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上爬

　　改变阶级属性之困难，并没有吓住数以百万计的一心想往上爬的人，也没有吓住成千上万渴望沉沦的人。要计算人们在这两方面追求上所浪费的精力是令人伤感的。社会学家奥古斯特·霍林斯赫德，把那些不惜一切手段向上爬的人称为“奋斗者”，而不是“向上爬的人”。据我们所知，这些奋斗者中有一部分是华盛顿的社会地位治疗专家萝珊·魏斯曼的客户，她在技术上指点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如何向高位攀登。她建议怀着如此热望的人们，首先将他们的姓名登在当地报刊的漫谈专栏里，然后等待着接踵而至的政府聚会的邀请。遗憾的是政府聚会对社会底层的人总是大门紧闭的，对向上层阶级进军的人来说，有时彻头彻尾的谎言在短期内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守门人说：“在聚会上碰到某人间我‘您何处高就？’，我就对他们胡说八道一通，告诉他们……‘我是开业会计师’”

　　最孜孜不倦地向上爬的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是大学教授，莱特·米尔斯掌握他们的密码：“人是可以在这个领域取得地位成就的，”他在意识到这一点时说，“尽管他们出身于中下层阶级，而这个阶级的社会环境并不以头脑的通情达理、文化的广博精深，以及想象力的丰富著称，因此这项职业里的许多人经历过一定的阶级地位的上升，在向上爬的过程中他们获得的大概——更多的是知识，而不是社交风度。也有些人，在他们的专业之外还保持着粗俗的文化情趣和平庸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些教授的贫民阶级本能拽着他们去打保龄球，而另一部分却把他们往上拔，一直拔到最富盛名的休假疗养地，和一群享有遗产的人一起度价格高昂的暑假。

　　我们看到过的商品邮购目录与中产阶级息息相关，这些人极其盼望着地位的高升，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只能在幻想中如愿以偿。通过购买印有“预科生专饮衫”的T恤之类的商品，这些中产阶级不遗余力地要把自己拔高到中上层阶级的地位，而不是在他们永远也无法达到的社会地位下面徘徊。（这种邮购目录还提供其它项目，如音乐簸箕，你一展开它就会奏起“天生自由”；还有“世上最小的口琴。”这些东西再清楚不过他说明了预科生饮料衫真正的拥护者的心态J另一家邮购公司推出的9x12英尺大小的墙纸嵌板也很好地满足了那些不切实际一心想往上爬的人，这种嵌板实际上是色彩饱满的暗棕色的摄影写实主义的壁画，描绘出一个由上流社会图书馆里那种连在一起的书橱形成的门道：镶木地板，细木工艺的硬木家具，真皮装帧的书籍，在引人注目的宽敞的门道两边布满许多装饰条纹。人们把这种墙纸贴到自己中产阶级客厅的墙上——“看起来还是像墙纸”——不过每次你看到它，尤其是眯起眼睛或者有些微醉时，你就能心满意足地想象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升了。

　　【沉沦

　　如果说，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幻想里，向上爬是容易被人理解的，那么一心想往下滑到社会底层则是不可思议的，尽管这样的事情比大多数人注意到的要多得多。男女同性恋者在这一行为上的差别，成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运动的例证。野心勃勃的男同性恋者，至少在幻想中，热切地期望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成为古玩店。画廊和美容美发厅的拥有者。此目的可以通过不断地接触知名人物来实现。他们打电话时会模仿优雅的声音，并且本能地受到“风格”和上流社会的吸引。女同性恋者则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沉沦，从中产阶级沦落为出租车司机，警察。建筑工人。男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就是坐在雅致的餐桌旁，桌上摆着鲜花、餐具垫和洗手指的玻璃碗，周围是成功。富有、服饰华丽。机智狡猾，和不在乎道德的人们。女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则是穿着工作服，和那些高大健壮的贫民阶层的成员一起，尽情与好友们共进午餐，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与互开玩笑。

　　像女同性恋一样，有时文人也表现出一种过分而无节制的沉沦欲望，比如T.E.劳伦斯加入皇家空军，当了一名士兵；而诺曼·梅勒则和杀人不眨眼的贫民杰克·亨利·艾博特结为同盟，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为曾经受到的阶级教育所带来的好处而感到内疚？酗酒是沉沦最常见的途径，只要看一眼鲍威伊就可以确信这一点，既然作家在传统上往往是酗酒者，我们也就可以据此认为他们中许多人，都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促成自身阶级地位的下滑。作家和文人们还通过模仿贫民阶层的打扮来满足他们沉沦的欲望，就像那些常青藤大学的学生一样，穿着油漆工的工装裤，或者加入到平民社团中，再不就穿得像社会地位低下的年轻人，成为莱斯利。菲德勒所说的“冒牌少年平民”。

　　仅仅下滑一个等级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行的，如果你是中上层或中产阶级，要想成功地沦落，你必须下沉到很深的底层。但几乎没有人真正成功地沦落，就像没有人能卓有成效地进军名利场一样。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就算你的谈吐没让你露馅，你的语法，你对服装，轿车或者精神生活的品味则会让你暴露元遗。光临贫民窟的上流社会人士往往成为贫民嘲笑的对象，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没有省掉“g”的发音，而混在上流社会里的贫民，则因为显出对如何吃洋姜一窍不通而犯下大错。

　　当然，有很多人社会地位的降低根本不是故意的。通货膨胀。失业、停滞的经济。和下降的生产力使保罗。勃拉姆伯格所称的“美国阶级制度的欧洲化”，即“一个更僵化的社会结构，更严重的贫富不均”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进步后，“美国大众现在发现他们自己……重重地摔了下来。”过去在社会顶层还有空地方，现在呢，勃拉姆伯格说，“不祥的是……似乎只有社会底层才有足够的栖身之地。”

　　【贫民化趋势

　　令人悲观的是，可以说整个社会都陷入到沉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贫民化趋势，这个词暗示了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每一样东西都将无一例外地趋于贫民化。贫民化趋势似乎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大规模通讯以及群众教育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一些重要征兆表现在畅销书书目、吸引每一个人（聪明、敏感和细致的人除外）的电影、购物城。以及人们像旅鼠般飞往知识文化匾乏的阳光地带。贫民化趋势是勃拉姆伯格所说的美国霍华德·约翰逊化的另一种说法。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抗》（1930）里说：“目前的时代特点是思想的平庸。尽管知道它的平庸，仍然任由它无处不在地强加给人们。”正如唐纳德·巴塞尔拇指出的，作为这个进程的结果，生活的酒变成了“给他力”（一种供运动员用的饮料，内含葡萄糖。柠檬酸、碳酸氢钠和氯化钾等。一译者注），这种说法是对埃兹拉·庞德较早时关于自动钢琴正迅速地替代萨福琴的观察的修订版。贫民化趋势是勤于思考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的话题。

　　看看杂志和报纸，贫民化趋势的证据随处可见，认真研究贫民化趋势的历史专业学生发现，早在四十年代《大西洋月刊》封面上的内容摘要就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图片”。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逻辑严密的批评家会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的那些习惯于阅读文字的读者群正日渐消亡，或者因衰老而失明，而新的受教育者们决不可能以过去的方式重新形成一个读者层。看看报纸的面貌，我们会找到更多的贫民化趋势的证据。人类学家马斯洛·杜兹在1972年研究了这个国家的报纸后，发现二十年前在一千七百五十种日报里只有大约一百种辟有占星术专栏，而现在却有一千二百种。或者看看《新共和》杂志上的广告，从前，即使是广告商也认为这个杂志的读者是自由派人士，怀疑论者、无神论者。知识分子和有组织的投反对票的人组成。而下面是一则1982年出现的广告

　　菲利斯·米歇尔牧师

　　过去

　　现在

　　将来

　　占星木

　　扑克占卜

　　心理测量仪

　　三个问题一10美元。

　　“高度准确”

　　另一则广告针对《新共和》的“新”读者群，广告作者认为大概因为他们上的是美国的中学，所以连简单的数学运算都不会，所以对他们来说，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是

　　小费运算表，钱包大小的卡片，帮助你迅速计算出百分之十五的小费。售价1美元。俄勒冈州，蒂拉穆克县，瑞什麦提克斯镇720信箱

　　从近期占去四分之一版面的昂贵广告中，我们可以估计出，做广告的人一定认为《纽约时报》的读者也在趋于贫民化。这里要谈到的是带有“美国雄鹰”标志的纪念性皮带扣，这种银质的皮带扣以山为背景衬托出一只鹰，通常只会受到衣衫不整的牛仔或青少年喜爱。“这些皮带扣将会成为绝版，”广告上说，“一年之后它的金属铸模就将被永久销毁。”很容易看出这是个骗局，以前这种诈骗在《普通力学》的读者中曾经得手，人们很自然地会为“收藏品”的诱惑而动心。现在它针对的读者是经纪人，基金会管理人员，大学校长。学者，医生和律师。

　　生意就是生意，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对此作出猜想。就在《纽约时报》的皮带扣丑闻四天之后，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刊登了一项声明，再没有比这项声明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贫民化趋势的了。这个周刊过去一直是极为讲究修辞和喜爱咬文嚼字的阶层的阵地，但让我们看看它的现在：

　　泰晤士文学副刊的读者包括

　　出版商、学者

　　以及所有与文学界

　　相关的人士。

　　至此，还没什么大碍，除了在“泰晤士”后少了个“报”字以外，这个疏忽可以归咎于排版人员。但下面的可就差劲了：

　　因此，它是理想的大众媒介，

　　您可以在上面刊登广告，

　　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和编辑。

　　一旦你打听一下最近当地书店里发生的事情，你就会碰到类似的贫民化趋势的迹象。主要的倒不是那儿卖挂历。希奇猫的张贴画、问候卡和纸娃娃等，而是书的出售十分完美地阐明了罗杰·普莱斯的第一法则：“如果一样东西没人想要的话，就不会有人得到它。”过去你往往能随意订购任何已出版的书籍，并能在一周左右从书店里得到它。现在可不行了，令人震惊的是，就连最固执的人都与这样的事绝缘了。连锁书店——难道还有其它的方式吗？——不仅要付二美元的订购费，还要交书价一半的订金。他们试图使这些障碍合理化，于是给过去的“订购”重新取了个名字。为了突出此过程的艰难和服务的优质，他们称之为“特别订购”，这使它听起来偏离常规，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为之。这样做的效果很显著，顾客们受到鼓励一味地依赖畅销书书目，这让他们的兴趣仅仅停留在书店经理（也就是以前的书商）认为大量订购必会带来高额利润的东西上。

　　顾客很快了解到，他再傻也不该走进一家书店后。问销售人员：“你有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吗？”或者“你有没有弗洛伊德的《文明与不满》？”既然你面前堆满了莱昂·尤里斯和安·兰德斯（均为美国通俗作家。一译者注）的作品。为什么还要对上述东西感到好奇呢？在书界另一个贫民化趋势的例证是，国家图书奖正被美国图书奖取而代之，在名字上他们巧妙相似，而含义上却截然不同。过去的国家图书奖具有显而易见的评判审慎的优点，它由公正无私知识渊博的裁判们来裁决。而现在的美国图书奖则由出版商，编辑、广告商、销售人员和书店雇员来决定，它看中的不是书的质量是否优异，而是其流行度和市场潜力。书店新采用的“特别订购”的措施和图书奖的商业化，这两样新鲜事物，看起来不过是芝麻小事，但从文化角度考虑，简直是民族灾难。这些证据就存在于你的住所附近，证明了奥尔特加的令人悲观的研究结果：“大众捣碎了它周围一切与众不同的，一切优秀。独特、历炼和经典的东西。”

　　这样说来，贫民阶级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者，事实上却是永远的赢家。奥尔特加在1930年写道，新兴的贫民阶级是“各个阶层的侵略者”，强行用他们的方式玷污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文化。复杂和微妙的领域。然而，时间却显示出，事实上贫民原地未动，并没有侵略任何阶级，倒是社会顶层自动下滑来使自己适应他们的需求，因为购买力越来越集中到贫民阶层手中。

　　更进一步的贫民化趋势的证据（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是顾客们在商店、市场。银行和邮局的表现。排队——一个不论是东欧还是自由世界都存在的绝对可靠的贫民化信号——现在到处都很普遍。当工作人员抱着电话没完没了地闲聊或者莫名其妙地消失好一会儿时，无精打采的客户们怀着动物般的耐心等待着。为什么不等呢？反正顾客早就习惯于把自己看作一个奴隶，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从来不抱怨。现在一个零售交易要比十年前多花三倍的时间，因为按规定得进行电脑收款操作，对此也无人反对。这样的耽搁越平常，越必要和越能被人接受，你知道，我们就变得越贫民化。同样平常和可以被接受的还有，相互寒喧和服务的消失，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商店和商行里普遍实行的“自助”（好像是好事情似的）。事实上，自助是最贫民阶层式的。贫民喜欢这种做法是因为，它把买卖交易过程中遭人羞辱的危险降到了最低程度。对他们来说这样挺好，不过由于贫民化趋势，我们不得不全部表现得像垂头丧气的废物。

　　过去不同的事物往往有不同的拥护者，那些去看《窈窕淑女》音乐剧的人决不会喜欢看电视《不同的打法》。而现在百老汇音乐剧定期在电视上做广告，就好像它们拥有同一群观众似的。并且，音乐剧的制作人请求那些公开声明不喜欢风趣、细腻、微妙和风格化的人来观看他们的作品。音乐剧《第四十二街》除了最贫民化的老套路之外，别尤其它引人之处。由于它的制作人不遗余力地在电视上大做宣传，因此它十分自然地吸引了一批与《三人同行》和《爱之舟》相同的观众。

　　一个与贫民化趋势（不如说迅猛波及）相关的迹象是，两家优秀的纽约剧院被一家糟糕的饭店取代了。这件事发生于1982年的春天，碰巧那时柴克尔出租车（一种老式计程车。一译者注）的制造商发表声明，声称不再生产这种车子。这种车我认为是美国唯一最文明的出租车。同时，美国的啤酒酿造商使某些敏锐的人已知多年的事情公开化——美国啤酒业的贫民化趋势。酿造者特别提到他们减少了啤酒花的含量，因为啤酒花使啤酒带酒味和苦味。贫民喜欢清淡和微甜，因此，正如一个酿酒发言人所说，“近十年内，美国啤酒的苦味大概下降了百分之二十，整个酒味都变淡了。”朋友，这就是你我正在喝的酒，除了移居国外或者有足够的钱消费从德国或荷兰进口的啤酒外，别无选择。

　　也许事情并不完全像奥登所说：

　　知识失宠

　　显见于每张面孔但是如果你对二战以来的建筑样式贫民化作过思考，你就会发现事情正在越来越糟。现在，一模一样的长方形砖盒子被用来做教堂、学校、医院、监狱、宿舍、汽车旅馆。消防站，或者商业写字楼。这种万用的砖盒于暗示了一点：不仅无人对用途的明显差异感兴趣，而且根本就没人对差异感兴趣。

　　理所当然的，相当一段时间以前，公共建筑上文明的痕迹就消失了。现在你只能徒劳无功地去寻找橡树果。花环、栏杆、尖顶饰、三棱浅槽饰——所有这些过去常见的装饰，曾显示了一个比本地更大的世界和一个比实用更崇高的目的，如今都已无影无踪荡然无存了。让人伤心的是，我们确实罪有应得。在贫民化趋势支配下的社会，必然带来贫民化的建筑，这一点在金斯利·艾米斯的诗《阿伯达斯：中心广场》中得到了很好的刻划：

　　在新皮靴旁，有一只工具箱旗杆插在上面，车轮外缘，和一个肮脏的大角塔式门道，一些东西像舷窗，埃文斯与瑞斯夫人第一次幽会的地方。博纳什屋，专卖绅士服装，雅各白风格。每道横梁都钉得牢牢的真正的木头，说实话，到处都是当他们在“三盏灯”餐厅吃午饭时她说“好吧”。

　　他将她放在渍满污垢的大木墩旁城堡的木墩，也许有天会幸运地垮了上了《星期六晚邮报》，那时他们正鬼鬼祟祟从波特考度完倒霉的周末回来。

　　一些建筑师的札记说，这是他们发现的最糟糕的市中心；但这是不是对它贬得太低？当它如此卖力地反映了心智永远的倾向？

　　所有的爱都要求证明：心里有“某种东西”，因此与它自身分离。这两人大概找到了卡尔顿屋小巷，圣马克广场，和宏伟这边的一小块。你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