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就对古老的道德直觉有了一个新的概括。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起，这种直觉就把子宫当作一个有生命的、运动不 止的动物，并且对其运动的空间加以规定；这种直觉在歇斯底里中感受到一种不能控制的欲望骚动，因为病人既不能满足它们又不能驾驭它们；女性器官意象上升到 胸部和头部的说法反映了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三元说中的一种剧变和力图确保自身静止不变的等级序列中的一种剧变。对于西德纳姆来说，对于衡卡儿的信徒来说，道 德直党始终如一，但是借以表达道德在觉的空间画面发生了变化；柏拉图的垂直的等级秩序被一个立体空间所取代。这个空间被不停的运动来回横切。这种无序的运 动不再是底层上升到高层的革命，而是在一个混乱空间中的无规律的旋风。西德纳姆试图用“精神的眼睛”洞察这个“内在的身体”，因为它不是客观视察的迟钝目 光所能看到的客观身体，而是一个场所，在那里，一种想像这种身体和译解其内在运动的方式同一种赋予它道德价值的方式紧密结合。在这种伦理知觉层次上的发展 到此完成。在这种知觉中，一贯柔顺的医学理论意象发生了曲折和变化；在这种知觉中，重大的道德主题也得到系统的表达，并逐渐更新了原初的面貌。

然 而，这种易渗透的身体应该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疾病在各器官的弥散反过来说则是一种允许其扩散并连续影响各器官的传播 运动的结果。如果说疑病症患者或歇斯底里患者的身体是一种疏松的、自我分离的、因疾病侵袭而膨胀的实体，那么这种侵袭则必须借助于某种连续空间才能实现。 疾病借以循环流动的实体应该有不同于扩散的症状借以显现的身体的特性。

这个问题困扰着18世纪的医学，导致人们将疑病症和歇斯底里视为“神经方面”的疾病，即一切交感作用的一般媒介的原发病。

神 经纤维被赋予某些引人注目的特性，从而能够将异质因素整合在一起。神经传送着各种迥然不同的印象，而它在任何地方、任何 器官里都应该有同一性质。这样说能不令人惊异吗？“神经在眼珠后面的伸展使人能够接收微妙的光亮；听觉器官的神经对发声物体的振颤十分敏感；但是就性质而 言，它们与触觉、味觉和嗅觉等较迟钝的感觉神经毫无区别。”这种功能各异而性质同一的特性，保障了相距最远的和生理上调然不同的器官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 性。“人体神经的同质性以及各种相互维系的器官之间的无限交流……确立了器官之间的和谐，从而常常导致一处有病，多处受害。”但是，更令人赞叹的是，同一 神经纤维能同时传送某种无意识运动的刺激和感觉给器官留下的印象。梯索（Simon－Andr6TISS。t）认为，这种同一神经的双重功能是两种运动的 结合。一种是造成无意识刺激的波荡运动（“这是一种装在弹性容器中的液体运动，比如，液体装在皮囊中，挤压皮囊，液体就会通过一个管道喷出。”）另一种是 造成感觉的粒子运动（“这是一连串象牙球的运动。”）因此，同一神经能够同时产生感觉和运动。正如我们在各种神经疾病中观察到的，神经的紧张和放松都会同 时改变那些运动和感觉。

然而，尽管神经系统有这些统一的性状，我们是否就一定能用神经纤维的实际网络来解释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如此纷繁的 紊乱之间 的内在联系呢？如何来设想披露了某种神经疾病的各个部位的症状之间的联系呢？如何通过探究这种联系解释某些“极其敏感”的女人会因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听 到关于一个悲惨事件的生动描述或看到一个厮杀场面而“晕厥”？人们的探寻是徒劳无益的：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神经联系，也没有发现任何从这种根源延伸出来的 途径，而只是发现了一种基于生理相关性秩序的、间接的作用。这是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十分确定的官能，这些官能要么是普遍的，遍及整个人体，要么是 特殊的，主要影响某些部位。”感觉和运动的双重官能使器官互相交流、同甘共苦，并能对来自远处的刺激做出反应。这种特性就是交感作用。实际上，怀特既未能 将交感作用完全归因于整个神经系统，也未能从与感觉和与运动的关系上来界定它。交感作用在器官中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它在那里是否能通过神经的中介而被接收 到；神经越灵活，交感作用就表现得越明显，与此同时，交感也是感觉中的一种：“各种交感都以情绪为前提，因此只能透过神经的中介而存在，而神经完全是感觉 借以运作的上具。”然而，神经系统在此不是被用于解释对运动或感觉的传送，而是被笼统地用于确认身体对自身现象的敏感性、确认身体在肌体空间的各个部分产 生的共鸣。

神经疾病本质上是交感的混乱；其前提是神经系统的普通警觉状态，这种状态使各个器官都可能与其他器官产生交感：“在神经系 统的这种敏感状态下，刻骨铭心的激情、饮食习惯的破坏、气候冷热湿闷的突然变化，都很容易产生病状；在那种状态中，人们也不能保持身体健康，通常会有各种 连续不断的疼痛感。”无疑，这种过度的敏感都会伴有迟钝、困倦；一般而言，歇斯底里患者的内向感觉是极度敏锐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当然，女 人属于前一类，因为子宫以及大脑是与整个肌体发生交感的主要器官。“子宫发炎通常都伴有呕吐；怀孕会引起恶心、反胃；分娩时阴道隔膜和腹肌会阵缩；月经期 间会出现头痛、轻微发烧、腰背疼痛和腹痛。”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议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自我交流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交感绝 对有利的场所。女性的肌体空间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女性肌体的交感感觉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称为忧郁症的神经疾病。“女人的身体系统通 常比男人更灵活，因此更容易患神经疾病，而且女人的神经疾病也更严重些。”怀特言之凿凿地说，他曾目睹“一个神经脆弱的少女因牙疼而昏厥，持续几个小时不 省人事，直至疼痛更剧烈时才醒过来。”

神经疾病是相连肉体的疾病。自我感觉过于敏感的身体，各部位过于紧密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思议 地紧缩的肌体空间，此时 已成为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共同母题。对于某些人来说，身体与自身的亲密关系表现了一种准确的意象，如庞默所描述的“神经系统的萎缩”。这重意象掩盖了问 题，但是并未抹煞问题，也未妨碍有关努力的继续展开。

这种交感究竟是各个器官中所蕴藏的一种性能——切恩所说的“情绪”，还是一种通过中介因素的传播？这些神经疾病的相似病状究竟是这种情绪的受激状态，还是这种间质性身体活动性增强的表现？

18世纪，当生理学家力图尽可能准确地界定神经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敏感性和应激性；感觉和运动）时，医学思想中的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十分典型的现象是，医生们按照一种与生理学提供的图式大相径庭的图式将上述观念组合起来，不加区分地应用于笼统的病情诊断。

敏 感和运动是不能分开的。梯索解释道，儿童比其他人更敏感，因为他身上的一切东西，都比较轻，也比较活跃；应激性 （irritability）按哈勒的理解是神经纤维的一种性能，等同于激怒、烦躁状态（发炎）（irritation），被认为是一种持久的刺激引起的 器官病状。因此人们公认，神经疾病是过敏与神经过分活跃的结合物。

“人们有时会看到，一个极小的刺激会在某些人身上产生比健康人强烈得多 的运动；这种人经受不住任何微小的反常印象。极其微 弱的声音和光亮都会给他们造成异常的症状。”由于刻意保留了社ritation观念的多重含义，18世纪末的医学就能有力地证明气质（应激性）和病变（烦 躁、发炎）之间的连续性，而且还能同时维系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是，各个器官在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一般侵袭时会产生独特的紊乱（器官特有的敏感性决定了这种侵 袭是一种不连续的传染）。另一个观念是，任何一种紊乱都能侵袭肌体的各个部分，从而在肌体内传播（神经纤维的活动性造成了这种不间断性，尽管各个器官的神 经纤维有所不同）。

然而，如果说“受激神经”的概念确实起了一种默契的混淆作用，那么它也造成了病理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区分。一方面，神经 疾病 患者是非常易于激动的，即他们十分敏感，神经脆弱、肌体敏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一个躁动不安的心，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极易产生强烈的 交感。这种全面的共鸣——感觉和身体活动兼而有之——构成了这种疾病的首要决定因素。女人“神经脆弱”，无所事事时很容易沉溺于想像，男人“因劳作而比较 刚健’，因此女入比男人更易受到神经疾病的侵袭。但是，这种过度烦躁有其特点：它会减弱甚至温灭灵魂的感觉；仿佛神经器官的敏感性便灵魂的感受力不堪重 负，并且自己留下了因自己的极度活跃而引起的大量感觉；神经系统“处于这样一种烦躁和反应状态，因此不能将自己的体验传送给灵魂；它的全部印象都是混乱 的；它不能理喻它们。”‘川怄样就出现了非感觉的敏感性的观念，这种由灵魂和肉体衍生出来的敏感与阻止神经刺激抵达灵魂的感觉麻木成反比关系。歇斯底里患 者的丧失知觉不过是过于敏感的反面。这种关系是交感慨念所无法界定的。它是由应激性概念派生出来的。当然，在病理学家的思想中，这种关系几乎未加阐明，依 然混淆不清。

然而，“神经疾病”的道德意义却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人们把神经疾病与辅体较低部位的器官运动联系起来（甚至是由各种 模糊不清的交感渠道联系起来的），这些疾病也就被置于某种欲望的伦理体系中：它们代表了肉体的报复；人之所以生病乃是情绪过分炽烈的结果。从此，人会因感 受过多而生病，会因与周围的一切过于密切而生病。人不再受自己的秘密性质所驱使，而成为世界表面的一切诱惑肉体和灵魂的事物的牺牲品。

结 果，人变得更无辜也更罪孽深重。更无辜，是因为人被神经系统的全面烦躁推入不省人事的状态，其程度与病情成正比。更罪孽 深重，是因为他所依恋的万物、他的生活、他曾患过的疾病、他曾洋洋得意地酿造的感情和想像，部汇聚在神经质的烦躁之中，这既是它们的正常后果。也是对它们 的道德惩罚。全部生活最终根据这种烦躁的程度来评判，其中包括非自然的习弊，城市中的蜗居生活，读小说，泡戏院，渴求知识，“过强的性欲，或其它既伤害身 体又为道德所不容的犯罪习性。”（35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神经烦躁的神经病人，其无辜根本上正是对一种更深刻的罪孽的正当惩罚：这种罪孽使他抛弃自然而投身 尘世：“多么可怕的状态。这是对一切柔弱灵魂的折磨，懒散使他们敢于犬马声色，他们摆脱自然所要求的劳作而拥抱思想的幻影。……富人便是因滥用其财富而受 到这样的惩罚。”

到此我们已经站在19世纪的门槛。在19世纪，神经应激性将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交上好运。但是，它目前在神经疾病领域中毕竟留下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

这 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作为精神疾病的完全确认。由于对敏感和感觉的重大区分，这两种病进入了非理 性领域。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非理性的基本特征是谬误和梦幻，即盲目。只要种经状态是惊授状态或是奇妙地穿越身体的交感状态，即便导致意识减退和丧失，那也 不是病癫。但是，一旦头脑因过度敏感而变得盲目，疯癫便出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确认赋予疯癫以新的内涵，即罪率、道德制裁以及正当 惩罚，而这种内涵根本不属于古典主义的体验。它还 使非理性担负起这些新的价值：不是位盲目成为各种疯癫现象出现的条件，而是把有目、疯癫的盲目说成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由此危及了以往非理性经验中的 根本要素。以往被视为盲目的将变为无意识，以往被视为谬误的将变为过失。疯癫中表示非存在的吊诡现象的一切，都将变为对道德罪恶的自然惩罚。总之，构成古 典疯癫结构的整个纵向体系，从物质原因到超越物质的诸妄，都将土崩瓦解，而散落在由心理学和伦理学争相占领的领域的整个表面。

19世纪的“科学的精神病学”指日可待了。

正是在这些很快就会受到嘲弄的“神经疾病”和“歇斯底里”概念中，产生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