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直到撤离大陆以前，蒋介石的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安的。

　　在台湾他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但相对来说，生活要平和稳定得多。

　　在他的统治下，台湾成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这不是因为它的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它的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相对的满足以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拼命争夺而得来的台湾这一小块土地才是蒋介石拥有的一切。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台湾的发展是他人的成就，是辛勤劳作的台湾人民的成就。这一点是不难看出的。然而，这样说也许是不公平的。

　　正如一个总司令可能被迫因其下级军官的得失成败而有权利得到荣誉或别人责备一样，台湾的成就最终也应该归功于蒋介石。

　　蒋介石在台湾的状况是十分异常的，他的政府亦是如此。

　　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那是没有先例的。

　　大陆陷落以后，他带着残余部队及其追随者们，来到了由日本殖民者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且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已承认为中国领土的台湾岛进行避难。这样就有了两个中国政府。

　　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除台湾岛和少数沿海小岛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台湾，而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两个中国。但是，不论是共产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认为北京政权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在局外人看来，蒋介石对大陆主权的需求是荒唐的，甚至是无礼的。然而，从权力的角度来讲，蒋介石的主张有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如果他不坚持这个主张的话，国民党如何统治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呢？他只有坚持这个主张，即他的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坚持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从无半点的忧柔寡断，并且宣称他能够“证明”他在台湾保护了自己的权力，根据这个荒唐的逻辑而制定的铁一般无情的法律和一系列类似的反常事情只好持续下去。由于台湾人口的发展，1975年达1600万人，在这个小岛上只好有两个政府，一个管理全中国，另一个治理台湾省。

　　1947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开始了第一次大选，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次非正规的演习而已。

　　立法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台湾。坐镇的立法官员皆为老年人，年复一年，直到他们者死。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久已失去联系的大陆各省的远方“投票人”的利益。

　　大多数台湾人民在这个“国家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发言权，他们最多只期望能在省级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1972年底的部分选举给老年化的立法机构注入了一点新鲜血液，但是，直到这时为止，那些明显的异常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个被外界喜爱或惊叹的空想是完全不真实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即蒋介石枯萎的权力宝座和国民党的最后一块避难之地。否认这个不真实的现实，就意味着要通过放弃这个权力基地而让位。

　　况且，蒋介石已经度过了那个另有图谋的辞职阶段。他来到了台湾，并且要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时间宣布他死亡为止，或者将来有一天一些未能预见但并非不可能的形势会恢复他合法的南京政权。

　　蒋介石的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达到了高潮，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凉了下来。

　　他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曾保护过他的台湾基地，也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这一基地。从此以后，他的希望随着每一次国际危机的到来和听到来自中共的可怕消息而变得恍惚不定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时刻比任何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破记录数字更有意义。

　　1955年1月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时刻，当时，中共派了一些战舰和飞机在大陈岛北部的江山岛登陆。国民党守备军队的720人全部战死。

　　在中共对大陈岛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之后，周恩来于1月20日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在此期间不允许联合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请求国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击退共军在台湾海峡的进攻。

　　国会授予了总统所需要的权力，蒋介石也相应地受到了鼓舞。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停火谈判并遭中共拒绝以后，这场危机也就结束了。

　　令蒋介石感到欣慰的是，他不久便证明了他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诚然，国民党政府被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于1955年2月25日在马尼拉签署的《东南亚防御条约》

　　之外，但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恃·杜勒斯于3月23日又继续前往台北进行访问。

　　在台北，杜勒斯与大总统蒋介石、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院长愈鸿钧以及外交部长叶公超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共同防御条约的含义和用途。在长达一天的谈话结束以后，杜勒斯于临走前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他在公报中指出，金门岛和马祖岛与“台湾的安全有关”。

　　无论如何，这对蒋介石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三四周以前，由于共军的猛烈空袭，蒋介石已命令军队撤离了大陈岛。

　　但是，根据美国国务卿的宣言来看，要国民党放弃金门岛和马祖岛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共军在3月份又发动了进攻，但是蒋介石加强了守备部队的力量，仅在金门岛一地就屯兵6万。然而，情况仍然不妙。3月25日，中共宣称他们又从北朝鲜撤出6个师的兵力以对付这场战争，蒋介石的海上观察员和大陆情报人员报告，共军已在台湾对面的福建沿海布下了重兵。蒋介石说在2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情况已经“相当明确”，美国是会保护这些岛屿的，他说，无论如何，这些岛屿是决不会断送的。

　　当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获得重大成功的消息时，他回想起了1927年的上海和他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所受到的侮辱，这使他恼羞成怒。

　　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阁下在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他建议。

　　马祖岛和金门岛应当立即转交给共产党政府；美国第七舰队应撤出台湾海峡；蒋介石应当“光荣地退休”；联合国或科伦坡集团应当托管台湾5年，托管期满时，应由公民投票决定台湾是归属中国领土还是独立。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通过宣布立即停火和立即释放非法扣押的美国空军人员和其他人质，以此来表明自己追求和平的诚意。

　　但是周恩来只宣布，台湾的未来将在中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之后由联合国来处理，周公开声明他为解决蒋介石的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

　　蒋介石感谢周恩来在20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进行周旋，使他恢复了自由，但他决不会允许共产党的总理通过这个“合理”

　　方案来罢免他的官职。他的政府宣布不准备参加与中共的谈判。

　　在经受了这些失望和挫折以后，再加上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对1949年白皮书的不满以及对朝鲜战争所抱希望的迅速破灭，美国和蒋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和睦相处的阶段。

　　美国正在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慷慨解囊。虽然联合国每年都在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辩论，但是，每年都有绝大多数的国家愿遵循蒋的美国盟友的意见行事。

　　不久，突然爆发的一种强烈的反美情绪打破了这一僵局。

　　起因是微不足道的。1957年5月23日，美军的一位军士长罗伯特·雷诺因为杀害了一名30岁的中国人而被控告，但结果却被判无罪，据说受害者是透过窗子偷看了军士长的妻子在沐浴后的裸体，雷诺夫人在吃惊中对丈夫大喊一声，雷诺先生立刻冲出房去，向这个人开了两枪，把他打死了。此案起诉到法庭，但雷诺否认这一控告并辩护说，他是因为害怕这位闯入者会对他动手。雷诺在被宣判无罪之后带着妻子和孩子悄悄地从台湾溜到了菲律宾。

　　由于这一无理的宣判，一群被激怒的群众聚集到美国使馆外举行抗议，并且在大街上嘲弄和侮辱美国人。那位受害者的妻子也前来绝食抗议，手里还举着一个写着“要求正义”的牌子。当疯狂的人群扯下美国国旗并将它撕成碎片时，警察却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美国使馆建筑物上面插上了国民党的国旗。人群闯进了大使馆，拼命地摔打桌椅并将钢柜从窗子里扔了出去。美国汽车和货车被点燃，大使馆也燃烧起来了。但是，不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结果大约100多名“闹事者”遭到拘捕。

　　蒋介石的坚强保护者、美国大使兰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蒋介石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对此表示“深感遗憾”，并且保证这件事情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反美主义”，而是群众对雷诺的无罪判决普遍表示不满而已。

　　结果，3名高级警察和部队军官被解职，并且，蒋介石政府还答应补偿一切损失。

　　北京政府也借此机会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宣传。北京的一家电台说：“美国人把台湾人民当作任意摆布的奴隶和炮灰”，“一切爱国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

　　然而，长期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评价是正确的，公愤的爆发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决不会重演。

　　翌年，一场新的更不平静的金门岛危机爆发了，这一危机搅乱了蒋介石的黄粱美梦，并表明他还得继续依赖美国的帮助。

　　1958年8月23日，共军的炮兵连在两个小时内向金门岛发射了5万发炮弹。在随后的5天里，每天平均发射的炮弹为6万发，到该月月底时，伤亡人数约1000名，其中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食品、弹药和其他供应品迅速告急，蒋介石立即向美国求助。

　　自9月7日起，美国第七舰队便护卫国民党战舰往台湾运送物资。其他供应品则由国民党的运输机空投。

　　11月1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

　　如果共产党占领金门岛，这场战争就会没个完。“它是武力占领计划的一部分”，他说，“这一计划将摧毁西太平洋地区所有自由世界的阵地，并将他们置于与美国和自由世界作对的政府手中。”他还谴责苏联与中共并肩作战。

　　几天以后，周恩来重申了中共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张。

　　这场危机戏剧性地拖延到了10月底，这时金门岛的居民们已习惯了每天的炮轰。9月30日杜勒斯宣称，如果中共“合理公正地停火”，美国政府将同意国民党撤离近海岛屿。此后，金门岛的紧张局势使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10月6日，北京政府暂停炮轰，20日又开始了炮轰，随后便逐渐减少了。很明显，如果蒋介石希望依靠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敌对情绪的话，那么他将会感到失望。

　　事实上，美国已经于9月中旬通过集结军事力量（《纽约时报》把它描述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海空战斗力量”）而使战争变得不堪设想了。

　　9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了有国民党和美国军事代表参加的会议。美国驻太平洋地区军事总指挥阿德麦罗·菲尔特以及蒋总统的行政院院长陈诚将军出席了会议。

　　一个月后，从10月21日到23日，美国国务卿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谈。最后公报使美蒋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给双方带来完全的满足，公报提到了团结一致。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

　　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这两次金门岛危机事实上已经证明蒋介石及其政权比以前更加安全了，但也更受制约了。然而，生活确实提供了礼仪上的补偿。其中最令人满意的一次发生在1960年6月19日。那天，蒋介石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到台北，他们双方相互祝贺，并谈到了有关“长期友好”问题。

　　蒋介石在美国的限制和保护下，仍然利用一些有限的方法对中共发动战争。于是便发生了一些空战和海战。在这些战斗中，拥有美国装备的国民党部队时而也对大陆领土发动空袭，并经常向大陆空投“游击队”和破坏分子，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广东省。他们分散在乡村，试图建立基层反共组织，但始终没有取得重大成就。

　　北京也时常发布国民党特务被处死的消息。国民党政府经常宣布“游击队”的成功，但有时也承认失败。例如，1963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承认，中共在各次小规模冲突中共打死国民党“游击队”员172人。几天以后，北京又宣布5名国民党特务被处死，另有10名被关押在广州和广东其他城市的监狱里。当年年底，关于国民党在浙江、江西、福建、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的“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有许多报道。

　　蒋介石的一支“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一场数年之久的特殊争论。

　　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残余部队，大约1．2万人。1949年，他们越过了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

　　当时，毛泽东的部队正在华南作战，1953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国民党在缅甸的活动。并要求缅甸政府报告国民党的一切违法活动。在与缅甸经过5个月的协商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其军队撤出缅甸领土。

　　1954年5月30日，这支部队的司令李弥将军宣布自己的指挥权已被解除。近7000名国民党军人途经泰国回到了台湾，一切费用均由美国负担。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撤退的军人中有1400名随从人员。观察员们不禁注意到，在撤退的军人中，多数为年龄很小和年龄很大的军人。留守下来的都是身强力壮而且好战的士兵。

　　尽管丛林里疾病盛行，缺乏适当的医疗措施，但是，仍有强大的物质刺激，使他们呆在他们的所在地。他们通过精心看管的罂栗园走私鸦片，从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并且由陈纳德将军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支付从台湾运送进口武器的费用（起初是征得泰国同意的）。

　　毫无疑问，国民党残余部队从事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达数年之久，但唯一的疑点是，他们这样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蒋介石政府同意他们这样干的。

　　1973年夏未，我在伦敦接到了一些有关这个方面详细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国民党政府本身也参与了在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金三角”进行的鸦片贸易。

　　事实上，我有理由相信国民党在缅甸的这种秘密贸易后来发展得更快了。为此我曾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过两篇文章（它们分别发表在1973年9月28日和10月10日的报纸上）。

　　时隔一年，当我访问台湾时，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矢口否认国民党政府卷入了这场秘密的鸦片贸易。

　　他们说，国民党人员从事的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就要严惩不怠。然而，国民党情报局继续在缅甸的一些不同城镇保留着军事基地。我毫无怀疑地认为，国民党在这一地区还继续从事许多“正常的”活动，包括收集情报，破坏中共的通讯和军事设施。

　　中国的内战就这样在小打小闹中继续着。

　　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些空袭和游击活动不过是一件相当讨厌的事憎，仅此而已。

　　但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活动则帮助减轻了挫折，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对大陆拥有主权的主张。

　　在这种不太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蒋介石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结识并保持尽可能多的“自由中国”的朋友。他的外交活动是异常主动的，多年来一直由一位博学而老练的人操纵着，此人就是叶公超博士。对蒋介石来说，获得美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美国支持他与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等反共国家发展关系。然而，年复一年，赞成保留台湾代表团作为“中国”代表的人数在不可避免地减少。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蒋介石加强了与那些憎恨北京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南越和南朝鲜就是明显的例子，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两个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是如此。另外还有这一组织的两名澳洲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只要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卿杜勒斯倡导的强硬政策，一切都将平安无享。

　　蒋介石知道，只要这一政策不改变，他就可以依靠许多大小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国，或是美国的附庸。

　　诚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国，它不久就承认了中共政府，但这并没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当然，不时出现的背叛行为也逐渐侵蚀着蒋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使美国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大约两年以后，蒋总统会见了埃里克·周，表达了他对戴高乐的钦佩之情，同时也批评他削弱了西方盟国的势力，蒋还突然补充道，丘吉尔是看透斯大林的唯——位西方领导人）。

　　但是，如果美国人自己也愿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这是缠绕蒋介石的一个恶梦。

　　出于担心，蒋介石于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国进行长期访问。她直到1966年10月才回国。

　　蒋夫人在一场接一场的讲话中断言，只要美国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国民党就能独自干好“那项工作”，即收复中国大陆。

　　蒋介石在会见美联社的斯但利·M·斯温顿时强调：

　　“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陆，没有必要求助美国的军队。我们不想让美国卷入任何战争。在中国大陆，它是我们和中共之间的事。一旦我们回到大陆，我们就有了足够的力量，”

　　在蒋的家属及顾问圈内，年青时不易发脾气的蒋介石现在常常对美国同盟者们的胆怯和不理解感到吃惊。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拒不听取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直接打击鸭绿江对岸的共军的建议，结果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吃了败仗。

　　而今，他们还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未能炸毁河内，也未能摧毁越共主要的指挥中心。

　　当然，中国大陆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共有了原子弹。

　　一旦让中国的势力中心发展壮大，就会构成一种威胁。美国为什么不理解这一点呢？中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这些核武器极易受到美国首先发动的进攻的破坏。然而，这一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些都是蒋介石在家里和总统办公室常常争论的问题。他保证将这些问题用合适的外交语言传递给白宫和美国国务院。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1966年4月，中国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那些被杯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

　　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打倒了中央总书记、党的优秀思想家邓小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

　　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

　　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象1967年的那样有意思，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议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

　　国民党由于依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党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毛泽东发动动乱的实质所迷惑，象刘少奇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作“走资派”或“反动派”，但是，在蒋介石看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党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对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石统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命国内官员的权力。事实上，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

　　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举而结束了。

　　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1946年的“宪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1948年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一切行动。这一“临时条款”

　　还允许总统和副总统超过宪法第47条规定的两届任期而重新被选举，而且，它还给予总统宣布“中共动乱期”结束的唯一权力。

　　事实上，直到蒋介石去世，他从未这样宣布过。但是，如果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好运把他和他的政府带回到大陆的话，他很可能会判定，在明显的抵抗结束多年以后，“动乱”并没有过去。

　　事态发展的这一状况自然会产生许多异常的和不公正的现象。

　　其中最致命的一个事实是，台湾的大多数居民被统治在他、们没有参加制定的法律之下。就此而言，“中共的动乱”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台湾的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说：

　　自21年前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台湾以来，任何企图指出这一事实，即国共之间的战争已变成唇枪舌战而不是军事战争，并且，这种局势已变得相当稳定了；企图促使政府面临并接受现实；企图要求政府使局势恢复正常并恢复国内自由；企图建议台湾的政治前途应根据自决原则由台湾居民来决定，所有这些企图都被政府当作天大的冒犯并作为叛乱来处理……。

　　这段话的作者（该文登在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于1971年7一9月）是彭明敏（音译）教授，台湾国立大学前政教系主任。他和他的两个学生由于印制1万份传单而被捕。

　　这些传单实际上是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传单。

　　由于负责印刷传单的人的揭发，3人于1964年9月同时被捕。1965年4月2月，彭教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两名同犯分别被判10年和8年。然而，同年11月蒋介石大赦了彭教授。

　　1966年，他的两名学生的刑期也被减半。

　　无论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雷震因背叛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发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职员中的一名前共产党员。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组织了一个名为“改进地方选举论坛”的反动组织。

　　1965年底，一份受欢迎的杂志《文星》因发表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1年。

　　一件更令人忧虑的案子也许是1970年审讯从菲律宾被放逐到台湾的兄弟俩。他们分别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们被指控为在马尼拉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国记者在台旅游期间，国际新闻协会为这兄弟俩求情。许多华侨注意到，在国外犯罪有可能在国内被判刑（为了对蒋介石表现出公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把这个棘手的案子移交给了蒋介石，所以他坚持把这兄弟俩放逐到台湾）。

　　台湾蒋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蒋介石独揽大权，蒋经国负责调查局，这是一个安全监视机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逃出它的手心。

　　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指控最常见的是支持东亚共产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参加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能干的台湾政治家高玉树（1957年我见过他，当时他是台北市市长）于1960年参加了成立中华民主党的活动，但他后来失败了。

　　由于被告发犯有腐化堕落罪，他暂时被赶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说，在蒋的统治下，台湾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于台湾本地候选人在社会事务和各种选举中的地位戏剧性地得到了提高；由于在各教育机构强制性使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而实行的开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湾的独立意识渐渐地减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湾的两位领导人托马斯·廖和曾万福回到台湾搞独立运动，结果失败了。他们俩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后来因有悔改行为而受到宽恕，并准许回台。以后他们没再受到惩罚。

　　尽管蒋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国”来标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独裁主义的统治制度。在“中华民国”，存在着老百姓放弃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之外，如反共产主义、总统的个人评价或台湾独立问题，台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的确，在台湾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占55．9％。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44．1％增长到76．5％。在有助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经济自由的结合。罢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没有罢工禁令的情况下，不断的经济繁荣和家长式统治的结合也会使工人暴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然，经济的成功还有别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并且鉴于已经取得的“健康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财政年度岁末，美国将在6月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但是，军事援助还在继续。自1949以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3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亿的军事援助，12亿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5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在1965年以后仍在继续执行。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讲，196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蒋介石政府决定将六年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其结果是把学生的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并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一个通过扩大教育而创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复杂的技术时代。

　　10年以后，台湾开始出口电子计算器和彩电，并且自己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到那时为止，台湾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人口大于台湾50多倍的中国大陆。

　　1973年，台湾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长率的一半（因为世界贸易衰退），不过，台湾的工业生产仍以令其他先进国家妒嫉的比率继续增大。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非凡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为基础年，该年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974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点，把1952年作为基础年，那么1974年的消费指数则为431。但是，这种比较是不精确的。如果把1952年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年，1974年的国有工业生产指数为783．5，私有工业生产指数为3950．8。

　　台湾的经济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养兵60万，并把60％的国民预算用于国防，同时，人口也从1952年的800万剧增到了1974年的1600万。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专家为政治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当土地改革纲领的起草人陈诚将军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时候，蒋介石选择了卓有成绩的财政部长严家淦博士作为前行政院院长的继承人。

　　此举意义重大，严博士于1966年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

　　副总统（以37票的微弱的数票获得通过，这还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进国民大会进行投票之后才获得通过，这表明北方籍的国大代表对蒋介石选择另一个南方人作为自己的亲密伙伴普遍感到不满，因为严博士也是江苏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专家治国论者是财政部长李国鼎和经济部长孙运旋。他们指挥着60年代未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蒋介石于1972年5月“推荐”他的儿子当行政院院长时，李和孙是被蒋经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三个部长中的两个。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1972年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些变化标志着台湾当地人在参与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卷入政治麻烦的前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同年12月，“自由中国”举行1947年以来的第一次普选为台湾人候选人提供了机会，使之改变了他们在老化的国民大会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数的状况。（为了保持拥有大陆主权这一构想，可供选举的席位只有53个）新成员的选举每6年举行一次，然而，1947年当选的1376名代表都是终身的。）

　　1972年只有一件事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并于5月20日宣誓就职。这是他第5次连任国家元首。

　　专家政治的有力发展对蒋的外交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复一年，台湾政府不得不拉选票以保证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与那些会投台湾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国家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服务。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被邀请来参观台湾的农业生产。当然，这些领导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很满意的。紧接着，台湾又开始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培训非洲人，派专家到非洲国家工作，时间通常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蒋介石政府向非洲19个国家共派专家630人。结果，在诸如利比里亚、卢旺达和象牙海岸等国家水稻产量大幅度上升。并且品种也多样化了。台北为此得到的回报是，当联合国就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的席位进行争论时，这些国家都对台湾投了赞成票。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这实在让人吃惊。如果大家都不象蒋介石那样固执的话，那么关于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设想早就被抛弃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蒋介石自己对任期合法性的说明本身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并未完全被其“收复大陆”的梦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较公开的讲话中说，假如台湾在两年内发动进攻的话，他自己的军队，再加上美国的帮助，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以后就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赶下台了，因为到1968年时，中共将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核武器系统。1968年来去匆匆，蒋介石还是未能“收复大陆”。但是，他仍在发表号召“收复大陆”的讲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攻大陆”的计划也逐渐模糊了。

　　对蒋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是来自尼克松总统。

　　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注意到了发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一篇尼克松写的文章。该文是尼克松在1963年竟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的。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

　　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尼克松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先生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学说，这对蒋介石或毛泽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当时为240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当大会就此进行表决时，76个联大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安理会，井同时撤消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然而，还是有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

　　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侮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在投票以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会之前说：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凡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形象。

　　联合国投票表决的结局是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的结果。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冗长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东西，不过，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些话是一个明显的通告：从现在起，蒋介石政府要“靠自己”了。然而，公报还有许多含糊其词的语言，美国既通告解除1954年与台湾签订的《安全条约》，并且在近期也不发展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74年9月，我在台北与一位国民党要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便披露他的姓名）讨论了这一形势的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当时逐字记录下来了：

　　“蒋介石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顽固。他失去了中国。

　　如果他还这样顽固下去的话，他也将由于不承认现实而失去台湾。他甚至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他承认的话，我们将有两个美国大使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台湾当局鼓起勇气对这一新形势作出了反应，别出心裁地通过开设“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作为公使馆和大使馆的场所，井以此获得友好国家的外交承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它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突然改变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尽管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作出这种转变，但美国的行动促使其他政府在这方面有了转变）。台湾在马德里开设了一个“孙中山中心”，西班牙也在台北开设了一个“塞万提斯中心”。这种形势一直在继续。

　　然而，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尽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连任总统的职位，但从体力上来讲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他的责任。据说这不是年老所致。但身体老化的无情现实确实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15日逝世，享年87岁（应为88岁一译者）。

　　几个月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枢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

　　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权力的转让是按照宪法规定有秩序进行的，年逾七旬的副总统严家淦博士于4月6日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掌握实权的人物蒋经国提交了辞去总理的辞呈。

　　但这一辞呈很快就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冒险故事的悲惨结局，是命运的野蛮捉弄，是一场终未实现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