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发明监狱之前想必已经发明了流放。古时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脱离他久已习惯的环境和地点有多么不易生存，这一点看来很早就为人们所理解了。尽管此处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绿洲，你也总会觉得一切都不对头，都格格不入，难于安居，都像是临时应付，并非久远之计。

　　俄罗斯帝国在实行流放方面也并没有落后。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国法津大全》里，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流放这一条。但实际上这个办法早在十六世纪末，还没有什么《法律大全》时，就已经实行了：流放过失宠的卡尔戈波尔人，乌格利奇人，杀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见证人们。这时期辽阔的西伯利亚已经属于俄国，不愁没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总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执政时已开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伊丽莎白女皇废除了死刑，把它改为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这里却有人偷天换日，把流放看作不仅是强迫迁移到边远地区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强迫劳动，这已经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亚历山大颁布关于流放的法令，使这一偷换固定下来。因此，十九世纪的流放犯数字中显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内的。十九世纪初每年流放人数约在二千至六千之间。从一八二0年起对流浪者（我国叫作“寄生虫”）也实行流放，因而数字有时高达每年一万人。一八六三年选中了和大陆分开的荒凉的萨哈林（库页）岛，把这个岛也划归流放地区，流放的可能性进一步扩大了。整个十九世纪中判处流刑的人数总共为五十万，十九世纪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万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关于流刑的法规又翻出了新花样。出现了一些较轻的形式：“驱逐到两省以外”以至“驱逐出境”。（当时并不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无情的惩罚。）另外，还实行过所谓“行政流放”作为司法流放的一种方便的补充措施。但是，那时流放的期限是明确规定的，甚至所谓“终身”流放实际上也不是终身的。契诃夫在《萨哈林》一书中说，经过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如果流刑犯“行为端正”——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标准，而据契诃夫证实，当时对这一标准的掌握是相当宽大的——的话，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后）流刑犯就可以转入农民状态，他就可以作为农民而迁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统治的最后一世纪的流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个人摩肩。这个特点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而我们现在却反倒觉得奇怪了。那时候不论根据司法判决还是通过行政命令判处的流刑都仅仅适用于被判罪者本人，而绝不适用于该人所属的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

　　随着岁月的推移，流放条件及其严酷程度也不断变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给我们留下来的证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们在押解途中的处境很艰苦，但是，我们从雅库博维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书里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时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费·柯恩还补充说，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对刑事犯的态度也很客气，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几十年的时间西伯利亚居民对流刑犯是怀有敌意的：把最贫瘠的土地和费力多、挣钱少的工作留给他们，农民们不让女儿嫁给他们。流刑犯带着耻辱的烙印生活无着、饥寒交迫，因而便集众结伙，打家劫舍，这自然更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但是，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无关系。政治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增加。柯恩的书里说，亚库特人当时很欢迎政治犯，对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医生、教师和帮助自己在当局面前维护权益的法律顾问。处于流放状态的政治犯至少还有工作和治学的条件，所以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学者（有些人的学术生涯正是从流放后才开始的），其中包括地方志学家、人种志学家、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政治评论家和作家。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没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没有给我们描写他们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的费·柯思这样的人后来就曾在进步报纸《东方评论》编辑部工作，而在这里与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克拉辛）。伊尔库茨克不是西伯利亚的普通城市，它是省会。按照有关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准政治犯到这里来的。可是，他们却在这里的银行和公司里工作，在学校教书，出席豪门的家庭招待会，同当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们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书刊检查官都不会通过的文章发表在该市出版的杂志《草原地带》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报纸寄给兹拉托马斯特矿场的罢工工人们。西伯利亚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也是由于流刑犯才变成激进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马尔蒂扬诺夫博物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威信的积极分子集团，毫不理会当局的限制。他们不仅畅通无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网”，以帮助逃亡者（我们已经谈过那个时期多么容易逃亡），而且还指导米努辛斯克市公开的“维特”委员会的活动，即使契柯夫确曾感叹地说过萨哈林岛上对刑事犯实行的制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农奴制”，那么，对于政治犯的流放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说的，自古以来直到最后的沙皇俄国都没有这么干。及至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政府对政治犯实行的所谓“行政流放”已经完全有名无实，几乎不能称为惩罚了，那只是一种空洞的、“衰败老朽的办法”，“只能证明政府自己无能”（古奇科夫语）。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采取措施完全取消了这种流放。

　　对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么？他在乌斯特伊利姆斯克村里购置了一所H层木结构小楼；（顺便指出：他只用了十卢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里，妻妹这时已代替他的妻子。谁也没想强迫他去劳动，他完全自由地生活，并且可以在整个伊利姆斯克专区内自由活动。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么？这一点现在许多去那里参观过的人已经有所了解。其他许多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沃，阿克萨科夫（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去瓦尔瓦里诺。特鲁别茨科伊还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苦役营时就同妻子住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儿子），几年后他又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时，他们家在那里买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车马、仆人，他还替孩子们雇佣法国人当家庭教师（当时的司法思想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认清“人民敌人”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程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的赫尔岑，由于他在省里的地位，警察局长还得向他报告一（作。

　　这种宽厚的流放政策不仅仅适用于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还有许多革命党人和对社会不满的分子受过这种宽厚的流放，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流放。已经从流放中逃跑过四次的斯大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达去了。瓦季姆·波德别尔斯基由于发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从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萨拉托夫！看，有多么残酷！何况在萨拉托夫当然不会有人强迫他劳动。

　　但是，即使这样的、我们现在看来过分优待的、既不受饥寒、也没有生命威胁的流放，对当时的流放者来说却有时还是难以忍受的。许多革命者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离开监狱——离开那不愁没有面包吃的、温暖的、不受风吹雨打的、有充分时间钻研学问并进行党派争吵的监狱——而改为流放时有多么难过，因为到了流放地他们就不得不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自己考虑吃住问题了。至于那些不须自己张罗吃住的人，（据费·柯思说）则更是苦恼，因为他们感到“可怕的无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们只好什么事也不做”。正因为如此，某些人才开始钻研科学，有些人想法去赚钱，做买卖，有些人则在绝望之余饮酒作乐，潦倒终生。

　　但是，怎么会无所事事呢？当地居民并没有为无所事事叫苦嘛！当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确切点说，是因为这些流刑犯的活动土壤和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断了根，丧失了与生活的联系。

　　记者尼古拉·纳杰日金只经过两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兴趣，甚至变成了沙皇宝座前的忠实奴仆。豪爽而放荡不羁的缅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别廖佐沃，他就在那里修了一座教堂，同当地居民在教堂里议论尘世的空虚，蓄起了胡须，穿起普通的长袍，不到两年便死去了。在我们看来，拉季舍夫那种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么负担，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呢？可是后来当他在俄国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胁时，却吓得自杀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个人间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里，看来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满可以过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里却说：“帮助我离开这里（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监狱也行，去索洛维茨的修道院监狱也行！”而且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他写给省长的信里也曾请求把流放刑改为去要塞监狱。

　　现在我们了解索洛维茨，所以听到这话不免感到惊奇，心想：这位被迫害的诗人是在怎样激昂慷慨的情况下，在怎样的绝望中，决定抛弃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宁肯请求去索洛维茨群岛的呢？……

　　这就是流放（既完全迁移出故地并捆住两脚强行安置在某处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种阴森森的力量。古代统治者早已认识到这种力量，奥维德早已尝到过它的滋味了。

　　那是空虚，是惆怅，是毫无生活气息的生活。

　　光辉的革命应该是永远扫除各种迫害工具的。流放当然也应该列在这些压迫工具的清单上，或许该占第四五位吧。

　　可是，当革命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当它还刚刚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它就懂得没有流放不行了！也许有那么一年左右的时间俄国是没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强制迁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欢的人迁移出去。我们来听听一位后来成为元帅的人民英雄在谈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况时所说的实话吧：“已作出决定，要大批地迁移土匪（应读作“游击队”——作者注）户。建立了一些庞大的集中营，在迁移之前先把这些家庭关进去。”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个地方，路上就要警卫，并且要给他们饭吃，到达目的地后还要使他们分开住，又要警卫。比较起来，就地枪决方便得多。就是因为这点方便，才没有把系统的流放制自始至终贯彻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不过，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已经成立了常设机构“迁移事务委员会”，专门从事迁移“社会危险分子，反苏维埃党派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迁移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所有其他党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关机关就已经在逐渐地、有步骤地执行关于流放的指令了。

　　的确。没有恢复对刑事犯的流放。因为这时已经发明了劳动改造营，可以收容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续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方便了：这时已经没有反对派的报纸，无人再发表流放的消息。不声不响地就能把事办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亲好友的眼里，目前这种不凶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就地枪决相比，倒似乎是一种抒情诗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笼络欺骗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乡来，即或有人设法回来，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们一旦陷进去，就只好在这群岛上绕圈子，这圈子最后折断时，其最后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里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们没有立即看清当局的意图。他们不懂得，只是因为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无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灭，所以才把这些注定遭殃的人们暂时不从生活中勾销，而只从人们的记忆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复，还因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驿站和道路这时还没有损坏，还能使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那些流放地点也丝毫没有变化，当地人也不会对流放感到惊奇。（不过，考虑国家大事的人们并未就此止步，某个人还会用手指在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地图上一划，指向一点，于是，刚刚并入共和国联盟的广阔的哈萨克斯坦便将其辽阔土地提供给流放用了。何况在西伯利亚也还有许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传统里也传下来某些不方便的东西，这就是流刑犯的依赖心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养活他们。沙皇政府没敢强迫流刑犯去增加国民收入。而当时那些职业革命家们则认为劳动会降低他们的身分。在亚库特地区，当时分给流刑犯每人十五俄亩土地。（相当于今天的集体农庄庄员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并不急忙奔去耕种这些土地，倒是当地的亚库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们付给革命家“顶地钱”，即租钱，用实物或者马匹换取土地。这样，两手空空来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变成亚库特人的债主了（费·柯恩）。此外，沙皇政府还发给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生活费：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和每年二十二卢布的被服费。据列佩申斯基说，列宁流放在舒申斯克时也曾领取（他并没有拒绝呀！）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列佩申斯基本人的伙食费是每月十六卢布，因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员。现在费·柯恩对我们说，这些钱在当时是非常少的。但我们知道当时西伯利亚的物价只相当于俄罗斯中部地区物价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发给流刑犯的生活费是绰绰有余的。例如，这笔生活费就保证了列宁在整整三年期间毫无困难地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根本无须操心生活问题。马尔托夫在他的书中说，他每月交给房东房租和包伙费五卢布，余钱留下来买书和积蓄起来准备逃跑。无政府主义者乌拉诺夫斯基说，只是到了流放地（在图鲁汉斯克边区，他是和斯大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余钱，他把这些钱寄给一位在路上结识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们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买一所很不错的小房只需十二卢布。（一个月的伙食费！）没有一个政治犯感到过缺钱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领生活费。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坏（他们从流放地回来时都穿得很好）。

　　的确，终身移民流刑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们，是不能领取生活费现款的。但是国库无偿地发给他们皮大衣、全部服装和鞋。契诃夫确认，萨哈林岛上所有的移民流刑犯到流放地后的头两三年（妇女们则是在整个刑期中）都可以从国家领取实物以便维持生活，包括每天四十“所洛特尼克”（即二百克）的肉食，而烤好的面包是每天三俄磅，即约一千二百克，相当于我们沃尔库塔矿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定额百分之一百五十时所领到的口粮。（不错，契诃夫认为那面包烤得不熟，而且面粉很粗。但是，我们劳改营里的也并不好些呀！）每年还发给他们一件皮短大衣，一件农民穿的粗呢上衣和几双鞋。还采取一些其他办法：沙皇国家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够维持生产，有意地用高价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契柯夫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俄国从萨哈林岛这个移民区受益，而是俄国在养活这个移民区。）

　　是啊，我们苏维埃式的政治流放当然不能建立在这种极不健全的基础上。一九二八年举行的第二次全俄行政工作者大会认为当时的流放制度不够令人满意，并决议“以移民区形式在边远的、与世隔绝的地区组织流放，实行不定期判决制度”（即无期判决制度），自一九二九年开始就朝着把强迫劳动与流放制度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苏维埃式的流放当然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但是当初正是那些社会主义者久已习惯于在流放中吃免费伙食了！因此，苏维埃政权也没敢立即改变这个传统，只好暂时继续发给政治流刑犯生活费。不过，当然不是发给所有的人，不给反革命分子，而只给政治犯，而且对政治犯也是区别对待的。例如，一九二七年在奇姆肯特地区给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每月发六卢布，而给托洛茨基分子每月发三十卢布。（总是自己人嘛，同是布尔什维克嘛！）不过这已经不是沙皇时期的卢布了，这时租一间最小的房间每月也要付十卢布，每天二十戈比的伙食费是相当艰苦的。越往后越严厉。到一九三三年时，给政治犯的生活贴补是每月六卢布二十五戈比。而在那一年，我自己记得很清楚，买一公斤半生不熟的议价黑面包（配给卡之外的）就要花三卢布。所以，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无法再去向人们讲授语文或撰写理论文章，只好为生存而“折腰”了。可是，只要谁找到了工作，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便立即取消发给他们的那一点点补贴。

　　即使流放者愿意劳动，他也并不容易挣到钱！要知道，H十年代末期正是我国失业严重的时期，履历表上没有污点的人和工会会员有得到工作的优先权，流刑犯无法凭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工作经验同他们竞争。此外，警备司令部也是压在流放者身上的一块石头：不经它批准，任何机关不敢雇佣流放者。（甚至从前的流刑犯也很少有希望找到较好的工作：公民证上的图章妨碍着他。）

　　据帕·斯-夫回忆，一九三四年喀山有一批知识分子流刑犯为生活所迫同意受雇当铺路工，去铺设石路。而警备司令部却斥责他们：“为什么要搞这种示威？！”但又不帮助他们找别的工作。因此，格里戈里·勃便向行动人员问道：“你们最近准备进行什么审判不？要有的话，我们愿意去当雇佣的证人！”

　　只好去从桌上打扫别人的残羹剩饭了。

　　看，俄国的政治流刑犯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哪里还有时间争论和写什么反对“信条”的文章呢！“怎样消磨这毫无意义的无所事事的时间？”对不起，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种“苦恼”；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不致饿死，不致堕落为告密者。

　　在我们这个终于从多少世纪的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政治流刑犯那种高洁不屈、调优不羁的态度便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跌落在地了。曾使从前的政权望而生畏的政治流刑犯的力量原来是虚幻的假象！形成并且维持那种力量的是，也仅仅是，国内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一旦被有组织的舆论所代替，政治流刑犯和他们的抗议、权利等等就统统会在愚昧迟钝的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和冷酷无情的秘密指令的专横肆虐下被打个落花流水。（顺便提一句，在起草第一批这类秘密法令的问题上也有内务部长捷尔任斯基的一份功劳。）如今，流刑犯的任何一个沙哑的呼叫声，甚至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字，都不可能再到达自由的外界了。如果一个被流放的一工人写信给他原来工作的工厂，而收到信的工人（例如，列宁格勒的瓦西里多基里洛维奇·叶戈申）在工厂里宣读了这封信，那么这个工人也就会立即被流放。流刑犯不仅没有钱财和生活资料，而且丧失了一切权利；对于这些人，格别乌比他们还是自由人的时候更容易拘留、逮捕、押送到任何地方去，现在没有任何顾忌，就像不是对待人，而是对待胶皮玩具娃娃一样。要想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例如，在奇姆肯特就曾突然宣布：在一昼夜内取消这个流放点！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一昼夜内交待完工作，拆毁住房，处理掉全部家什，整理好随身带的东西并走上指定的旅程。他们的队伍比囚犯队伍强不了多少！明天的流放生活并不比今天的囚犯生活更有希望和信心！

　　但也不单是由于社会的沉默和格别乌的压迫。那些被流放者自己，那些没有党的假想党员们自己又怎么样呢？我这里不是指立宪民主党人，这时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立宪民主党人了，他们已被消灭光。可是，在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三0年时期作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又意味着什么呢？当时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符合这一名称的社会活动家集团。二十年代初曾要求所有社会党人放弃他们党派的信仰，大部分人同意这样做，脱离了自己的党派，声明忠于自己信仰的人只是很少数。（虽然在做历史的回顾时，我们觉得这类信仰已经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只是为布尔什维克得势帮了忙。自从革命胜利那一天起，在整个动荡沸腾的十年中，这些所谓的党派没有重新讨论过自己的纲领，甚至假如这些党派突然复活，它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该怎么理解当前事件，该提出什么建议。所有报刊谈到这些党派时早已习惯于使用过去时态了，它们的一些幸存的党员如今完全生活在家庭中，从事专业劳动，关于自己的“党”连想也不再想了。但是，格别乌的档案记载却是抹不掉的。于是，突然根据某个夜间信号又把这些分散在各处的驯顺的家兔一个个揪出来，经过监狱，押送到……譬如说，布哈拉地区去。

　　伊·瓦·斯托利亚罗夫就是这样在一九三O年来到这里的，他在这里见到了从祖国各地揪出来的、衰老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脱离了习惯生活的老朽，如今只好在这里开始争论他们的问题、估计政治形势提出各种建议、进行猜想：假如当初……的话，假如……的话，那么历史就会怎样发展……

　　于是，这些人便自然而然地拼凑成了某种东西，但它已经不是政党，而是……一只将要被击沉的靶船。

　　在流放地人数较多的是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亚美尼亚的达施纳克党人，那是共产党夺取了他们的共和国以后被大批流放到远地的。人们回忆说，属于社会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生气蓬勃的青少年组织“加舍梅尔”和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农业公社的合法组织“盖哈鲁茨”是二十年代的一个活跃的、有战斗力的党派。一九二六年他们的中央全体被捕，一九二七年把还不到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女孩们从克里米亚抓去流放。他们被送到图尔特库里及其它管理严格的地方。这才真正是一个党——团结，顽强，深信自己的正义。但是他们争取实现的不是共同的目标，而是他们单独的目标：要作为一个民族生活，要在自己的巴勒斯坦生活。自愿放弃了祖国的共产党对别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声

　　在各个流放地，社会党员们仍在寻找自己人，他们的各种派别在形成并且积极地活动，建立着互助基金会（但有严格的派别界限——自己人只帮助自己人）。从容易找工作的地方，例如奇姆肯特，给“北方的”没有工作的同党以及蹲隔离所的人寄来救济金。为获得“政治犯地位”而斗争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活跃。（社会党人在整个苏维埃时期都未能懂得，不捍卫全体囚犯的权利，而只捍卫自己的和自己人的权利——这是多么丢脸。）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实行过合伙做饭，看孩子，因此自然会有一些集会，互相家访之类的活动。他们在流放地共同庆祝“五一”（示威性地不纪念十一月七号）。

　　在苏维埃年代形成的各党派之间的不友好的关系大大地削弱了流放者的力量，自二十年代中期起，流放地出现了大批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不承认任何人是政治犯，党派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了。

　　在流放地“政治犯”｛rJ仍有机会放弃原来的观点并通过这条路子得到释放，但是在各个派别的眼睛底下，这类事情在这里毕竟很少见。不过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被解除了流放（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这样一来，行动科的鹰眼对留下的人盯得更凶狠了。一九三七年就把他们全部关进了监狱。

　　二十和三十年代生活在流放地的，并不单是社会党人，——而且社会党人完全不占主要地位（一年比一年明显）。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的有妨碍确立新制度的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有国内战争中没消灭干净的旧人员。甚至还有“因为跳狐步舞”而被抓的男孩子。有行招魂术者。有搞通灵术者。有神职人员——他们最初还有权在流放地做弥撒。还有普通的信徒，普通的基督徒“（好几百年前俄罗斯人曾把这个词稍加改变，用以称呼农人）。以及普通的农民。

　　所有这些人仍在那个行动科的监视下，全部分化瓦解了，麻木不仁了。他们彼此一年比一年更疏远，免得内务委员部怀疑他们有“组织”，以成立新“组织”为理由抓人。（等待他们许多人的正是这个命运。）这样一来，在国家流放的大圈子里，他们又陷进了自愿流放（即孤独状态）的小圈子（斯大林要的就是这个）。

　　当地居民对流放者的疏远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地人对流放者有任何亲近的表示，都会招致迫害，犯禁的人要被流放到其它地方，年轻的要被开除出共青团。

　　由于全国的冷漠态度而灰心失望的苏联流放者甚至丧失了逃跑的意志。对沙俄时代的流放者来说，逃亡像是一种有趣的体育锻炼：斯大林五次逃亡，诺金六次逃亡。那时他们即使被捉住，也不会为此吃子弹，不会去服苦役，而只不过是在一次有趣的旅行之后重新被送回原流放地。可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僵硬而庞大的格别乌却对流放者实行了党派内部连坐制度：一个人逃跑，与他同党派的所有人都要负责！由于空气稀薄得喘不过气，压迫太难忍受，致使那些不久前还是骄傲而威武不屈的社会主义者竟也不得不接受这连坐制度！现在他们自己，以自己的党的决议的方式，禁止自已逃跑！

　　其实，逃又逃到哪里去？到谁那里去？……

　　老于世故的、善于寻找理论根据的机灵人很快就想出了一种理论：现在不是逃跑的时候．应该等待。而且，总的来说，现在也不是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应该等待。尼·亚·曼德尔施塔姆就曾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流放到切尔登地区的社会党人完全放弃了任何抵抗，甚至感到灭亡不可避免。他们唯一较现实的希望是：加判新刑期时最好不要重新逮捕，最好就让他们在当地签字．济样总还可以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点家当保留下来。他们在道德方面给自己提出的唯一任务是：在死亡之前保持人的尊严。

　　在苦役营中我们由被压碎的个体突然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以后，回想以前那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觉得很悲哀。但是我们这几十年，社会生活是朝着扩大和充实（吸气）的方向走的，而那个时代它正走向压迫和紧缩（呼气）。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该责备那个时代的。

　　另外，流放也分成各种等级，这更使流放者离心离德，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局规定了不同的更换身份证的期限（有些人要每月更换一次，而且手续非常繁杂）。每个人都怕落到更坏的一级去，因而尽量奉公守法。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还保留着一种最宽大的惩罚方式：不是判处流放到某地，而是判“减号”（“排除”），即不限定受惩罚者必须到某地去居住，而是“减去”，即排除若干城市，除这几个城市之外他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一旦选定之后，他同样必须在这个自选的地方住满三年期限。受到这种惩处的人无须到格别乌机关去登记，但也无权离开该地区。在那失业的年代职业介绍所不给受“减号”惩处的人介绍工作。如果他自己竟然没法找到了工作，也会对该单位施加压力，迫使解雇他！

　　“减号”判决好比大头针；用它暂时把害虫钉在那里，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等待。直至轮到他正式被捕为止。

　　当时人们还信任这个先进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不会实行流放，而且也不需要实行流放！还相信会有大赦，特别指望在光辉的十月革命节十周年前夕有大赦！……

　　大赦终于盼来了。大赦却像是当头一棒。对流刑犯（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减免四分之一刑期（即三年刑期只减免九个月）。但是，因为整个大牌阵早已布置好了——三年流放之后紧接着要蹲三年政治隔离所，然后又是三年流放——所以，这九个月的减免丝毫没有使生活变得美好些。

　　何况这期间还可能重新审判、重新判刑。无政府主义者德米特里·维涅季克托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去三年，而在快满刑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他又被捕了，“确凿无误”的罪状是：他“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关于公债可能有什么语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是啊，被流放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既然他犯下了这么卑鄙的罪行，还能怎么办？！判处枪决，七十二小时内执行，不准上诉！（关于他身后留下的一个女儿加丽娜，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

　　我国人民争得了自由，而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摆脱流放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流放，它实际上是一个羊圈，暂时关在这里的羊都是预定要宰杀的。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着被召到那个世界去的人。（“历史反革命”或普通农民当中有一些聪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将来的事。因此这些人在服满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后仍！日谨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不到别处去。这样做的人中间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狱。）

　　请看，“从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从有可可粉的图鲁汉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流放变成了什么样子！

　　奥维德的悲伤在我们国内就是由这些东西加以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