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傅雷（1908—1966）的名字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作为翻译家，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也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不但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优美的赏析，还为国人培养了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家傅聪。最后，他的悲壮的弃世，不但是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傅雷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随着《傅雷家书》、《傅雷译文集》、《傅雷文集》和傅雷多种译著插图本的相继问世，傅雷的人品文品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读者所知晓，所认同。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奉献给新世纪的年青读者的一部新的傅雷散文精选本。
相对于世所公认的傅雷的译笔而言，他的散文创作的成就常为翻译家的荣光所掩却，这当然是很可遗憾的。其实，傅雷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无论是早年的《法行通信》，还是晚年致傅聪的家书，都能毫不逊色地列入当代优秀散文之列。傅雷家书更是自1981年初版至今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大关，脍炙人口，影响极为深远。傅雷其他许多文学批评、美术音乐评述和译著序跋也完全可以当作文化散文来赏读，文笔之典雅晓畅，见解之独特精到，同样散发着作者全部的人格魅力。傅雷的散文是卓然自成一大家的。
本书分为“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以展示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60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十四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现请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从中遴选两封先期译成中文，收入本书与读者见面。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又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的查到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 Menuhin）英文书信一封。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也未署写信时间，但从信的内容推断，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很可能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深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和反抗。现把中译转录如下，供读者体会和反思：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傅雷（1908—1966）的名字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作为翻译家，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也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不但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优美的赏析，还为国人培养了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家傅聪。最后，他的悲壮的弃世，不但是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傅雷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随着《傅雷家书》、《傅雷译文集》、《傅雷文集》和傅雷多种译著插图本的相继问世，傅雷的人品文品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读者所知晓，所认同。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奉献给新世纪的年青读者的一部新的傅雷散文精选本。
相对于世所公认的傅雷的译笔而言，他的散文创作的成就常为翻译家的荣光所掩却，这当然是很可遗憾的。其实，傅雷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无论是早年的《法行通信》，还是晚年致傅聪的家书，都能毫不逊色地列入当代优秀散文之列。傅雷家书更是自1981年初版至今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大关，脍炙人口，影响极为深远。傅雷其他许多文学批评、美术音乐评述和译著序跋也完全可以当作文化散文来赏读，文笔之典雅晓畅，见解之独特精到，同样散发着作者全部的人格魅力。傅雷的散文是卓然自成一大家的。
本书分为“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以展示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60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十四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现请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从中遴选两封先期译成中文，收入本书与读者见面。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又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的查到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 Menuhin）英文书信一封。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也未署写信时间，但从信的内容推断，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很可能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深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和反抗。现把中译转录如下，供读者体会和反思：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
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仄，祗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
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毛泽东的）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
（《傅雷散文》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