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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么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么赔了,他说:“你不晓 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我说: “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 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 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 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 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 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 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 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件文化,各位在 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 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 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今年(一九八四年)参加国际 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 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件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 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 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 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 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 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 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 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 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 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向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 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 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 么?”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扑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 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地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 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 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 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预备转到荣民总 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 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 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 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 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 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 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 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 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 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 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 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 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 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 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说:“还有很 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 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 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 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 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 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 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 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 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 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 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 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 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 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 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 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 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 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