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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李温陵集》
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字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母亲死了,跟着父亲过活。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岁后到河南做 小官。四十岁前碰到河南灾荒,两个小女儿都活活饿死了。五十一岁做云南姚安知府,在宦途二十多年后,于五十四岁辞官,“托迹禅林”,把家变成禅院。在湖北 麻城等地,开始讲学。因为许多妇女和僧侣听他的议论,遂被戴上“左道惑众”、“大坏风化”等帽子,在七十五岁那年,为湖北佬驱逐,并把他家给烧了。他流亡 到河北通州,最后还是难逃大劫,给事中张间达劾他非圣无法,明神宗下令把他关到监狱。他七十岁时曾说过:“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 生。”六年以后,他终于以七十六岁的年纪,被“不知我者”关在牢里,自杀在牢里,完成了“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的语谶。
李贽是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第一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由而解放,并且他的人格也洒脱高超,有殉道气魄。他从五十六岁到死,二十多年,“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
日日如是,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这种努力,是殉道者的努力,最令我们敬佩。
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 矣。没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 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刀绳俱在,无速我死!”
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最恨一般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又说:“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这种沉痛与气魄,真是古今罕有。
顾炎武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每次用两匹马、两匹驴驮着书,到处研究他的实学。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李顒:《二曲全集》
李顒(一六二丸~一七○五),字中孚,号二曲,别署“二曲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人。他小时候,父亲为明朝殉难,没钱缴学费,老师都不收他。他母亲气起来,说:“元师遂可以不学那?经书固在,亦何必师!”她不信邪,叫他在家自己念,终于自修成为大学者。
他三十六岁,母亲死了,他把母亲和父亲的一颗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丧后,四十一岁那年,徒步向河南出发,到襄城四周找他父亲遗骨。当然找不到。但这种精神,感动了襄城的县太爷张允中,县太爷为他父亲立了烈士祠,又在旧战场上盖了一座招魂冢,以安慰他。
这时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一六七○)的冬天了,明朝崇侦皇帝已殉国二十六年了。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顒始终不肯合作。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发,李顒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顒七十六岁时候死去,成功的做到了他的不合作主义。
金人瑞:《唱经堂才子书》
金人瑞(一六○七~一六六一),原名采,字若采,明朝亡后,改名人瑞,法名圣叹,江苏吴县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亲友也少,十岁才念书,又因为体弱多病,所以不能同小朋友们玩,就独自一人,整天读书。
金人瑞从小读书得间,常在书本中得到新义。长大后,王应奎说他“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这简直说他的才情,是鬼使神差的)。
徐增说:
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狼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 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婆,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 也。
这样一位“颖敏绝世”的伟人,最后竟因向黑暗政府请愿,以“摇动人心倡乱,殊干国法”罪名,被处死刑。死刑执行前,他游戏人间,从容赴难,他的洒脱旷达,真是魔附神助了。
颜元·李塨:《颜李丛书》
颜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子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父亲是朱家养子,他也生在朱家。十五岁结婚,但为了要学仙,不肯同房。十六岁“知仙不 可学,乃谐琴瑟”。十九岁朱家有讼案,他被捉进牢里,在牢里看书自修。出狱后做农夫、习武艺、学中医、当教书匠,样样都来。由于父亲失踪,在祖母死时他代 行父职,不折不扣的行了不近人情的丧礼(朱子家礼),弄出一场大病。这时别人告诉他,说他父亲根本就不是朱家的人,这时他也觉悟到这种丧礼“有违性情”, 因此起了反动。后来他离开朱家,回乡归宗,万里寻父。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乃对程朱之学更起反动,相信“必破一分程朱, 始入一分孔孟”,“不愿做道统中的乡愿”了。
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他努力提倡实用主义,他的伟大精神,一如墨子。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刚生,号恕谷,河北蠡县人。他是颜元的学生,也是“颜李学派”的传人。
戴震:《戴氏遗书》
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做过四库馆的纂修,赐同进士出身。
戴震是清朝的大学者,在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绪言》(《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有很多重复,该是后者的初稿)。其 他在声韵方面、历算方面、地理方面、经学方面,他都有渊博的论述,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来的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都是这一学风的 传人。
戴震主张纯粹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古书,由声音文学以求训佑、由训诂以求义理,从实事求是、从细心做学问求真,他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 也。”他认为宋儒的学问是不行的,他们只会“空言说理”、“轻凭臆解”、“讥训估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要渡江有船、登高有梯,没有捷径,还得从实学硬功夫做起。
戴震在思想方面,反对不近人情的理学,认为儒者“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并无二致。这种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新思想,最值得我们敬佩。
焦循:《焦氏丛书》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后来闭户家居,研究经学、数学、天文学,很有成绩。他在雕苑楼里著书,足不进城者十多年,他的专心,由此可见。
焦循的思想中,有一些开明的成分。例如他对性的问题,认为大家都“每以精深言之”,结果说过头了。其实“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 之”。又如他对订婚,反对有强制性,因为一般习惯都从幼年订婚,一方有了死亡疾病,他方就要守节或起纠纷,这是不妥的,也是不合古礼的(当然,焦循像一般 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写《贞女辨下》来“为议贞女者危之”,一方面写《李贞女诗》来歌颂守望门寡的女性)。又如他对异端的态度,主 张包容,反对“执己之一端,不能容人”。他说:“人异于己,亦必己异于人,互有是非,则相观而各归于善,是以我之善观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观我以摩 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俭集序》云:‘攻乎异端,归之正义。’义者,宜也。归之于宜,何异之有!”这都是很开明的态度。
严复:《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字又陵,也字几道,福建福州人。他少年时候,学的是中国老东西。十四岁考入福建马江学堂学海军,二十二岁在英国留学四 年,二十六岁做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四十一岁中日甲午战败,他感于中国之弱,根本在思想学术上就不行,于是发愤译介西方思潮,并发表《论世变之 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为西化与维新打下理论基础。
一八九六年,严复译赫脊黎《天演论》,影响晚情思潮极大,又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八九八~一九○○);约翰·穆勒的《自繇论),后改名《群己 权界论》(一八九九);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八九八~一九○二);《穆勒名学》(一九○○~一九二○);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九○○-一九○五); 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九○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一九○八)等。他的翻译,事实上是把原作改写或借题发挥,掺入己见,别具一格。
严复后来任编辑局总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称帝,强挽他支持,成了“筹安六君子”,他没有勇于否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严复是中国近代化变局中的先知,但是时代走得比他快,结果他落后了,反倒成为保守派,这真是个人与时代的一幅谚
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思想家。他年轻时受廖平影响,努力研究《公羊传》,以何休注为基础,专求微言大义,进而有所发明,自成一家。
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第一、《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认为刘歆要帮助王莽篡汉,用孔子语气伪造了经书,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这书使人知道 旧的学说全不可信。第二、《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认为经书是孔子假古人的言论而按自己的想法写成的,理想化了古代政治之后,再托古改制。这书使人知 道孔子乃是一位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第三、《大同书)(一八九三),认为社会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演进,以“春秋”的三世说,说明“礼运”的小康 即升平世,大同即太平世。目前只是据乱世,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
康有为了生参与两次政变,一次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一次是丁巳复辟(一九一七),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的晚年,显得落伍而落寞,以办《不忍》杂志和写毛笔字度过。他对书法极有功力,著有《广艺舟双楫》传世。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浏例阳人。他的父亲是清朝大官,最后做到湖北巡抚。他十三岁跟着父亲到甘肃,二十岁跟着新疆巡抚刘锦棠到新疆,以后十年间,浪迹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见闻很多。
谭嗣同二十九岁时候,中国甲午战争打败,他热心救国运动,组学会、养人才、研究新政,非常活跃。三十三岁时候,参与戊戌政变,被西大后非法残杀于北京菜市口,成为“戊戌六君子”中最感人的一位。
谭嗣同的思想,从旧学中加进佛学,又从佛学中加进西学,他死前两年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受了他们极大的影响,思想的视野上更宽了。他完成了最主要 的著作——《仁学》,对人生的取向,有了融会贯通的结论。这种结论,使他在戊戌政变时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可以逃亡却宁愿坐待,最后从容的,。我自横刀向 天笑”而去,完成了伟大心灵的一生。《仁学》出版于他死后,因为是禁书,所以刊行于日本。他的遗作,近年在大陆迭有发现,所以对了解他,有了进一步的帮 助。
墨翟:《墨子》
墨翟被尊称为墨子,或说是春秋时候宋人,或说是鲁人。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大不公道, 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 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公孙龙:《公孙龙子》
公孙龙(约前三二五~约前二五○),战国后期赵国人(《史记》中有两位公孙龙,一位是孔丘学生,是春秋时人;一位是孔丘六世孙孔穿时代的思想家,是 战国时人)。他在公元前二人四年,曾到燕国游说,劝燕昭王别打仗;后来在赵国平原君家作客二十多年,见过赵惠王、邹衍、孔穿。他是战国时代的雄辩家,辩论 比赛的结果,总是“孔穿不应”、“子高弗应”,谁也赢不了他。虽然赢不了,可是大家不服,所以《庄子》说:“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民不 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尤)也。”
公孙龙是中国思想中的彗星。中国思想,最薄弱的是逻辑,在思想方法上,常常气壮而不理直,推理推了半天,结果把理推到一边去了。这时候公孙龙出来, 用逻辑方法,把一般的比喻,来了一番使人吃惊的新解,自然就不同凡响了。例如《论语》中谈坚白,(“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但这种 坚白观念,到了公孙龙手里,就发展出逻辑的讨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细密,除了《墨子》外,是古人所不及的(纪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季诺(Zeno)跟公孙龙 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公孙龙的出色,也正在这里。
颜之推:《颜氏家训》
颜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后),琅琊(山东林沂)人。他的一生,历经战乱,他在湘东王萧绎幕中服役的时候,为侯景所败,做了俘虏,在囚送渗中,几乎死 掉。萧绎被拥立成梁元帝时候,叫他管理中央的图书。后来西魏军打江陵,围城二十一天后城破,萧绎认为自己完了,文化完了。乃尽烧图书,蹈火自焚。颜之推又 成了俘虏,最后留在北齐做官。北齐被北周所灭时候,他又一次做了“亡国奴”。饱更忧患的经历,使他在老死以前,写下一部望子成龙的名著,就是《颜氏家 训》。颜之推很看不起无用的知识分子,他说: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又说:
吟啸谈学,讽永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此公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吕坤:《呻吟语》
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他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岁时候,刊行了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有力书籍。
《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决定把这部切身修养的著作,公之于世。
《呻吟语》全书共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六部分。 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
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把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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