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教堂里行完婚礼，甚至没有预备清淡的酒菜，新婚夫妇各喝了一杯酒，便更衣、坐车，去了火车站，取消了欢乐的婚庆舞会和晚宴，取消了音乐和舞蹈，他们要赶到二百俄里以外去朝圣。许多人称赞这种做法，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已有官职在身，年纪也不轻，热闹的婚礼看来显得不大得体。再说一个五十二岁的文官，娶了一个刚满十八的姑娘，在这种场合下听音乐也没有趣味。也有人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之所以想出去修道院朝圣的主意，其实是为了让年轻的妻子明白：在婚姻问题上，他是把宗教和道德放在首位的。

一群同事和亲戚到车站为新婚夫妇送行。他们端着酒杯站着，等着火车开动时好欢呼“乌拉！”彼得·列翁季伊奇，新娘的父亲，头戴高筒帽，身穿教员礼服，已经喝醉，他脸色煞白，举着杯子，不住地住窗口探过身去，央求说：

“安妞塔！安尼娅①！安尼娅，听我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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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为安娜的小名。

安尼娅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便贴着她的耳朵嘟哝起来。她直觉得酒气熏人，耳朵里灌风，什么也听不清楚。他就在她脸上、胸前、手上不住地画十字。这时他连呼吸都在颤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她的两个弟弟，中学生别佳和安德留沙，在他身后拉扯他的礼服，难为情地小声说：

“爸爸，行了……爸爸，别这样……”

火车开动了，安尼娅看到，他的父亲跟着车厢跑了几步，身子摇摇晃晃，酒杯里的酒都洒了。他那张带着愧色的脸是多么可怜而又善良啊！

“乌拉！”他喊道。

现在新婚夫妇单独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进了包间，查看一番，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然后笑容满面地在他年轻妻子的对面坐下。这是一名中等身材的文官，相当胖，大腹便便，保养得极好，脸上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嘴上却不留唇髭。他那个刮得干干净净、轮廓分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倒像脚后跟。他脸上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唇髭，这块新刮过的不毛之地，渐渐地与旁边两个胖乎乎、颤悠悠、像果冻一样的腮帮子联成一片。他举止庄重，动作徐缓，态度温和。

“现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他含笑说，“五年前，科索罗托夫得了一枚二级圣安娜勋章，到大人府上感谢的时候，大人是这样说的：‘这么说，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在扣眼里，两个在脖子上。’这里得说明一下，当时科索罗托夫的妻子安娜，一个爱吵嘴的轻桃女人，刚刚回到他的身边。我希望，当我拿到二级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找不到任何借口对我说这种话。”

他眯起小眼睛微微笑了。她也微微笑了；但她一想到这个男人随时会用他那肉乎乎、湿漉漉的嘴唇来吻她，而她已经无权拒绝他这样做，心里就不免发慌。他那大腹便便的身子只要一动，就把她吓一跳。她感到又可怕又厌恶。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燕尾服和坎肩，换上长袍。

“这就舒服了，”他说着坐到安娜身边。

她回想起刚才的婚礼是多么令人难堪，她总觉得神甫、宾客和教堂里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哀伤的目光望着她，似乎在问：像她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为什么非要嫁给这个上了年纪的、没有趣味的先生？为什么？虽说今天早晨她还满心欢喜，认为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可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以及现在坐在车厢里，她已经感到自己做错了事，受了骗，显得很可笑。瞧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但她还是身无分文，连结婚礼服也是借了钱做的。今天父亲和两个弟弟来送她的时候，她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今天他们能吃上晚饭吗？明天呢？不知怎么她觉得，她走后现在父亲和弟弟只好坐在家里挨饿，就像安葬完母亲的那天晚上一样，心情沉重，感到难以忍受的悲伤。

“唉，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什么我这样不幸呢？”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庄重的人，不习惯向女人献殷勤，他笨拙地碰碰她的腰，拍拍她的肩膀；她呢，正想着钱，想着母亲和她的去世。母亲死后，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一名中学习字课和图画课教员，从此开始酗酒，家境便越来越贫困。两个男孩子没有靴子和套鞋，父亲叫人扭送去见民事法官，法警便来家查抄家具……真丢人！安尼娅要照看酗酒的父亲，给弟弟补袜子，跑市场……每当有人夸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时，她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瞧着她那顶廉价的帽子和皮鞋上用黑面糊堵住的窟窿。到了夜里她就伤心落泪，怎么也摆脱不掉不安的思绪：老担心父亲因他的酒瘾很快就会被校方辞退，他受不了这种打击，会跟母亲一样死掉。于是，一些相识的太太开始忙碌起来，要为安尼娅找一个好男人。不久就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他不年轻，也不漂亮，但很有钱。他在银行里有十万存款，还有一座祖上留下、目前已出租出去的庄园。这人循规蹈矩，颇得大人的好评。别人告诉安尼娅：要他帮忙不费吹灰之力，他只消请大人给中学校长，甚至给督学写封便函，叫校方不得辞退彼得·列翁季伊奇就行了……

她正想着这些往事，突然从窗子里送来音乐声和嘈杂的人声。原来火车在小站上停下了。在月台对面的人群里，有人使劲地拉着手风琴，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发出刺耳的拉锯声。从一排高高的白桦和杨树后面，从沐浴在月光中的别墅区那边，传来悠扬的军乐声：显然别墅里正在举行舞会。在月台上，住别墅的消夏客和来这儿的城里人在散步，只要天气好，他们就上这儿来呼吸新鲜空气。这其中就有阿尔特诺夫，整个别墅区的业主，大富翁，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脸型像亚美尼亚人，眼睛鼓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的衬衫不扣纽扣，敞着怀，一双高统靴上带着马刺，肩上披一件拖到地上的黑斗篷，像女人身后的拖地长后襟。两条猎狗耷拉着尖嘴脸跟在他后面。

安尼娅的眼睛里还噙着泪花，但她已经不想母亲，不想钱和自己的婚事了。她不断跟认识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快活地笑着，很快地重复着：

“您好！过得怎么样？”

她来到车厢外的小平台上，站到月光下，好让大家都能看到她穿着华丽的新衣，戴着漂亮的帽子。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停下了？”她问。

“这儿是错车站，”有人回答，“在等一辆邮车。”

她发现阿尔特诺夫正瞧着她，便卖弄风情地眯起眼睛，大声说起法语来。忽然问，因为她的声音那么美妙动听，因为周围乐声荡漾、一轮明月倒影在水池里，因为阿尔特诺夫，这个出了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儿，正痴迷地、好奇地盯着她，还因为大家都很快活，安尼娅不禁心花怒放。当火车开动、相识的军官们纷纷行军礼向她告别时，她随着树林后面送来的军乐声，已经哼起了波尔卡舞曲。她回到包间时，心里有一种感觉，似乎小站上的人使她确信：不管际遇如何，她日后肯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住了两天就回到城里。他们住在一幢公家寓所里。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上班后，安尼娅就弹弹钢琴，或是烦闷得哭一阵，或是躺在软榻上看看小说，翻翻时装杂志。用午饭的时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是吃得很多，边吃边谈政治，说些有关任命、调动和奖赏的消息，说人应当劳动，说家庭生活不是享福，而是尽责，说积下一百个戈比就是一卢布，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高于世间的一切。最后，他握着餐刀，像举着剑似的，说：

“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

安尼娅在一旁听着，心里害怕，吃不下东西，常常饿着肚子离开餐桌。午饭后丈夫躺下休息，不久就鼾声大作，她就回到自己的家。父亲和弟弟们看了她一阵，那眼神有点异样，好像她来之前他们刚刚责备过她，说她是为了金钱才嫁给一个她不爱的、既枯燥又讨厌的人。她那蟋蟋作响的衣裙，手锣，总之她的一身太太打扮，使他们感到拘束和屈辱。在她面前他们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但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爱他，吃饭的时候少了她还不习惯。她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喝菜汤和粥，吃那种有蜡烛味的羊油煎的土豆。彼得·列翁季伊奇用颤抖的手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带着贪婪、厌恶的神情一饮而尽，接着倒第二杯，第三杯……别佳和安德留沙，两个消瘦、苍白、大眼睛的男孩夺过酒瓶，慌张地说：

“别喝了，爸爸……够了，爸爸……”

安尼娅也不安起来，央求他不再喝酒，他却勃然大怒，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许别人来管我！”他大声嚷道，“坏小子！坏丫头！看我把你们都赶出去！”

可是他的声音里流露出软弱和善良，所以谁都不怕他。午饭后他通常要打扮一番。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道刮破的口子，伸着细长脖子，在镜子前一站就是半个钟头。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捻捻黑胡子，一会儿往身上洒香水，再打个蝴蝶领结，然后戴上手套和高礼帽，这才走出家门去教家馆了。如果是节日，他就留在家里，有时画画水彩画，有时弹弹风琴。那台风琴吱吱叫，隆隆响，他偏要逼它奏出和谐悦耳的乐声来，还要自弹自唱，有时就冲着两个孩子生气：

“混账！坏包！把乐器都弄坏了！”

到了晚上，安尼娅的丈夫常常跟住在同一幢公寓里的同事们玩牌。玩牌的时候，文官太太们也聚到一起。这些太太长相不美，服饰不雅，举止粗鲁，倒像是厨娘。她们在房间里说东道西播弄是非，她们的话跟她们本人一样粗俗而无聊。有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也带安尼娅上剧院看戏。幕间休息的时候，他不让她离开一步，他要她挽着自己的胳臂一道在走廊里和休息室里踱来踱去。有时候，他对某个人躬身致礼，随即悄悄对安尼娅说：“五品文官……大人接见过他……”或者，“这人很有钱财，……自家有房子……”当他们经过小卖部时，安尼娅很想买点甜食，她喜欢吃巧克力和苹果馅小蛋糕，但她身上没有钱，向丈夫讨又不好意思。他拿起一个梨，用指头捏一捏，犹豫不决地问道：

“多少钱？”

“二十五戈比。”

“是吗？”他说着又把梨放回原处。可是什么也不买就走开也不好意思，于是他要了一瓶矿泉水，一个人把它全喝光，喝得他的眼睛里冒出泪水。这时候安尼娅真恨他。

有时候，他忽地涨红了脸，急急对她说：

“向那位老夫人鞠躬！”

“可是我不认识她。”

“没关系。她是税务局局长太太！鞠躬呀，我跟你说呐！”他一个劲儿地唠叨着，“你的脑袋掉不了的。”

安尼娅便鞠躬致礼，她的脑袋也果真没有掉下来，但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她只能生自己的气：她不该像个大傻瓜似的受了他的骗。她本来只是为了钱才嫁给他，可是现在她的钱比结婚前还少。原先父亲还常常给她二十戈比，现在呢，她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偷偷拿钱或者向他要点她都做不到，她怕丈夫，见着他就战战兢兢。她觉得她对这个人的恐惧感由来已久。小时候，她总认为中学校长是最威严最可怕的力量，这力量像头上的乌云、像冲过来的火车头想把她压死。另一种威严可怕的力量，就是家里经常提起、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对他诚惶诚恐的大人。另外还有十几种小一些的可怕力量，其中包括中学里那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神色严厉、铁面无情的教员。最后，就是现在的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这个循规蹈矩的人连面孔也长得像中学校长。在安尼娅的想象中，这一切合成一股力量，变成一头可怕的巨大的白熊，正一步一步朝像她父亲那样一些弱小而有过失的人逼近。她不敢说出违拗的话，每当她受到粗暴的爱抚，被对方的拥抱吓得胆战心惊、受到玷污时，她只能强作笑颜，佯装快乐的样子。

只有一次，为了偿还一笔极不愉快的债务，彼得·列翁季伊奇壮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可那是多么令人难堪啊！

“好吧，钱我借给您。”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考虑一番后说，“不过我得警告您：如果您不戒酒的话，今后我不会再接济您。一个人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沾上这种毛病是可耻的。我不得不向您提醒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嗜好葬送了许多有才干的人，其实只要他们有所克制，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步步高升、身居要职的。”

接下去便是长篇大论：“根据……”，“鉴于刚才所说……”，“由此得出结论……”，可怜的彼得·列翁季伊奇忍受着屈辱的折磨，反而更想喝酒了。

两个弟弟有时到安尼娅家来作客，他们总是穿着破裤子和破靴子，照样要听他的训导。

“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对他们说。

钱他是不给的。但他送安尼娅戒指、手锣和胸针，说这些东西遇到艰难日子就大有用处。他经常拿钥匙打开她的五斗柜，检查这些东西是否完好无缺。

二

转眼间冬天到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当地报纸就早早登出消息：一年一度的圣诞舞会将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每天晚上打完牌之后，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要焦急不安地跟官太太嘀咕一阵，不时忧心忡忡地看安尼娅一眼，随后长时间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想着什么心事。最后，有一天夜里，他在安尼娅面前站住，说：

“你得做一身舞衣，听明白了吗？只是请你先跟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和娜塔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商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