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如此，精确一点讲是在上午8时50分，一辆长长的灰色旅游车，带着掀起的尘埃，一路飞驶而来。它隆隆地爬上桑塞特·博尔瓦德，进入了洛杉矶郊区，就是大家知道的布里阿斯。身着制服的向导，也就是这辆公共汽车的司机，把一个银质的话筒举在嘴唇前，调了调，又开始发出了催人入睡的嗡嗡声：“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穿过布里阿斯……”

　　这番话在乘客当中并没有拨动起什么激奋情绪，他们20分钟前刚从贝弗利山和贝尔埃尔影界名流居住处离开，已经饱览过那里的华丽的房舍。他们听到的这个布里阿斯，而且在听前就亦意识到，比起他们匆匆观光过的宾夕法尼亚、堪萨斯、佐治亚及爱达荷的繁华区域来，并不见得有更多的令人惊奇神往之处。就其外观而言，布里阿斯倒真是一处典型的普普通通的地方，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了。在他们等候汽车转到风光比较好的太平洋及它的马里布聚住处的时间里，旅客中的许多人，利用这段间歇来改变一下他们的位置，按摩一下脖子，点上香烟，或者与邻座交谈几句，但也有那么几个人，大多数为那些面嫩手老的妇女，继续朝窗外观看着，对郊区乡村那种恬静、悠闲的田园之美，艳羡不已。她们在心下揣摩着，那里的社交圈子会是个什么样子？成为她们孤高的居民中的一员又会如何？

　　在布里阿斯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类似这样的公共汽车，每天不知要过去多少辆。而且，对来去匆匆的过客看来，这种静谧的、隐蔽而又因袭旧习的表面景象，总是那样的盛行不衰；还有，的的确确，这些使人一目了然的建筑物和导游书上的统计数字，是那样的令人赏心悦目并为世人所熟知，因为布里阿斯之于洛杉矶，恰似福雷斯特湖之于芝加哥、斯卡斯代尔之于纽约城。

　　自从布里阿斯成为大洛杉矶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以来，因为没有它自己的政府自治权，它的边界，被当地的生意推销员、不动产经纪人，以及那些看后扔掉的一代代周报编辑们的共同努力，老早被搞得毫无规律、反复不定。大体而言，人们把它看作为坐落在弯曲的桑塞特·博尔瓦德的两边，处在东接韦斯特伍德，西邻太平洋帕利塞兹丘陵中间的一块8平方英里的地方。

　　此地区有这样的限制，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特大号的。那些房屋，多数为一层的美国独立前的建筑，或者是现代的牧场主的住宅，座座都十分宽敞，都是在距离宽阔的铺设马路退后60英尺或者更远的地方建造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部分地被遮掩起来，被那些绿色的风景点缀的土堆，或者被绕成圆圈的槟树，再不就是被本槿属植物的矮篱或一堵高高的石墙搞得稍露又掩，因而更加产生一种令人欲窥全貌而不能的逗弄劲儿。

　　有一处主要的商业区，广告上叫作“绿色的村庄”，主要是针对灵致古怪的商店结构（制鞋匠和理发师竟在一处淡毛棉宝塔底下干活），吸引人的舶来品，以及讨价过高的国产货而起的。这一商业区给本地带来了生机。其它与社会相协调的象征，是那4所小学，一所初级中学，一所高级中学。大概是出于维护的目的吧，布里阿斯的人们，似乎已经建造了过多的教堂：有两座天主教堂，一座近代的基督教堂，一座卫理公会教堂，一座基督教科学教堂，一座长老会和犹太教堂。在“绿色的村庄”的边缘，竖立着一所主要的邮电局，一所灯光暗淡、藏书不多的图书馆（布里阿斯的大多数人都自己买书看）。有一处美国军团礼堂，一处乐天派俱乐部，一处初级商会大楼，还有一所属于布里阿期妇女联合会的砖石结构装饰现代化的哥特式大厦。

　　除了几条新公寓街道外，多数房屋的人家则醉心于在室外搞些沉甸甸的黄铜装饰，而且居住者多数为到市内上班办公的白领工人。布里阿斯的街道，主要为他们的所有者所占据，而不是本地的服务到车上的路边银行。这些房屋的房主，每年挣2万至10万美元不等。相对来说，布里阿斯的社会属青年或中年人，很少有人工作到了退休的高龄。尽管布里阿斯的政策很自由，但是外表却足够庄重和保守，这使得从事娱乐业的人们打消了涉足其间的勇气。日渐萧条的电影业的人员，呆在贝弗利山的繁华地带，很少向西走得更远。而那些正处在兴旺扩展时期的电视行业的人们，宁愿选择更具都会气息的中心地带的活动和有刺激性的事情。

　　当地不动产的经纪人估计，布里阿斯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约有1万4千人。那本微不足道的年度电话簿的书页上，载列着房主的名字：一个布店老板，一位建筑工程师，一名精神病医生，一个房屋承包商，一位研究分析员，一名作家，一个干洗匠，一位汽车游客旅馆主，一位大学校长，一个广告董事，一位艺术经营商，一个宠物店店主，一位律师，一名会计师，一个建筑师，一名银行主，一位牙科医生。

　　这些就是该地的男子汉们。不过，每当他们离开到所从业的地方，通常是遥远的城市去了之后，布里阿斯的社交界便成了妇女们的天下了。

　　从每日观光旅游车的窗子后面，那些观光者——大多数是女性——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着那些他们在布里阿斯所瞥见的同性别的人。常常看见某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身穿卡普里紧身短衬裤，滑进低卡门美洲虎轿车，缓缓地开离去的情景；或者是一个姿色动人的黑头发的主妇，身穿价格昂贵的奥纶罩衣，站在门前台阶与园丁领班聊天；或者是体形控制得很好的夫人，身穿紧身白色短裤，姿势优美、动作熟练地在私人网球场上奔跑、跳跃；或者是个红头发的女人，将头发束在丝巾里，坐在林肯大陆牌子的驾驶盘后面，把车开到商店拱廊前的停车点上去。

　　在旅游车上的这些乘客所没有看见的情境，她们在自己的脑子里也虚构出来，并且予以加工、润色。她们能够清晰地想象出这些布里阿斯的妇女是如何生活的。在早晨，这些布里阿斯的女性居民，把她们的小孩子送上包租的汽车，到空气流通的学校上学；或者懒洋洋地打发准备早餐的时光，翻阅着最新出版的《时髦》或《哈泼斯市场》杂志，等着黑人女佣把早餐摆好；或者穿着三角背心和短裤，在铺有石板的院子里的躺椅上进行日光浴；或者悠闲自得地穿着进口的毛线衫和裙子，在威尔希勒·布尔法德与那些举止文雅的朋友共进午餐。在下午，她们浏览逛遍主要的中、高档服装店，或在漂亮的沙龙里消遣，或者去参加茶会或茶园聚会。在晚上，如果她们不与在棕榈泉或拉斯维加斯或森瓦利的丈夫和朋友相聚，她们便呆在城里，看看艺术电影，看看戏剧，或到夜总会去，欣赏一下最近街谈巷议的喜剧演员的表演。有时候，她们在家里督办私人晚餐，或者，穿着山东绸紧身连衣裤便服接待客人（将他们的热烈的脸蛋供男客去吻，用冷淡的握手去应付女宾），并且毫不节制地狂饮，对掺杂在立体声唱机的喧嚣声中所开的轻佻的性行为玩笑，嘻笑不止。第二天早上，当佣人送丈夫去工作、送孩子去上学时，她们因晚睡晏眠，仍处在宿醉的迷糊状态之中，最后终于醒转来，心下隐隐约约地有些懊悔，竟找不出时间为即将开始的艺术欣赏夜校班下点功夫去准备。这便是那些观光车中游客眼中所见和脑中所想的。布里阿斯的妇女如何打发她们的时光，即便将她们每个人的趣味差异也考虑进去，这实际上便是她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然而，当然喽，在她们所围的丝巾、所戴的五光十色的太阳镜、所穿的宽松的毛线衫和紧身短裤的外表下，还有更多的东西；在她们所坐的外国运动车，所穿的短皮大衣以外情况还很复杂，在修剪整齐的树篱和精心整修的榆树以及那些宽敞、华丽的房舍背后，还掩盖着更多的事情。因为，对那些对此生活馋涎欲滴的旁观者来说，她们并未身临其境，不可能想象和理解。这里的现实，其困惑难熬的程度恰似其外表的平静安乐程度。她们不可能理解，对于布里阿斯1万4千居民中的许多人来说，此时正是他们最好的时光，也是他们最暗淡的日子。

　　布里阿斯的秘密气息，保持得如同任何一处共济会的仪式一样，局外人不得而知。对它的人多数妇女来说，是空虚、单调、令人厌烦和深感迷惑的。情况常常如同客厅中所流传的笑话所说的那样，这些当地人并不安宁。弊病出在美国人和已婚妇女身上。不过，布里阿斯的那些妇女宁愿相信，那纯属她们自己特有的。然而，她们很少直接公开地这样点出来，因为既然过着如此富足的物质生活，却又说感到无休止的困苦和不安，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当这些布里阿斯的妇女还是单身和满怀追求欲望的时节，她们所想要的就只有结婚和舒适，穿一件诸如最心爱的外套那样令人激动不已的保护衣，可以任意选购诸如一方面纱的购物财力和住进一套套间的乐园里等等，凡此种种的享受。现在，她们终于结婚了（或者曾经结过婚），且已过了2年或5年或15年，生活很舒服，很有规律，而且很安全，在社会上处处受到钦敬。不过，还是总有点不满足，有一股说不出的渴求更多的东西的味道，她们要求更多的东西——但是要让她们准确点说出她们想要什么，即便是对她们自己，她们也解释不清。

　　就这样，她们使自己沉湎在毫无意义的约会、聚会、慈善义举、各种活动、周末飞行等无所事事的迷惘之中。为了停止去想那里并不存在的东西，她们用伏特加、安眠药、安静丸、性试验，把自己的感觉弄得模糊迟钝起来。就这样，每一个可怕的早上延宕过去了，生活毫无变化地继续下去。要不是偶尔意识到一丝灰发竟敢冒了出来（很快被漂抹掉），发现双乳非常轻微地向下松垂（立即用最新的上托乳罩托起），臀部的肌肉不再那么富有弹性（快速地用机器手和瑞典敲击手敲打结实），看见孩子们越长越高（不过这时，时间这个敌人最终获得了胜利，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斗过这个事实，那就是生命越来越短了），要不是意识到以上的情况，生命倒像成了一个真空，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终止。

　　早上9时5分，那辆长长的、灰色的旅游车，从布里阿斯的风光秀丽的通行大道冒出来，转入桑塞特·博尔瓦德的行车道，沿着下坡公路向目的地海滩开去。

　　站在她那宽阔的乔治时代的一层楼前斑斑点点的沥青环形车道上，凯思琳·鲍拉德向坐在小型客车后座上的4岁女儿戴利达丽招了最后一次手。这辆公用的汽车，每天带她到韦斯特伍德的先进的托儿所学校去。

　　汽车绕过楼角消失之后，凯思琳在汽车道上逗留了一会儿。她仔细地看了一下附近的黄玫瑰花坛，特别留意那行枯萎了的玫瑰，提醒自己，一定别忘了请教艾托先生应用什么喷洒处理方法。起初，她在几天前就注意到了这些玫瑰的不正常状态，但是，因为触景生情，由花联想到自身，倒把这事很快忘却了——在不经心的旁观者眼里，没有注意到这外表的似锦繁花，竟掩盖了根底深刻的内在疾病，除非人们仔细观察，要不，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来。

　　她从玫瑰花坛上把视线移开，越过宽阔的绿色的草坪，透过能够隔断外界任何人，但却隔不断来自本身的侵扰的那层厚厚的簇叶，凯思琳仍然看见，那辆熟悉的灰色观光汽车缓缓离开走下山坡的最后景象。她没有戴手表——这天是艾伯蒂恩日①，夜里怎么也睡不着觉，天放亮时吃了一丸安眠药，竟一下子睡过了头，几乎来不及穿上早餐服和给戴利达丽穿衣上学。不过这时，一看见这观光汽车，才知道已是9点以后了，而且意识到，她必须去做昨夜前答应格雷斯·沃特顿自己应做的事情。

　　①以维多利亚女王的第4个女儿路易斯·艾伯塔公主命名的。

　　她怏怏地折转身走回前外通廊，在精美的修有沟槽的廊柱间向前挪动，越过那高高的盆栽丝柏，进入那山洞似的、空旷的、雅致的房屋。她对眼前的时光，怀着抵制、幽怨的心情。一旦走进厨房之后，便关闭炉子，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加糖，将它端着走向那张白色的胶木小餐桌。她将咖啡放下之后，又从电话机上端的食品橱里找到一盒香烟。她一手拿着香烟和格雷斯留给她的马尼拉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电话，转回桌子边。

　　呷过第一口热乎乎的咖啡之后，接着便专心于早上开门第一支香烟的仪式之中。经过一番吞云吐雾，她感到暂时的慰藉。她继续吸着，她那拿着香烟的被尼古丁染黄了的细长手指，也抖动得轻一些了。过了一会儿，她把吃剩半支的香烟在瓷烟灰缸里碾死。那只烟灰缸上印着褪了色的富有传奇般的字迹“东京·帝国饭店”。它仍被放在桌子上，过去博伊恩顿把这只烟灰缸放在那里，好让自己时时想起过去的荣耀。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换上使她不那么受刺激的另一只烟灰缸。不过她知道，那是因为她没有这个勇气。

　　这时，咖啡仅仅有点温热，她立即一口气将它喝光。如此地武装了一下之后，她最后打开了那个马尼拉文件夹。文件夹中有两张纸。第一张上，格雷斯整整齐齐地用打字机打上了12个妇女联合会员的人名以及她们的电话号码。凯思琳扫视了这串名单，她们不是朋友，就是邻居或相识，没有一个不认得的。尽管如此，她仍然把派给她给每个人都打电话的任务搁置下来。

　　昨天晚上格雷斯扔下这个文件夹之后，在这位大岁数的女人那指派性的强人之意的热心肠面前，凯思琳立即感到无可奈何了。格雷斯·沃特顿已是50多岁的年纪了。她那灰色的头发，每周让一位男理发师整几次型，整成像是假发式样。她人小巧，爱搅和，说话唠叨。她的孩子结婚之后，有两年工夫，她曾经游移于是做一名雷西达的学者还是要做贝弗利山的心理学家，最后两者都放弃了，而去干了妇女联合会的主席职务。从此，妇女联合会主席一职便成了她的整个生活。在什么地方的某个银行，有个副行长，叫格雷斯·沃特顿先生。

　　尽管格雷斯最终使凯思琳表示出接受那份公事的意思，凯思琳的初衷并非是情愿的。她辩护说自己精疲力尽，并且不得空闲，另外，她也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了。自从上一次的妇女联合会的会议以来再未见过面，要给她们打电话，少不了花费工夫啰嗦一番。“哪里话！”格雷斯用她那刺耳的、一本正经的口气说，“这是公事，你也应以此态度对待它。给每人打电话时，你都说你还有十几个电话要打。再说，我想这对你也有好处。我不同意你过着像个隐士似的蛰居生活方式，这不利于身心健康。如果你不打算外出见人，起码和她们通通电话嘛。”

　　凯思琳不想告诉格雷斯或者任何人，她之成为一个避世隐居的人，并不是因为博伊恩顿的不幸造成的，其原因与人们所想象的并不是一回事。她结婚后，有他在家，正因为他经常在家，所以她唯一希望的是到这房子的外面去，消失在同伙们的喧闹的混沌之中，虽说这样做，有悖于她的本能。不过，自她寡居以来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外出躲避已无此必要了。她又回到、并享受起婚前她所熟悉的又爱又恨的那种孤寂的独立自在的生活。

　　突然，她意识到格雷斯又开始讲起话来。这时，她的这位来访者的声音稍稍变得柔和了些。“相信我，凯思琳，亲爱的。我们都知道你所经受的折磨。不过，如果你不自己帮助自己，没有什么人能帮上你的忙。你还年轻，长得又漂亮，且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正是前途似锦，有好日子不要错过。如果我认为你真的不舒服的话，亲爱的，我会是第一个理解你的人。当然喽，我倒可以找别的人代替你来打这些电话。不过，我们需要你，我是说，不管喜欢不喜欢，你仍然是我们当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由此你可看出，我为什么非要排出我们当中20个最受尊敬的成员打这些电话。我的原意，恰恰是为了使这些电话通知具有更重的分量。相信我，凯思琳，我们需要全体出动，我们这方面每个人都在内——特别是如果教会方面反对这次会议的话就更应如此。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反对，不过，有这种议论。”

　　凯思琳一心要想方设法去逃脱掉这项不愉快的任务，所以直至这时，她没有完全理解，或者，甚至连听也没法去听这次妇女联合会召开会议的真正目的。她重新问了一下，格雷斯对她眉飞色舞地解释了一番（格雷斯对这整个事情所具有的大胆和猥亵色情很难掩饰住自己的兴奋情绪）。这样一来，凯思琳更加感到不安起来。她哪里还有这份心思去与一伙妇女一起聆听一个男人讨论美国妇女的性习惯问题，不管它是以多么冷静的分析观点来探讨的。更糟的是——因为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这场讲演所要引出的是什么——她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对一帮生人吐露她的私生活秘密，象征性地剥去自己的外衣，使自己暴露在一伙迷眼斜视、专爱偷看下流场面的男人面前。

　　整个的事情是疯狂和邪恶不堪的，然而，格雷斯都是如此之热情——“这将使我们的组织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这也是为什么阿克曼先生特意做这样的安排”——倒使凯思琳本能地感到任何反对意见难以让人理解了，而且甚至会引起对她在性生活方面的怀疑。所以她不再坚持不干，决定拖拖以后再说。

　　眼下，她快速地点燃了另一支香烟，面对着这令人诅咒的文件夹。她拿掉那张人员名单，看了看下面的那片纸。这是张油印的公告报道——在第二大“立即发布用稿”——而且是由格雷斯·沃特顿签署的。格雷斯曾对她解释过，在她打电话通知妇女联合会成员两天后出席这次特别会议时，这份发布稿将告诉她一切的有关内容。凯思琳一边沉着地吸着烟，一边读着这份新闻发布稿。

　　“5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这份油印的报道写道，“威斯康星州里尔顿学院的世界著名性权威，去年的畅销书《美国单身汉的性研究》的作者乔治·G·查普曼博士，将在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的全体成员大会上做演讲。在大会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查普曼博士将就最近他对已婚妇女的研究和意图加以论述。查普曼博士偕同他的助手、均与里尔顿学院有联系的范·杜埃博士、卡斯·米勒先生、保罗·拉德福特先生等一组人员，将要会见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中已婚的或曾经结过婚的成员。

　　“查普曼和他的小分队，历时14个月，游遍美国，会见了数千名代表每个经济阶层、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年龄的具有各种教育背景的已婚妇女。据查普曼博士讲，布里阿斯妇女是在他和他的助手们，在搜集他们的发现并准备下半年出版前要会见的最后一批。‘这次调查询问的目的，’查普曼说。‘是要把迄今为止仍秘而不宣的美国女性的性生活方式公诸于世，这样，通过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将很久以来使处在黑暗和无知状态下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领域，用科学的方法予以阐明。我们希望，后代的美国妇女能从我们的发现中受到教益。’”

　　“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主席格雷斯·沃特顿夫人在电报中对查普曼博士的光临深表荣幸，并答应百分之百地出席他的演讲，并将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会见的话题。不过，沃特顿夫人预言，听了查普曼博士的演讲，了解到实际上的个人会见比过去吉尔伯特·汉密尔顿、阿尔弗雷德·金西、欧内斯特·伯吉斯、保罗·沃林等这些开先河的调查人所进行的那种会见更不点名道姓时，联合会中的220位已婚妇女，不会有什么人拒绝这个为了科学进步而做出贡献的机会。该联合会，在布里阿斯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和礼堂，成立已有15年之久，一直为社会、为慈善事业以及大洛杉矶西区的美化，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读过这篇发布文稿之后，凯思琳怀着厌恶的心情继续瞅着它。看着这些话语，不禁无名火起，便自问道：“这个查普曼博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好偷看人的东西？”

　　她自然听到过他的名字，谁都听到过。他最近那本书的耸人听闻的题材（她知道，所有的妇女都读过他的书，读起来废寝忘食，尽管凯思琳予以蔑视，甚至于不屑去借一本来看），以及他最近的研究进展（所谓研究），一连几年把报纸和杂志的版面活跃得不亦乐乎，至少有十几家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她估计，总有一天查普曼将会成为他这个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对性的着魔般迷恋的象征，这正如19世纪20年代的埃米尔·考艾成为不同的好奇流派的代表一样。

　　不过，凯思琳感到纳闷，是什么使得一个受过教育的成人献身于打听男人、妇女以及儿童们性史隐私的勾当之中？这种对所谓“科学发展”不停的挪揄，只是在高尚的目的掩盖下，不健康的服务的确是不健康的思想和引起性欲的情趣。或者更坏的情况，是由于某种卑劣的商业思想，决心去利用人们对禁区的反逆欲望。说句公道话，凯思琳记起读过某些报道，查普曼对自己的可观的收入是分文不取的。话虽这么说，在此种文化中，一个出了名的名字便等于任何的年金享受权，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钞票。另外，他也可能是个宁要臭名而不要实利的人。

　　也许，她对查普曼太苛刻了，凯思琳想。也许，毛病出在她本人身上。她也变得古板、过时，如果说一个年方28岁的人能够真的变得过时了的话。然而，她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一个妇女的生殖器官是属于她自己的，并且只能属于她本人，它的使用和活动，除了她自己、她的配偶和她的医生外，谁也不能让他知道。

　　对这件自己不相信、深感厌恶的下流事情，非要自己去促成不可，这不禁使她皱起了双眉。凯思琳碾死了她的第二支香烟。她把那用打字机打好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单取回来，摆在面前，拿起话筒，开始从厄苏拉·帕尔默往下的电话号码拨起来。

　　厄苏拉·帕尔默是个爱挑剔的、好“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人。说话尖锐，直截了当。假若她问“你好吗”时，她的意思是要知道，精精确确，你从早晨到晚上如何？还有，昨天过得怎么样？一点不容大而化之的回答，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其辞，要不，她是不会满意的。从她那闪闪发光的褐色的大眼睛里所观察到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得是确切的、明了的，让人能理解的。

　　这时，她一只手放在打字机的间隔棒和键盘上，一只手拿着听筒对着耳朵，继续——这已经是这次电话的最后几分钟了——用一些对有关查普曼到布里阿斯考察的提问折磨凯思琳。

　　“说真的，厄苏拉，”凯思琳强压着怒气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为什么查普曼博士挑选我们作为他的最后的实例，我所知道的只有摆在我面前的这份发布稿上所说的情况。”

　　“好吧，那就把它读一下我听，”厄苏拉说，“我只是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搞清楚。”

　　厄苏拉听得见电话对方凯思琳手中的稿纸翻动的沙沙声。她谛听着，当对方用发干的嗓音在电话上读着那文稿时，她把眼睛闭起来，以便使听力更集中。凯思琳读完后，厄苏拉睁开眼。“我猜想，”她对着话筒说，“就这些东西，可怜的查普曼博士。他会大失所望的。”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他从这帮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冷淡的长舌妇身上打算了解什么？我能看到的是他问特丽萨·哈尼希她最愿当个什么，她肯定会告诉他，是当一个艺术经营商的老婆。”

　　“我想我们与其它地方的妇女相比并没有任何的不同。”

　　“也许有。”厄苏拉表示怀疑地说。

　　“我能告诉格雷斯你打算出席这次会吗？”

　　“当然啰。无论如何我不能失掉这个机会。”

　　厄苏拉挂上电话之后，又后悔自己惹得凯思琳不愉快。她似乎察觉凯思琳有点生气，而且常常如此。这样一来，事情就太糟了，因为她真诚地尊敬凯思琳，并且想要获得她的友谊。她所认识的布里阿斯的所有的女人当中，她感到只有凯思琳在智力方面能与自己相匹敌，更何况，凯思琳具有一种难于描述的气质——这是一种使妇女成为贵夫人的气质，一种良好教养的、人们口头上常说的仪态万方的风度。在这上面，或者在某一部分上面，还增添上一种具有财产的富贵气。谁都知道，凯思琳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她的财产足以维生，不必去做工。有一次，厄苏拉在她为《家庭》杂志所写的每月一次的特写中，涉及城郊富裕妇女的平均情况时，用的模特儿就是凯思琳。她疾妒凯思琳惊人的美貌：她那泛着光亮的黑头发，修束得短而漂亮；她的富有挑逗性的绿眼睛；小而周正的鼻子；丰润的绯红色的嘴巴——所有的这些和莫迪格联尼①的脖子，安放在身材修长、童贞似的优美的躯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