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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
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已。”我没说话。“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过把瘾就死是么？”
“过把瘾就死！”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 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 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 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 大师的表演。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 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 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 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我想解释我的情感， 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 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旨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
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
我 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 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杜梅，是 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
“你去哪儿？”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嘛？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 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 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 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 困了，就睡了。”“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你都不记得了？”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 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她冰凉的手 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处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把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
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随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