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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离开了栏杆。“你回家吧，”他对侦探长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打电话给你。”
他们走回酒馆，送回啤酒杯，然后走向店门。
当他们握手告别时，托马斯说：“我很感激你。也许什么都找不出来，不过还是寄希望于万一。”
当托马斯和劳埃德俯身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谈话的时候，当豺狼在意大利的米兰一家屋顶餐厅饮尽最后一滴查巴格里昂酒的时候，克劳德·勒伯尔在法国巴黎内政部长会议室里出席了第一次进度汇报会。
出席的人和24小时前相同。内政部长坐在桌子首端，各部门首脑分坐在桌子两边。克劳德·勒伯尔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坐在桌子另一端。
部长略一点头，会议便开始了。
他的秘书长桑根纳蒂最先发言。他说，这一天一夜以来，法国每个边防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令，彻底搜查一名进入法国的浅 黄色头发、高个子外籍男子的行李。特别要检查护照，并由边防检查站官员在海关关口查看以防伪造（对此，边防检查站首脑点头表示承认）。进入法国的旅游者和 商人可能会议论海关突然增强戒备一事，但不会使任何遭到检查的对象意识到全国各关口的目标都是浅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假如任何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提出问 题，即以常规抽查来答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建议考虑采取突然行动，把罗马“秘密军队组织”的三个头目中抓一个来。外交部出于外交上的原因 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这不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豺狼行动的内情；而外交部得到了总统的支持，虽然他明白内情。这样一来，就不能指望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了。
保安总局的纪博将军说，他们的档案经过彻底的查阅，除了“秘密军队组织”及其同情者外，没有发现有关任何政治刺客的情况。
情报局局长说，对法国刑事档案清查的结果也是同样。不仅对法国人查阅的结果是如此，对那些企图在法国国内下手的外国人，查阅也未获结果。
边防检查站首脑开始汇报。他说，今天上午7点半，在北火车站附近邮局，截获了一个打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所住的旅馆 的电话。自从八个星期以前他们在那里出现后，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便奉命报告所有打给这一号码的电话。今天早上，这个值班员反应迟钝，直到接通以后他才意识 到这是列在单子上的号码，这才呼叫边防检查站。幸而他还有监听的常识。电话内容是：“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 瓦尔斯基被捕了。死前说了话，结束。”
几秒钟内，全室一片寂静。
“他们怎么发现的？”勒伯尔从桌子的另一端不动声色地发问。所有的视线都转向他，除了罗兰上校而外。他在沉思中盯着对面的墙壁。
“该死！”罗兰清晰地说，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墙壁。大家的视线又转向行动分局首脑。
罗兰上校从沉思中迅速回到现实。
“马赛。”他简短地说。“为了把科瓦尔斯基引离罗马，我们用了一个诱饵，一个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外号若若的老朋友。他 有老婆和女儿。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拘留，一直到科瓦尔斯基落网，然后放他们回家。我想从科瓦尔斯基那儿要的是他那些头子的情况。那时候，没有任何有关 豺狼行动的线索。当时也没有理由不让他知道科瓦尔斯基被我们抓住了。当然，后来事态有了变化，一定是这个波兰人若若透信给那个瓦尔米了。很抱歉。”
勒伯尔问：“边防检查站的人在邮局抓住瓦尔米没有？”
边防检查站的人说：“没有，我们只差了两分钟，这得归咎于那位接线员的愚蠢。”
森克莱上校突然冲口而出：“纯粹是一连串的无效劳动。”好多双不友好的目光都向他投射去。
纪博将军说：“我们针对着一个未知的敌人，在茫茫黑夜之中摸索前进。假如上校自告奋勇接管这一行动计划，承担其一切责任，那么不妨……”
来自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看着他面前的卷宗，似乎它们比保安总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为重要。他已经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是不明智的。
这时，内政部长开口了。“从某一方面看，他们知道雇用的枪手走漏了风声也许反而好些。他们现在必定会终止这一行动吧？”
森克莱为了挽回刚才的失言，接嘴说：“当然，部长说得有道理。他们再干下去岂不是太蠢了吗？他们一定会让这个人住手的。”
“他并没有真的漏气了。”勒伯尔平静地说。他们几乎都忘记了他的存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这一警告也许只会促使他采取其他的应急措施，比如伪造证件、化装……”
由于部长的话而产生的乐观情绪现在又消失了。
罗杰·弗雷伊以尊重的目光望着小个子侦探。“先生们，我想我们该听听勒伯尔的报告了。归根结底，这次清查是由他负责的。我们坐在这儿都是为了尽量协助他。”
在部长的敦促之下，勒伯尔概述了一下昨晚以来他所采取的步骤。在清查了法国档案后，他更加深信这个外国人如果有案底，那也只可能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的档案上。他已向国外发出查询要求，用国际警察组织的直通电话同七个主要国家的警察首脑通了话。
勒伯尔最后说：“他们的答复在今天白天陆续到达。结果如下：荷兰，没有。意大利，有几个已知的合同杀手，但全都受雇于黑手 党。经过缜密的了解透露出卡拉比涅利和罗马黑手党首领之间有誓约，即黑手党的任何杀人凶手除执行命令外，绝不进行政治暗杀，而黑手党是绝不参与杀害外国政 治家的。”勒伯尔抬头看看在座的各位，“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相信这可能是真的。英国，什么也没有，但常规查询已转到另一部门，特警处将进行进一步检查。”
“一如既往，慢条斯理。”森克莱屏着气低声嘟嚷着。勒伯尔听到这话又抬头看看。
“但我们的英国朋友是一丝不苟的。不要低估了苏格兰场的能力。”他接下去念报告。“美国方面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根据地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国际大军火商的得力助手。这个人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干过，后来是驻加勒比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在猪湾事件之前，由于在斗殴中打死一名 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而被开除。这个古巴人本来要在猪湾行动中指挥一支队伍的。于是，这个美国人就被军火商招去了，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个军火商向猪湾入侵部队 非官方地提供武器。后来他的主子在军火生意中的两个对手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他们认为是这个人干的。军火交易是一个玩命的买卖。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查尔 斯·亚诺德，外号‘丘克’，联邦调查局正在查找他的下落。联邦调查局建议考虑的第二个嫌疑人员是一个叫马科·维特列诺的人。他以前是纽约黑帮头目阿尔伯 特·阿纳斯塔西亚的私人保镖，这个头目1957年10月在理发时中弹身亡。他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出美国，住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曾企图混入当地的黑 社会中，但没有成功。联邦调查局认为，如果他已经穷途潦倒，那么他有可能被某个外国团体雇用；如果价钱合适，就可能去干杀人的勾当。”
房间里一片寂静，十四个人全都一声不响地听着。
“比利时人说有一个可能性，有一个名叫尤里·贝隆吉的精神病杀人者，原来在加丹加是冲伯的一员大将，1962年被联合国从 加丹加赶了出来。由于在比利时他还有两件杀人的悬案未结，因此他不可能回到比利时去。他是受雇用的，而且很狡猾，估计他有可能逃到中美洲去了，比利时警方 正在进一步查明他的去向。西德也有一个可能性，汉斯迪特·凯塞尔，一个纳粹党卫军少校，有两个国家把他列为战犯。战后改名换姓住在西德，是纳粹分子一个地 下组织的雇佣枪手。据说西德有两个战后进入政界的左翼社会党人要求政府加强对战争罪犯审讯而被暗杀，他有重大嫌疑。后来人们都知道他就是凯塞尔，由于身份 暴露，他逃到西班牙。据说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住在马德里。”
勒伯尔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附带说明一下，此人的年龄似乎已经不适宜于这样的工作，他现在已经57岁。”
“最后是南非，也有一个嫌疑分子，一个职业的被雇用者，名叫彼得·舒依伯。在南非他没有犯案，却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头等的射击手，善于击中一个特定的目标。目前只知道他在加丹加事件后逃出刚果，估计他仍在西非某个地方。南非的特种工作部正在进一步清查。”
勒伯尔暂停了一下，又望望周围，在座的十四个人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他接着用恳求的语气说：“当然，我也认为这些情报都仅仅是可能，我只是试着和七个国家联系，而这个豺狼可能是个瑞士人、奥 地利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人。七个国家中有三个说没有可疑的人，这也可能是错的，豺狼也可能是意大利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更可能是南非的、比利时的、德国 的或者美国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希望出现一个突破。”
森克莱又说话了：“单纯靠希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勒伯尔很有礼貌地问道：“那么上校是否有什么新的建议？”
森克莱冷冷地说：“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人在得到警告后已经撤销他的任务了。在他的阴谋被揭露后，这个人肯定不能再接近我们的总统。况且罗丹和他的同伙一定给了这个人不少钱，他们会向他要回这些钱并且撤销这次行动。”
勒伯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你认为这个人因被警告而撤销了他的任务？但是‘认为’与‘希望’相差无几，现在我还是准备继续查询。”
部长问道：“你所说的这些查询目前的进展如何？”
勒伯尔说：“部长，几个认为有嫌疑分子的国家警方，估计到明天中午就可以收齐资料，照片也用电传传来。有些国家的警方还在继续追查，想尽可能确定这些嫌疑犯的下落，然后再由我们接手。”
桑根纳蒂问道：“你看他们会保密吗？”
勒伯尔回答说：“他们没有理由不保密。每年我们有上百次高度机密的调查是通过非正式的私人关系进行的。好在所有这些国家不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都是反对刑事犯罪的，所以我们不像国际关系中的政治部门那样相互敌视。也就是说，各国警察部门的合作关系是很好的。”
弗雷伊问道：“即使涉及政治罪行也是这样吗？”
“部长，对警察来说这全是犯罪行为。这就是我宁愿联系我的外国同行，也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调查的原因。毫无疑问，我这些同行的上司一定会知道有过这番调查，但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无论在哪儿都是罪犯。”
森克莱冲口而出：“但只要他们知道进行过这番调查，他们就能琢磨出个奥妙，然后私下里取笑我们的总统。”
勒伯尔说：“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要知道，这种事情，说不定哪天就轮上他们中间的某个人。”
森克莱回嘴说：“假如你意识不到有些人因为有人想谋害法国总统而多么兴高采烈，你就基本上不懂政治。总统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公之于众。”
勒伯尔纠正他说：“这不是公之于众，这是极其私秘的通报，只限于一小批人。这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秘密，这些秘密如果暴露出 来，将会毁掉本国一半以上的政治家。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详情。为了保卫西方世界的治安，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假如他们 不谨慎的话，他们就不配待在这样的岗位上。”
莫里斯·布维埃生气地说：“宁愿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在追查刺客，也比向他们发出参加总统葬礼的讣告强。我们和‘秘密军队组织’战斗了两年，总统指示说一定要防止成为报界的轰动新闻和公众的话题……”
部长插话说：“先生们，先生们，够了。是我授权勒伯尔先生在外国警方首脑中进行谨慎的查询，而且，是在……”他望了森克莱一眼，“向总统请示之后。”
这群人毫不掩饰因上校窘迫而使他们产生的快感。
部长问道：“还有别的事吗？”
罗兰举了一下手。他说：“我们在马德里有一个常驻办事处。西班牙有一批‘秘密军队组织’流亡者，所以我们需要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可以查找那个纳粹分子卡塞尔，而不用惊动西德人。据我所知，我们和波恩外交部的关系并非良好。”
他所暗示的是2月份的绑架阿古行动和随之而来的波恩政府的恼怒，有几个人会心地笑了。部长朝着勒伯尔扬扬眉毛。
勒伯尔说：“谢谢你们。你们如果能找到这个人的下落就太好了。我还希望其他部门能像过去24小时一样，继续给我提供帮助。”
“那么明天再说吧，先生们！”罗杰·弗雷伊部长说后，收拾起他的文件。会议结束了。
走出大门外的台阶上，勒伯尔深深地吸了一口巴黎夜晚温馨的空气。钟声敲响了十二下，已经进入8月13日，星期二。
刚过午夜12点，贝利·劳埃德打电话给托马斯侦探长。托马斯正打算熄灭他的床头电灯，他估计这位外交部情报处的老兄要明天才会打电话来。
劳埃德说：“刚才讲的那件事，我已找到了报告的原件，这不过是当时岛上流传着的谣言的一份普通的报告。这份报告送上去不久后，就被批上了‘不需要采取行动’的字样。我刚才说过，那时我们被不少其他事牵制住。”
托马斯不愿惊动身旁睡着的妻子，轻声地问道：“有名字吗？”
“有的，有一个英国商人最近忽然不见了。当然，他可能与你说的那件事毫无关系，但他的名字与那些谣传联系起来，名字是查尔斯·格尔索普。”
“谢谢你，贝利，到了早晨我再继续查。”他挂上了听筒，睡觉了。
劳埃德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年轻人，他把这次查询以及他的答复写了一份简单的报告给情况室。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情况室值夜班的人简单地看了一下，因为这是一件关于法国的事，就把它放入外交部法国科的邮袋里。按惯例，第二天早晨就将送到法国科的头头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