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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蒙太居先生家里出来，最初的打算是回到日内瓦，等运气转好一点，为我扫除掉障碍。好让我跟我那可怜的妈妈重新和好。但是，蒙太居和我那场争吵已经闹得 满城风雨，而他又太愚蠢，把这事报告了朝廷，这就使得我作出决定，亲自到朝廷去为我的行为作个交代，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我这个 决定函报给在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泰伊先生。我写了信就动身，取道贝加摩、科摩和多摩多索拉，我穿过新普伦关。在锡昂，法国代办复尼翁先生待我 十分优厚。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是一样；我又再度见到果弗古尔先生，因为我有一点钱要从他手里取回。我经过尼翁市，不曾去看我父亲，心里并非不极其难 过，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在倒霉之后还到我的继母跟前露面，因为我深信她一定怪我不好，不愿听我解释。开书店的迪维亚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对我严加指责。我 对他说明了不去看父亲的原因后，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同时又避免见到继母，我就在日内瓦雇了一辆车，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个小酒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 亲，我父亲听到消息就奔来拥抱我。我们在一起用了晚餐，过了使我十分快慰的一宿。我在第二天早晨和迪维亚尔回到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一直 对他是铭感在心的。

我的最直接的路线并不经过里昂，但是我要路过里昂一下，以便核实蒙太居先生的一个十分卑鄙的诈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出一口小箱子，里面装了一件金缕绣 花上衣，几副套袖、大双白丝袜，如此而已。由于他主动向我建议，我就把这小箱子，或者更正确地说，把这个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里。在他想抵销我的薪金而亲手 写的那张满纸花账的单子上，他载明这口箱子——他称为大件行李——重十一公担，曾替我付出一笔极大的运费。承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 尔先生帮忙，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关的记录簿上查实了那个所谓大件行李只重四十五斤，并且只依这个重量付了运费。我把这份正式证明附在蒙太居先生的账单上，然 后就带着这些证件以及其他好几份有同等份量的材料，动身到巴黎去，急于加以利用。在整个这次长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城，在瓦莱，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 小的奇遇。我看到许多东西，其中有波罗美岛，都很值得描写一番。但是我现在时间紧迫，又有暗探钉着我，我不得不急促地、草率地完成这部作品，这本来是需要 清闲和安静的，而我却缺乏这种清闲和安静。如果有朝一日老天开恩，让我能过上比较安宁的日子，我定要把这部作品改写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补编，我想这是 很有必要的。

我这桩公案，消息早在我之前就传到了巴黎。我一到，就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是机关里还是社会上的，都对大使的狂悖行为愤慨不已。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威尼斯 的公众也有一致的呼声，尽管我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我却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我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赔偿，连薪水也不叫大使补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 人，无权受国家保护，这件事只是他和我之间的一件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是受了侮辱，受了损害，是不幸的，而大使是个荒唐鬼，既残忍又不公平，这桩 公案使得他永远没脸见人。然而，他究竟是大使，我呢，只是秘书。体统，或者说，一般人所谓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因此我也就没得到任何公平处 理了。我想，只要我拼命嚷嚷，公开骂这个狂人，这是他罪有应得，到最后总会有人叫我住口的，我所期待的也正是如此，我决心要到政府正式表态时才服从。但是 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人家让我吵翻了天，人家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是事情还是毫无进展，直到最后，我感到人家总是说我有理，而我却总是得不到公平处理， 自己也失掉勇气了，便干脆罢手，不了了之。

唯一对待我冷淡的人，就是伯藏瓦尔夫人，我最料想不到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她满脑子的名位和贵族的特权思想，总是不能想象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 待我的那个态度是同她这种成见一致的。我太受刺激了，所以一离开她家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也许是我生平最强烈、最厉害的一封信，从此就再也不跨进她的大门。 卡斯太尔神父待我比较好些，但是透过他那耶稣会派的花言巧语，我看出他还是相当忠实地遵循着社会上最重要的处世箴言之一，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弱者为强者作出 牺牲。我对自己这件事强烈地感到有理，而且我生来又很高傲，这就不容许我耐心地忍受他这种偏私态度。从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尔神父了，也不再到耶稣会去 了，我在那儿本来就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那些会友的专横和阴险，跟那位好心的海麦神父的善良纯朴太不相同，使我对他们避之唯恐不速，所以从那时候起， 我就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只有贝蒂埃神父是例外，我在杜宾先生家里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他那时正跟杜宾先生一起，竭尽全力批驳孟德斯鸠。

现在就把有关蒙太居先生的话予以结束，以后就不再提了。在我们闹纠纷的时候，我曾对他说，他不应该用秘书，只应该用个管账房的录事。他果然接受了我这个意 见，在我走后果然找了一个管账房的来接替我，这个管账房的不到一年就偷了他两三万利物儿。他把他赶走了，送进了监牢，又赶走了他那些随员，闹得满城风雨， 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家吵闹，遭到了连贩夫走卒也不能忍受的侮辱，最后，因为荒唐事做得太多了，招来奉召返国、革职归田的处分。在他所受朝廷的遣责之中， 跟我闹的那场风波似乎也没有被忘记。不管怎样吧，他回国之后不久，就派他的管家来跟我结账，付我的钱了。我那时正等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口说无凭 的交情账，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把这些债都偿清了，连查内托·那尼的那张借条也付讫了。本来人家这次付我的钱，爱给多少，就给多 少；我还清了一切债务之后，又和以前一样，一文不名了。可是，以前是有债头难抬，现在却是无债一身轻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我就没再听人说起过蒙太居先 生，而他的死讯也是在社会上听到的。愿上帝宽宥这个可怜的人吧！他不宜于干大使这一行，正如我在儿童时代不宜于干诉讼承揽人那一行一样。然而，那也完全在 他，他原可以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自己维持得象个样子的，同时，也可以把我很快地提拔到古丰伯爵在我少年时代预备叫我走的那条路上。后来我年龄大了点，凭我 一人闯，也算闯出了走这条路的能力。

我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我的心灵里撒下了愤慨的种子，反对我们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 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破坏一切秩序的，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官方权力予以认可而已。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个愤慨的种子，不让 它在当时就象后来那样发展起来。一个原因是，在这件事里，我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害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而崇高的东西，不能在我心里激起那种只有对正义与 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圣洁的内心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它以一种更甜美的感情优势，缓和并平息了我的愤怒。我在威尼斯曾结识一个巴斯克人，他 是卡利约的朋友，同时也配做一切善良的人的朋友。这位可爱的青年生来就具有一切才艺和一切美德，他刚完成以培养美术鉴赏力为目的的周游意大利的旅行，因为 想不出再有什么可学的了，便打算直接回祖国。我对他说，象他那样的天才，艺术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天才是宜于钻研科学的。为了培养对科学的爱好，我劝他 到巴黎走一趟，住上六个月。他信了我的话，到巴黎来了。我到巴黎时，他正在那里等我。他的房间一人住太大，请我分住半间，我接受了。我发现他正在狂热地钻 研高深的学问。没有一门知识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他吞噬着一切，消化着一切，进展神速。原来他的求知欲搅得他心神不安，却又不自察觉，这时他是多么感谢 我启发了他，给他的精神提供了这种食粮啊！我在这个强毅的灵魂里发现了多么丰富的学识与品德的宝藏啊！我感到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朋友：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了。我们的兴趣不同，老是争辩。彼此又都固执，所以对任何事的意见都不能一致。然而我们却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不断抬杠，却谁也不愿意对方不是一个好抬杠的 人。

伊格纳肖·埃马纽埃尔·德·阿尔蒂纳是只有西班牙才能产生出来的那种罕见的人物之一，可惜西班牙产生的这种为祖国增光的人物太少了。他没有他的国人共有的 那种狂热的民族情绪，报复观念之不能钻进他的头脑，正如情欲之不能钻进他的心灵。他太豪爽了，不可能记仇怀怨，我常听他十分冷静地说，任何尘俗人也不能触 犯他的灵魂。他风流俊雅而不缠绵悱恻。他跟女人在一起游玩就和跟漂亮的孩子们在一起游戏一样。他喜欢跟朋友的情妇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见他有过情妇，也没 有发现他有过找情妇的念头。他心里燃烧着的道德之火从来不容许他的情欲之火产生出来。

他周游列国之后就结婚了。他死时很年青，留下了几个孩子。我深信，并且绝对深信，他的妻子是使他领略爱情之乐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女人。他外表上象一个西 班牙人那样对待宗教，但是内心里却是天使般的虔诚。除我以外，我一生中也只见到他一个人是那么尊重信仰自由。他从来没有打听过任何人在宗教问题上有些什么 想法。他的朋友是犹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妄信者也好，是无神论者也好，他都不在乎，只要这人是个正派的人。他对无关紧要的意见，又 固执，又顽强，可是一谈到宗教，甚至一谈到道德，他就沉思了，缄默了，或者只说一句：“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的灵魂是这样超逸，而 对细节的注意却又发展到寸步不让的程度。他把他一天的日程按照几时几刻几分分配着，预先规定用途，严格地按时工作，以至于书中的一个句子没有读完，时钟响 了，他都会把书立刻合上。他每一段时间都各有用途：思考、谈话、日课、读洛克、祈祷、访客、搞音乐、搞绘画，从来没有因为娱乐、欲念或敷衍别人而搅乱这种 秩序，只有急待履行的义务能够搅乱他一下。当他把他的时间表写给我看，以便我也照表执行的时候，我先是发笑，最后佩服得流出泪来。他从来不碍别人的事，也 不许别人碍他的事；有人出于礼貌而打搅他，他就粗声厉气地对待人家。他是急性子，却从不跟人家斗气；我常看见他生气，却从来没见过他发火。他的脾气再令人 愉快不过了：他经得起开玩笑，自己也喜欢开玩笑，甚至戏言说得很漂亮。他有说俏皮话的天才。谁要是激起了他的兴致，他就叫叫嚷嚷，吵吵闹闹，老远就听见他 的声音。但是，他一面叫嚷，一面又面带微笑，在激动中漏出一句半句笑话来使大家为之绝倒。他既没有西班牙人的肤色，也没有西班牙人那种所谓粘液质的气质。 他的皮肤白暂，面颊红润，头发带栗色而近乎金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形体的构造正适于寄寓他的灵魂。

这位心灵和头脑同样明哲的人是善于知人的，他做了我的朋友，这就说明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怎样的人了。我们相处得太好了，以至我们定下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一 辈子。我准备过几年就到阿斯可提亚去，和他一道住在他的田庄上。这计划的细节我们都在他启程的前夕商量好了。所缺的只是最精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那种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我的灾难，他的结婚，最后是他的死亡——就把我们永远分开了。

看来只有坏人的险恶阴谋能够得逞，好人的善良计划几乎永远不会实现。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便决计不再去冒险尝试。我已经看到，机缘使我订定的那许多野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就都破产了，而我又被人从开始干得那么好的外 交生涯中挤了出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因而我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保持我的独立生活，发挥我的才能。现在我已经开始摸到我有多少才能了，过去我一直把它 估计得过低。

我把由于到威尼斯去而中断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不受打扰，专心致意地工作，我在阿尔蒂纳走后就回到我以前居住的圣康坦旅馆。这家旅馆坐落在僻静的地 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起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路来，更能保证我安安静静地工作。在那里，有一个真实的慰藉在等待着我。这是上天使我在苦难生涯中尝到 的唯一慰藉，也只是由于有了这个慰藉，我才能经受得起这种苦难。这不是一种瞬间即逝的结识，我得把结识的原委谈得稍微详细一点。

当时我们的旅馆有一个新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了一个同乡的女孩子，约摸二十二、三岁。专做洗洗缝缝的活。她也和女主人一样。跟我们同桌吃饭。这个女 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良家出身。她父亲原在奥尔良造币厂任职，母亲经商。他们的孩子众多。奥尔良造币厂歇业了，父亲就断了生计，后来母亲也破产了。 买卖做不成，就弃商跟丈夫和女儿一起到巴黎来，靠女儿一人劳动养活全家。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她那种淳朴的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同桌的人，除博纳丰先生外，还 有好几个爱尔兰修士和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几个诸如此类的人物。我们的女主人自己也有过风流艳史；只有我一人说话和举止还算端庄些。别人逗那个姑娘时，我就 护着她。马上，讽刺的矛头就都落到我身上了。即使我本来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没有任何兴趣，这种同情，这种矛盾也会使我产生兴趣的。我一向主张言谈举止要端庄 体面，特别是对女人。我就公开成了她的袒护人了。我看她对我的关怀也颇有所感。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和嘴里不敢明说的感激之情，也就变得越发动人了。

她很腼腆，我也是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是妨碍我们情投意合的，然而我们却很快就情投意合了。女主人觉察出来了，气愤之至，而她那种种粗暴的表现倒反而 在那姑娘方面帮了我的忙。这姑娘在全旅馆里既然只有我是唯一的支持者，便一见我出门就难过，巴不得她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们既心心相印，又气质相投，不 久就产生了通常应有的效果。她觉得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她确实没有看错。我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我也没有看错。我预 先向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爱情、尊敬、真诚，这就是我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忠厚，所以我虽然在女人面前胆子不 大。却取得了美满的结果。

她唯恐我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要找的东西便会生气，这种恐惧心理是推迟了我的幸福的首要原因。我看到她在以身许我之前心神不宁，惶惑不安，想有所诉说而 又不敢明言。我绝对想不出她感到为难的真正原因，却另作了一种既不正确、又对她的品行具有侮辱意味的猜测；我以为她是警告我和她接触会有染病的危险，因此 我就胡思乱想起来。这些胡思乱想虽未制止我去追求她，但是在好些天当中却损害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句句话都 是哑谜，都是含糊其词，真是可笑到万分。她几乎以为我完全疯了，我也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她才好。最后，我们说开了：她向我哭诉她刚一成年就犯了一次错 误，一次唯一的错误，是她的无知和诱奸人的狡诈的结果。我一旦知道了原委，便高兴得叫了起来：“童贞么，”我叫道，“在巴黎，过了二十岁，哪还有什么童贞 女！啊！我的戴莱丝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东西，却占有了笃实而健康的你，我大幸福了。”

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的超过了愿望，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伴侣。我跟这位绝好的女子相处比较亲密了，又对我当时的处境稍 微作了一番思考，我便感觉到，我想的只是寻点乐趣，而做的却大有助于我的幸福。我的雄心壮志熄灭了，需要有个强烈的情感代替它来充实我的心灵。说到底吧， 我需要有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不能再跟她一同生活了，我就需要有个人来跟她的学生一同生活，并且我能在这人身上发现她曾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质朴与柔 顺。必须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那种温馨来补偿我所放弃的那种锦绣前程。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有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命运把那颗心从 我身边夺去了，变掉了，至少是部分地夺去了，变掉了，而我正是大自然为那颗心创造的。从此，我就是孤独的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得到全部与失去全部之间是 没有中间道路的。我在戴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况所许的最大的幸福。

起先我想培养她的智慧。结果却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给她生成的那样，栽培和教育都无济于事。我毫不羞惭地承认，她一直没有学会阅读，虽然 写得还马马虎虎。当我后来住在新小田园路的时候，窗对面蓬沙特兰旅馆有只大钟，我费了一个多月工夫教她看钟点。直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看。虽然我费尽心血去 教她，她从来也搞不清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不识一个数目字。她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用的字眼常和她所要说的意思相反。我曾把她使用的词汇编成一本 小册子拿给卢森堡夫人取乐。她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在我生活过的那些社交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这样迟钝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 这样愚蠢的一个人，在困难情况下却是个绝好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在我遭遇到的那些大灾大难中，我自己没见到的，她往往先见到了，她给我出了许 多最好的主意；我闭着眼睛往危险里钻，是她把我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在那些最高贵的夫人面前，在王公大人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她的操守，都 为她赢得了普遍的钦佩，并为我招来了许多夸奖她优点的恭维话，而这些恭维话，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

我们在所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充实智慧，正如它能充实心灵一样，并不怎么需要在这以外去冥思苦想。我跟我的戴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和跟世界上最美的天才生 活在一起一样地惬意。她的母亲，因为早年是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教育的，颇为自负，经常冒充女才子，想要指导女儿，而由于她的狡诈，败坏了我们俩人之间 的纯朴关系。我原有一种愚蠢的羞耻心，不敢带戴莱丝出门，但由于讨厌她母亲的纠缠，就把这种羞耻心克服下去，常常两个人一起到乡间去散步，吃点心，这使我 感到滋味无穷。我看到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温情。对我来说，这种甜蜜的亲密生活就是一切：我不再关心前途，只希望它是现状的延续，我 别无他愿，但愿现状能持续下去。

这种寄托使我觉得其他任何消遣都是多余的、无味的。从此，我除了戴莱丝家以外哪里也不去，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工作太有利了， 所以不到三个月工夫，我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已全部完成，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机械工作我很讨厌，我就建议菲里多尔承担下来，将来分享收益。他来了 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段中音部。但是为了一项遥遥无期乃至没有把握的收益而埋头于这种呆板工作，他不感兴趣。他干脆不再来了，还是我自己完成了这 件苦差使。

我的歌剧写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卖出去：这等于要我另写一部更加困难的歌剧。在巴黎，你一个人与世隔绝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果弗古尔先生从日内瓦回来，曾 把我介绍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我就想借他的力量来出头。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是拉莫的麦西那斯，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又是拉莫的谦恭的学生；而拉 莫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在这家人家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势力。我估计他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弟子的作品的，因而就想把我的作品拿给他看看。但他却拒绝不看， 说他不能看谱，看谱太吃力。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就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听。并且建议替我找些乐师来演奏几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拉莫也同意了，不过还 是嘀嘀咕咕的，一个劲儿说，一个人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修学会了音乐，作出曲来还能好得了。我赶快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找来了十来个合奏乐手， 演唱的有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序曲一演奏，拉莫就以他那过甚其词的赞美，暗示这本可能是我做的。每奏一段他都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到了男声 最高者那一曲，歌声既雄壮嘹亮，伴奏又富丽堂皇，他就按捺不住了，他直喊着我的名字，粗暴得使大家愕然，对我说，他方才听到的乐曲，一部分是音乐界老手做 的，其余的都出自无知者之手，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音乐。有一点倒是真的：我的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又不合常规，有时十分出色，有时平淡无奇。一个人全靠几阵 子才气，没有扎实的工夫做基础，他的作品必然是这个样子。拉莫说我是个小剽窃手，既无才能，又无美感。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主人，却不是如此想法。黎希留 先生那时侯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并且，众所周知，也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全部都听一听，如果满意的话，还有意拿到 宫廷里去演出。我的作品就在御前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由宫廷出钱，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演奏了。指挥是弗朗科尔。效果惊人：公爵先生不断惊呼喝彩，而 且在塔索那一幕里，一段合唱完毕后，他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卢梭先生，这是沁人心脾的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 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却一言不发。拉莫虽曾被邀请，这天却没有来。第二天，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十 分冷漠地接待了我，她故意贬低我的剧本，对我说，虽然起初一些浮光虚彩使黎希留先生眩惑了一下，但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她劝我对我这部歌剧别存什么希望。一 会儿，公爵先生也到了，对我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对我的才能恭维了一番，似乎依然打算把我的歌剧拿到国王面前去演奏。“只有塔索那一幕，”他说，“不能拿 到宫廷里去演，得另外写一幕。”凭这一句话，我就跑回家关起门来修改，三星期后我把塔索换掉了，另写好了一幕，主题是赫希俄德受到一个缪斯的启示。我设法 把我的才华的部分发展过程和拉莫居然对我的才华显出的那种忌妒，都写到这一幕里去了。新写的这一幕没有塔索那幕那样奔放，却是一气呵成。音乐也同样典雅， 而且写得好得多，如果另外两幕都能抵得上这一幕，全剧一定会演得很象样的。可是，当我正要把这个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又把这部歌剧的演奏耽搁下 来了。

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开了许多庆祝会，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演出。在这些歌剧之中，有拉莫配乐的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 这次经过修正改编，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好几场幕间歌舞都换掉，词和曲都要改写。问题是难找到一个能担任这双重任务的人。伏尔 泰当时在洛林，他和拉莫两人都忙着搞《光荣之庙》那部歌剧，顾不过来。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由我来担任。为了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该做些什么，他把诗和乐 曲分开送给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词，因此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甲札，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 要我在瞬息之间拟出几场既乏味、又支离破碎的戏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这些歌舞跟这几场戏又很不合宜。我只好谨遵雅命，写得又仓促又糟糕。我把这个 毫无价值的初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修改一番。幸而现在交到你手里了，就请你绝对自由支配吧。所有那一切，我早就记不清了。它 只是一个初稿，写得那么仓促，必然会有错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纠正了一切错误，补充了一切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