夫和同一个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经感觉到某种新潮流的到来。这里已经枪杀过 不少人，现在正为此寻找开脱的理由，以便使这已经干下的勾当具有某种合法外衣。这样，他们就难免犹豫不决，从而也就给了暴动者们时间，使他们可以开始独立 的新生活。

最初几个小时，首先需要确定这次暴动的政治路线。这关系到暴动本身是否要继续下去。有些人怀着朴素的感情挂出了写在旧报纸上的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那么，暴动是否应该跟着这类口夺走呢？

刚刚走出监狱的卡皮通·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由于形势的压力，或者由于他的军人作风，或者是在朋友们的敦促和自己内心的召唤下，看来马上就站到了为 数不多的、但在肯吉尔营里久经磨练的正统派分子一边，采取了他们的观点：“要坚决制止这些胡言乱语（指挂出的口号），要坚决制止某些人想利用我们这次事件 的企图，制止他们的反苏维埃的和反革命的情绪！”（这里引用的话是根据委员会的另一成员阿·弗·马克耶夫的谈话记录。谈话是小范围的，在彼得·阿科耶夫的 储藏室里进行的。当时，正统派不住点头并对库兹涅佐夫说Z“就为了这些口号我们都得加判刑期！”）

当晚的最初几个小时库兹涅佐夫便开始到各个工棚去声嘶力竭地进行游说。但是，就在这最初时刻，以及在第二天早晨的食堂大会上和后来的许多场合，他都遇 到了抵制。那些被践踏得再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已经无可丢失的人们在倾诉他们的怨恨，尽情抒发极端情绪。但是这位上校却不厌其烦地、不知疲倦地重复自己的观 点：

一反对苏维埃就意味着我们的灭亡。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反对苏维埃的口号，我们会立即遭到镇压。他们正在找镇压的借口呢！这类口号会给他们提供开枪的充分理由。只有在合法斗争中我们才能得救。我们应该像苏维埃公民们所应当做的那样同莫斯科派来的代表们对话！”

然后他又大声喊着说：“我们不能容许个别挑拨分子的这类行为！”（不过，当库兹涅佐夫发表这些演说的时候，人们正在“小车厢”里热烈地接吻，没怎么留心听他的话。）

这就好像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火车朝着他不想去的方向奔驰。他决心从车上跳下来，但这时他必须朝着车行方向往下跳，而绝不能往他想去的方向跳。这是历史 的惯性的表现。远非大家都愿意这样，但库兹涅佐夫路线的合理性旋即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很快在全营区各处都挂出了大字巨幅标语，从了望塔上和岗楼上都能 看清楚：

“苏联宪法万岁！”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要求派中央委员来！要求复查我们的案件！”

“打倒杀人凶手贝利亚分子！”

“斯捷普拉格军官的夫人们！你们当杀人凶手的妻子不感到可耻吗？”

虽然绝大多数肯吉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远近各地和眼前发生的对上百万人的镇压、迫害完全是在这个宪法的阴暗光线下干出来的。完全是由这个政治局的成员 们批准的，但是，肯吉尔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得在标语上写这个宪法万岁和这个政治局万岁。现在，重读一遍挂出的标语之后，暴动的囚犯似乎感到自己脚下 的地盘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坚实性，内心感到宽慰、踏实多了：我们的运动不是没有希望的。

刚刚进行过选举的大食堂上空高高升起了一面旗子，整个肯吉尔镇都能看见它。这面白地、黑边、中间有个红十字的旗帜后。来挂了很长时间。根据国际海洋法规，这面旗表示：

“遇难！船上有妇女和儿童！”

总共十二人被选人委员会．以库兹涅佐夫为首。委员会立即讨论了分工，成立了下列各部：

宣传鼓动部（由立陶宛人克诺普库斯领导，他是因参加诺里尔斯克起义贾拉转押到这里来的）；

总务部；

伙食部；

内部安全部（由格列布·斯鲁钦科夫负责）；

军事部；

技术部（这个部大概得算劳改营政府中最奇特的一个部了）。

委任原少校马克耶夫担任与劳改营头头之间的联系。委员会中还包括一名小偷头目，他也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委员中也有妇女（人选是意料中的：白发苍苍的经济学家、党员沙赫诺夫斯卡娅，喀尔巴阡地区的老教师苏普伦，还有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

真正的主要起义鼓舞者是否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呢？显然没有。几个中心，特别是乌克兰人的中心，显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状态（俄罗斯人在整个劳改营中只占 四分之一左右）。只有乌克兰老游击队员米哈伊尔·凯列尔，这位从一九四一年起时而同德国人作战，时而同苏联人作战的人，这个曾在肯吉尔劳改营里当众砍死一 名眼线的人，现在以那个司令部派来的沉默的观察员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各次会议。

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公开办公，只有“军事部”把自己的指挥所（即战地司令部）设在第二劳改点的浴室里。各部都积极展开了工作，最初几天显得特别繁忙，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头考虑，安排。

首先要修筑防御工事（马克耶夫预料必然会有军队来镇压，所以他反对修筑任何防御工事。斯鲁钦科夫和克诺普库斯则坚持要修）。几道内墙的豁口扩大了，拆 下来大量土坯，囚犯们便用土坯在所有的岗楼和营区出人口的对面修起了壁垒。因为目前岗楼全在警卫队的手里，任何一个哨兵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为讨伐队敞开大 门。总务科大院里有的是成卷成卷的铁菠菜，人们便用铁蒺藜绕成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布置在几个易受威胁的方向。也没有忘记在某些地方挂出些写着“小心！布 雷区！”的小木牌。

这是技术部想出来的妙法之一。围绕着技术部的工作形成了某种极其神秘的气氛。这个部在总务科大院里开辟了几个秘密房间，入口处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肱骨， 写着：“高压十万伏！”的字样。这里只准许几个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出入，所以别的囚犯都不知道技术部里干些什么。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技术部正在制造某种 秘密化学武器。囚犯和主子们都知道劳改犯中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一种盲目的信念很轻易地就进入了大家的头脑：这些人什么都能干，甚至会发明 一种连莫斯科都没有人知道的武器。总务科仓库里有各种化学试剂，要制造简单的地雷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人们对于写着“布雷区”字样的小牌子是认真看待 的。

还制造了另外一种武器：把一些装满碎玻璃屑的小盒子放在每个工棚的入口处（可以用它往冲锋枪手的眼睛上打）。

原来的作业班编制不动，改称排，每个工棚编成一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归军事部领导。由米哈伊尔·凯列尔担任警卫队长。几个易受威胁的地方都派纠察队 员值班，按固定时间交接班，夜间加强戒备。考虑到男子的心理特点——他们当着妇女的面不会逃跑，而且一般地说表现得比较勇敢——纠察队由男女囚犯混合编 组。肯吉尔劳改营的许多妇女不仅嗓门高，而且很勇敢，尤其是占妇女大半数的乌克兰姑娘。

现在人们不再期待老爷发善心了。他们自己动手拆除了窗上的铁栅栏。最初两天主子们还没有想到切断营区的电源，所以总务科大院里的机床还可以开动，人们 便把拆铁栅栏下来的铁条磨尖磨光，制作了大量镖枪头。这两天锻造车间的机床工一直不停地制造武器：刀子、长柄宽刃斧头和刑事犯们特别喜欢的马刀。（他们还 喜欢往刀柄上挂两个用彩色皮革做的小铃铛！）有些人甚至拿起了古代用的链子锤。

纠察队员们扛起镖枪去值夜班。夜间派往男子区指定地段值班的妇女排揣着梭镖雄赳赳地前进，随时准备迎着进攻者冲上去。（当时还天真地认为刽子手们会不好意思镇压妇女呢！）

如果不是有严峻而洁净的暴动气氛笼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它早已由于人们的嘲讽或淫欲而涣散瓦解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梭镖和马刀只不过是拿来 玩耍的。但对于这些囚犯来说，过去的监狱和未来的监狱却不是开玩笑的。梭镖确实像玩具，但它总算是命运赐给我们维护自身自由的第一个机会呀。在革命早期的 清教徒气氛中，妇女在壁垒上出现本身就是某种武器。而此时此地，这些男子和妇女的所作所为也都无愧于这种革命气氛，他（她）们庄重严肃地紧握着梭镖，矛头 指向黑暗的天空。

如果说这些日子里也有人产生过低级的、淫欲的念头，那就只是那些呆在劳改营区之外的、佩带肩章的统治者们。他们的推测是：一星期听其自由活动而无人过 问的囚犯，必将在营区内淫乱纵欲，为所欲为。主子们也正是这样向镇上的自由居民们描述的，说囚犯们就是为了淫乱目的才暴动的。（当然罗，过着酒足饭饱、无 忧无虑的生活的囚犯们除了淫欲之外还可能有什么不满足之处呢？！）

劳改营当局的主要推测是：刑事犯必将开始强奸妇女，政治犯就会起来维护妇女，这样，必然会开始一场互相残杀。但是，内务部的心理学家们这次又错了。这 也同样值得我们惊讶。一切都证明，小偷们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像人们一样，不过不是他们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为了酬答他们的这种态 度，政治犯和妇女们自己对待他们也特别友善，充满信任。至于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也许小偷们仍然想着第一个星期 天流血牺牲的同伴们吧。

如果要向肯吉尔暴动的力量来自何处，那么，应该说，来自团结一致。

小偷们并没有触动粮食仓库。对于了解他们本性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仓库里的食品够用好多个月，但是罢工委员会商定：粮食及其他食品仍旧 要按原标准发放。这是由于不敢吃得超过官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怕将来追究浪费责任。奴性十足的恐惧感！好像在这许多饥饿的年代里国家没有欠下囚犯的债似的！ 相反，简直笑人：留在营区外面的劳改营首长们还必需从总务大院领供给，那有什么！——委员会根据他们的请求让波尔图什金上尉（此人不坏，在前方打过仗的） 进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给标准，把食品，如干果之类，定期给首长们运出去。囚犯们一概放行。

劳改营的财务科按原标准发放食物，伙房领来做饭。不过，在新的革命气氛中，炊事员不再偷窃，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来替别人领取伙食，也不再给那些杂役们多盛几勺了。因此，尽管供应量并未增加，伙食量却明显地比以前增加了！

这时期也有个别刑事犯卖一些东西给别人（这是他们从前在别处抢来的），但是现在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卖后立即又把东西强要回去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甚至地方供销部门开办的小商亭也照旧在营区内营业，指挥部答应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员的人身安全。她在没有看守护送的情况下可以进出营区，在营区内由两 名女青年护送到各个小商亭向售货员收缴贷款——内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里的内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统治者不允许继续向营区进货。）

统治者手里还剩下三样可向营区供应的东西——电、水、药品。众所周知，空气是不由他们支配的。至于药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供给营区一片药，一滴碘酒。罢工开始两三天后他们切断了电源，停止了供水。

技术部开始为光明而斗争。最初想出的办法是：在细电线上绑两个钩子，把它甩到劳改营墙外，挂住墙外的电线。这样偷了几天电，后来这些“触须”被切断 了。这期间技术部实验过风力发电机，但又放弃了。后来又在总务科大院选了个从了望塔上和低飞的“U－2”型飞机上看不见的地方，组装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 站”，利用……自来水管的水发电！把总务科大院里原有的一台发动机改装成了发电站。发出的电力只能供营区的电话网、指挥部照明补……无线电发报机使用！各 工棚只好点燃松明……这个举世无双的“水力发电站”一直工作到暴动的最后一天。

暴动刚刚开始时，将军们还像主人一样到营区里来走走。而且，那个叫库兹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谈判时他就首先命令从停尸房把死尸抬出来， 而后大声下命令：“脱帽！”囚犯们都把帽子摘下来了，于是将军们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牺牲品面前脱下他们的军帽。但是，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将军 博奇科夫手里。他赞同选出一个委员会（“总不能同时跟大家一起谈话呀！”），他要求谈判代表们发言时首先讲明自己的案情（于是库兹涅佐夫就滔滔不绝地、也 许还是很乐意地讲述起自己的案情来）。博奇科夫还要求囚犯发言时一定要站起来。当有个代表刚说出一句：“囚犯们要求……”时，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驳说： “囚犯们只能请求，而不能要求！”这样，“囚犯们请求……”这种表达方式也就规定下来了。

对于囚犯们的请求，博奇科夫的回答是大讲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的空前高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就。这种盲目自负的间接洗脑办法总是使我们变得意志薄 弱、无话可说……他来到营区的目的是想解释他们开枪射击是正确的，（他们很快便要宣布，根本没有向营区开枪，那都是匪徒们的造谣。也根本没有殴打犯人！） 而有的囚犯代表竟敢请求他违反“关于分别关押囚犯的指令”，这简直使他大为惊奇。（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指令”就像某种永世长存、天经地义的法律一样。）

很快又有一些新的、更显要的将军们乘“道格拉斯”飞来了：这是多尔吉赫（似乎当时是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局长）和叶戈罗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他们在食 堂召开大会，将近两千名囚犯去参加了。又是库兹涅佐夫下令：“注意！起立！立正！”他敬了礼，把将军们让到主席团就座，他自己则由于官级较低而站在一旁。 （斯鲁钦科夫的表现则不同。当某个将军在讲话中提到人民的敌人时，斯鲁钦科夫立即以响亮的声音反问他：“你们中间谁不是敌人？雅戈达是敌人！叶若夫是敌 人！阿巴库莫夫是敌人！贝利亚是敌人！谁能保证现在的克鲁格洛夫就不是敌人呢？”）

马克耶夫在笔记里写道，他曾拟了一个协议草案，规定劳改营当局保证不把任何囚犯转押到别处去，不实行镇压，开始复查案件，囚犯们则同意立即复工。但是 当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拿这个方案到各工棚去征求意见时，囚犯们却报之以奚落，称他们为“完了头的共青团员”，“特派推销员”和“契卡的奴才”。他们在妇女劳 改点看到的反对情绪尤为激烈。人们现在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划分男区和女区。（马克耶夫也在盛怒之下冲着反对者叫喊：“你小子刚刚在娘儿们那里得了一点便宜， 就以为苏维埃政权完蛋了吗？告诉你，苏维埃政权会坚持照自己的意见办事的！”）

一天天过去了。将军们通过了望塔上的士兵的眼睛，通过现在呆在了望塔上的看守们的眼睛（看守们认得囚犯，因此便让他们从那里观察并记住囚犯们在干些什 么），甚至通过（也许是携带照像机的）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营区活动的观察。但是，将军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营区内没有互相残杀，没有暴行 和摧残，没有强奸，营区自己不会垮台，也找不到派兵进去“救援”的借口。

劳改营屹立不动。谈判的性质也就渐渐地改变了。戴金肩章的人们组成各种小组不断地到营区来劝说、谈话。他们谁都可以来，但来人手里必须拿着小白旗。走 过总务科的岗楼，即目前进入营区的主要人口之后，还必须在壁垒前面接受检查——要由一个穿黑棉袄的乌克兰姑娘拍拍将军们的衣袋，看看是否带着手枪或手榴弹 之类。但是，另一方面，暴动者的指挥部则保证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将军们被领到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不能去总务科大院的秘密房间），允许他们同囚犯谈话，还替他们召集各劳改点的囚犯大会。开会时将军们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犯人们推举自己的代表讲话。但是，这个话有多么难讲啊！怎么讲呢？现在在这里讲话等于在书写自己的新判决书。更何况这些灰黑色的囚犯与天蓝色的将军们 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彼此所理解的真理过于悬殊，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启发这些养得脑满肠肥、身躯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动这些发光的冬 瓜头。一个共产党员、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列宁格勒的老工人的讲话似乎使将军们十分气恼。老工人质问他们：既然军官们在总务科大院里可以随意取用东西，可以 利用从选矿厂偷来的铅块强迫囚犯替他们制造铅砂去偷偷打猎，既然他们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们自己种菜园，而劳改营的长官洗澡时要人们替他铺好毯子，要乐队在 外面为他奏乐，那么，访问，这还叫做什么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