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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壮和莫伦在七月十四日那个星期五抢了银行。两点四十五分，他们戴着唐老鸭面具并肩穿过那扇门，手上戴着塑胶手套，穿着橘色宽松的裤子。
他们手里拿着大口径的枪，而莫伦一进门就向天花板开了一枪，然后在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用蹩脚的瑞典活喊道：
“这是抢劫！”
豪瑟和霍夫穿着平常外出的衣服，头上戴着黑色的面罩，上面挖了两个孔刚好露出他们的眼睛。豪瑟拿着一把毛瑟枪，而霍夫则配备了一把锯短的马里沙鸟枪。他们站在门边以维持逃到车子上的退路畅通。
霍夫将散弹枪的枪口左右摆着以警告外面的人离开；同时豪瑟站在计划中的战略位置，一方面可以向银行里面射击，一方面可以向外开枪。
这时莫斯壮和莫伦开始有系统地将所有抽屉里的现金倒出来。
从来没有一个计划执行得如此完美，如此精确。
五分钟前，一辆旧汽车在城南边罗沙仑兹街外面的停车场上爆炸。在爆发之后，立刻有人向不同的方向扫射，旁边还有一栋房子冒出火焰。弄出这些事件的企业家A跑过一条巷子到了下一条街上，钻进他的汽车里开回家去。
一分钟之后，一辆偷来的搬家卡车倒退斜插入中央警察局大楼的车道上，而且在那里出故障了。车的后面大开，浸了油棉花的硬纸盒掉了出来，立刻着了火。
与此同时，企业家B平静地走在人行道上，着起来似乎与这场混乱毫无关系。
没错，一切都精确地照计划在进行，每个环节都连结得恰到好处，完全根据时间表走。
从警察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一切都完全如他们所预期，一切都和他们想见的一般，一切都在恰当的时间发生。
只是有一个小问题。
莫斯壮和莫伦没有抢斯德哥尔摩市里的银行，他们抢的银行距离那儿四百多里远，在马尔摩。
马尔摩刑事局的皮·梅森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喝咖啡。从他那里可以看到停车场。而当爆炸发生而且大量的烟雾从车道上滚滚飘来的时候，他吃的丹麦蛋糕便在他的喉咙上。而在同时，班尼·史加，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尽管他在工作上极具野心，还是无法升为刑警——他用力推开门，大吼着警铃响了。而在罗沙会兹街也有炸弹爆炸，同时有人报案说那里还发生了大火，至少有一栋建筑物被吞没在熊熊烈火之中。
虽然史加在马尔摩已经住了三年半，但他还是第一次听到罗沙仑兹街这个街名，而且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但是皮·梅森知道，他对这个城镇是了如指掌。只是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那个被遗忘的街道上会发生爆炸，还是在一个叫索菲兰的宁静地区。
然而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他和其他的警察一样根本没有机会思考。当所有可调配的人员冲向南方的时候，警察总部的头头似乎被吓呆了。而他们过了一阵子才意识到那些战略性的后备支援已经被困在停车场里，所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坐计程车或私人的车子到罗沙仑兹街去的，车子里面都没有无线电。
梅森是在三点零七分到那儿的。在他之前，市立消防队早已到达并控制了火场。很显然这整件事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因为在这个空旷的停车场上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损失。这时候警察大多数都已聚集在这个区域内，但是除了一辆毁坏得很严重的旧汽车外，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八分钟后，一个摩托车警察收到一份无线电公文，上面说市中心的一家银行被抢了。
不过这个时候莫斯壮和莫伦早已离开马尔摩。他们大摇大摆地开着一辆蓝色的菲亚特离开银行，但是没有警车在后面追他们；五分钟后他们分乘两辆准备好的汽车向不同的方向逃开。
在这之后不久，警察才解决了他们停车场里的混乱，移开那辆搬家的卡车和那些麻烦的纸盒；而出城的各个道路也设了路障。他们发出全国性的警讯，开始搜寻那辆用来逃离现场的车子。
三天之后，车子在船坞附近的仓库旁被发现，里面还有工作裤、唐老鸭面具、塑胶手套、枪和各种不同的衣物。
豪瑟和霍夫干了这一票后，一大笔酬劳存进了他们妻子的支票户头里。其实在莫斯壮和莫伦逃离之后，他们还在银行外警戒了将近十分钟，一直等到警察出现后他们才离开。而这时候，两个巡逻警察刚好巡逻经过银行门口，他们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他们除了处理学校里的孩子当众喝酒这类小事外，几乎没任何处理紧急事件的经验；而且他们惟一会做的只是扯着喉咙大喊大叫，为自己开一条路。在马尔摩，几乎没有警察不是在大吼大叫的，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听他们的话。
豪瑟甚至还全身而退，这样的情形出乎意料，尤其是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意外。没多久他就从海森堡和海森格离开瑞典，根本没有被盘问。
然而霍夫却被逮捕。这要归究于他无意的疏忽。三点五十五分，他搭上马莫斯号渡船，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和领带，还有一顶黑色三K党的帽子——他有点心不在焉，所以忘记把它脱下来。警察和海关人员以为船上在举行化装舞会，所以让他通过。但是船上的工作人员觉得他有点奇怪，所以到了菲哈尼，他被交给一位已到中年、没有武器的丹麦警察。当他把犯人带到菲哈尼车站里的一间小房间，搜出那人身上带的两把上膛的枪、刺刀和最新的手榴弹时，他手上的那罐啤酒差点掉了下来。不过这个丹麦人立刻就回过神来。逮捕到一个取这种名字的犯人让他感到莫名的兴奋。“豪夫”，在丹麦文中表示“饮食店”。
除了一张到法兰克福的船票外，霍夫身上还有不少钱，精确地说，有四十元德国马克、两张丹麦十元纸钞和瑞士币四块钱，这是他那儿所能找到的战利品。
这使得银行的损失减少到一百六十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六元六十五分。
而这时，在斯德哥尔摩正发生着一件无法理解的事，而心情最坏的无非是埃那·隆了。
他连同六个巡逻警察被安排到不太重要的工作上，在罗沙仑兹街上监视并逮捕企业家A。而由于街道相当长，所以他尽可能有效地将手上有限的人力做适当的安排：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作为机动部队，其他的人则沿着街道占据战略点。布多沙·奥森告诉他不要紧张，尤其是无论发生什么事绝对不要失去他的理智。
两点三十八分，他站在巴格斯古凡对面的人行道上，感觉相当平静。这时有两个年轻人向他走来，他们的外表就如同时下大多数人，很肮脏的。
“有火吗？”他们其中一个人问他。
“当然，没有。”隆平和地说。“我是说，我没有，没有。”
下一刻，一把匕首抵着他的肚子，而一条车链则绕在他的头上，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别动！你这个满手血腥、他妈的该死的警察。”那个拿着匕首的年轻男人说，而他紧接着又对他的同伙说：“你拿他的皮夹，我拿他的手表和项链，然后我们可以把他切成块。”
隆向来不喜欢练柔道或空手道，但是他还记得一些以前在健身房学的动作。
他一伸脚就踢倒了那个拿着匕首的家伙，他跌坐在地上满脸惊讶；而另一个人就没那么好对付了，虽然隆尽可能迅速地转过头去，但是他的右耳还是被脚踏车链重重地打中。他一把抓住第二个攻击者，和他一起跌倒在人行道上；然后他的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
“算是你生前最后一次还手了，你这个混蛋。”拿着匕首的家伙愤怒地说。
当机动部队赶到，而且隆也清醒过来时，巡逻警察已经用警棍和枪柄给过那两个昏倒在地上的恶棍一顿好打，而且铐上手铐。
拿脚踏车链的那一个人先醒了过来。血从他的脸上流下，他向四周看了看，然后装作没事地说：
“发生了什么事？”
“你掉进了警察设的圈套里，年轻人。”其中一个巡逻警察说。
“圈套？为我们设的吗？你疯了，我只是和警察开个小玩笑罢了。”
隆的头上又多了一个肿块，是这一天中特别小组里惟一受到肉体伤害的成员；其他人受的则纯粹是心理上的创伤。
在一辆灰色、装备有最先进设备的公共汽车上，布多沙·奥森兴奋得几乎不能坐定下来——这里是他的行动总部——这件事严重地扰乱了无线电操作员的心，也扰乱了库尔保。
两点四十五分，紧张的情绪到达巅峰，每一秒似乎都很漫长，令人难以忍受。
三点整，银行的人员开始准备关门，银行内部庞大的警察人员，由拉森领导的，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开始觉得非常茫然，但是布多沙·奥森说：
“各位，他们只是暂时欺骗我们。华纳·罗斯已经猜到我们已经晓得他们的计划，而且希望我们会放弃。他会叫莫斯壮和莫伦下个星期五再行动，也就是一个星期后的今天。没关系，是他在浪费时间，不是我们。”
三点三十分，第一个让人忧心的报告进来了。这个消息非常危急，所以他们全部立刻撤回到昆斯荷曼去，在那里等候进一步的发展。之后的几个小时里，电报机不停地打出新的消息。
逐渐地，整个情况明朗了，虽然这花了点时间。
“‘米兰’显然不是你所想的意思。”库尔保冷淡地说。
“不是，”布多沙说。“马尔摩。这实在很聪明。”
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他终于肯安静坐下来了。
“谁知道马尔摩那里的街道竟然和这里有相同的名字。”拉森说。
“而且那里的新银行还和这里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内部设计。”库尔保说。
“我们早该知道的，各位，”布多沙大声说道。“罗斯就知道。所有的银行都用相同的设计是比较省钱的作法。罗斯是让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吃了一次亏，但是下一次他就逃不掉了，我们只需要等下次他再作案。”
布多沙看来已经恢复生气了，他站起来说：
“华纳·罗斯在哪里？”
“在伊斯坦堡。”拉森说。“他这几天休假，所以到那里休息个够。”
“那当然，”库尔保说，“你想莫斯壮和莫他会到哪儿去度假？”
“到哪儿都没有差别，”这又勾起布多沙的旧怨，他说：“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过不了多久他们会再回来的，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你真的这样想？”库尔保暧昧地说。
情况已不再那么神秘，但是时候也晚了。
莫斯壮已经在日内瓦的一家旅馆里，他在那里有个登记了三星期的房间。
莫伦现在在苏黎士，不过他明天就要启程到南美洲。
当他们在换车的小屋前停留的时候，他们没有时间多谈。
“不要把你辛苦赚来的钱随便花在内衣裤和那些烂女人身上。”
莫伦劝告他。
“钱真是够多了！”莫斯壮说。“那这些武器怎么办？”
“把它存放到银行里啦，当然。”莫伦说。“还能放到哪儿？”
大约一天后，华纳·罗斯坐在伊斯坦堡希尔顿饭店的吧台上喝着鸡尾酒，读着《先锋报》。这是第一次他想要看看报纸上有关自己的新闻。报导只占一个栏位，相当短，在简短的标题之后写着：“瑞典银行被抢”。文章里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例如钱的数量：至少五十万元。还有一则不太重要的消息：“一个瑞典警察的发言人今天说他们知道这个突击行动是哪个组织所做的。”
再下来一点是另外一则瑞典的新闻：“监狱大逃亡。十五个危险的银行抢匪今天从瑞典最严密的古姆拉监狱逃脱。”
布多沙·奥森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正与他的妻子躺在床上，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同床。他立刻跳了起来，他开始在卧室里走来走去，高声地重复说着相同的话：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么巧？这是生死的战争！现在，我们必须奋战到死！”
同一个星期五，马丁·贝克在五点十五分到达图尔街的那栋房子。他的腋下夹着拼图游戏，而手上提着一袋从国家酒品专卖店买来的酒。他在一楼碰到李。她拎着红木展走下楼梯，身上除了淡紫色开襟的长毛衣外别无他物。她两只手里各提着一袋垃圾。
“嗨！”她说。“真高兴你来了，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让我来。”他说。
“只是些垃圾而已，”她说。“况且你已经没有手了。那是拼图吗？”
“是啊！”
“太好了。帮我开门，好吗？”
他把院子的门打开，然后看着她走到垃圾桶那儿。她的腿和其他的部分一样，结实、强壮、匀称。垃圾桶的盖子“碰”的一声关了起来，然后她转身跑了回来。她跑起来就像个运动健将一样，直线向前，头低低的，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她上楼时也是小跑步，所以他必须一步几个阶梯地跳才能赶得上她。
有两个人坐在厨房里喝着茶，其中之一是名叫英吉拉的女孩，另一个是他不认识的人。
“你要给我看什么？”
“在这里，”她说，“过来。”
他跟着她走过去。
她指着一扇门。
“就是那儿，”她说，“一个上了锁的房间。”
“婴儿房？”
“错不了。”她说。“里面没有人，而且它是从内部被锁起来的。”
他注视着她。今天她看起来很快乐，而且是极端的健康。她开始笑了起来，沙哑但真心的笑声。
“孩子从里面上了挂勾，”她说，“我自己装上的。毕竟他们也会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刻。”
“但是他们不在家。”
“你真笨，”她说，“我刚在那里用吸尘器清理房间，当我出来的时候把门猛然关上。也许太用力了点，所以钩子向上飞了起来，而且掉进扣环中，现在我打不开了。”
他打量了一下那扇门，它是向外开的，但是现在似乎不可能打开了。
“钩子在门上面，而扣环是在门梁上。”她说。“两个都是用金属制成的。”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打开它。”
她耸耸肩说：
“用蛮力吧，我想，都交给你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栋房子里需要有男人的原因，就像他们说的。”
他站在那里看起来一定不是普通的呆，因为她又开始笑了。然后她用手背在他的脸颊抚摸，她说：
“不必伤脑筋了，我自己就可以搞定了。但是无论如何，这是间上了锁的房间，属于哪一节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不能把东西从隙缝中穿过去吗？”
“门上面没有什么隙缝。我说了那是我装上去的，我亲自做的。”
那是真的，门上面连半吋的空隙都没有。
她抓住门把，把右脚的鞋子踢掉，用脚抵住门框。
“不，撑着。”他说。“让我来。”
“好吧。”
她说完就出去和厨房里其他的人聊天。
马丁·贝克花了一段时间打量这扇门，然后用和她相同的方法，脚抵着门框，然后抓住门把。那个门把似乎很旧也很脏。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可用了，除非你想将铰链上的钉子弄断。
刚开始他没有用尽全力，但第二次他就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直到第五次才成功。那些螺丝钉伴着叽叽声从破裂的木材中被拉出来。
被拉出来的是钩子上的螺丝钉，但是扣环还是牢牢地固定在门框上。扣环是钉在一个有四个孔的铁板上，而钩子还钩在扣环里；钩子也很粗，似乎不可能弄弯，大概是不锈钢做的。
马丁·贝克向四周看了看。婴儿房里是空的，而里面的窗户紧紧地关着。
为了要将钩子再固定住，钩子和扣环都必须移动大约一时左右，因为原来锁螺丝的木头已经被弄坏了。
他走进厨房去，每个人都在讲话，讨论越南的集体屠杀。
“李，”他说，“你的工具放在哪里？”
“在柜子里。”
她手上都是东西，所以用脚比了比。她正在向一个人示范用钩针织衣服。
他找到螺丝起子和锥子。
“不急，”她说。“拿个杯子来坐下，安娜已经烤好圆面包了。”
他坐下来吃了刚烤好的圆面包。虽然他听着她们谈论的内容，但是脑袋里想的却是别的东西。然后他又开始想别的事情。
他静静地坐着，听着记忆的录音机在放着带子——十一天前的一段对话。
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大楼里的走廊里的对话，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星期二。
马丁·贝克：所以当你弄开那个木框，而且把门撬开的时候，你就进到屋子里了。
肯尼思·卡斯穆：是的。
马：谁第一个进去的？
肯：是我。克力斯辰森觉得味道很恶心。
马：你做了些什么？应该说，你进去之后做了些什么？
肯：里面的味道很可怕。光线相当昏暗，但是我可以看到尸体在地板上，离窗户二或三码。
马：然后呢？试着回想一下所有的细节。
肯：在那里几乎不能呼吸。我在尸体旁边转了转，又到窗户那儿看了一下。
马：窗户关着吗？
肯：没错，而且窗帘是放下来的。我试着要把它拉起来，但是拉不起来，弹簧已经松了，但是我想最好把它打开好透透气。
马：然后你怎么办？
肯：我把窗帘推向一旁，并且打开窗户。后来我把窗帘卷起来并且把弹簧拿掉——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
马：窗户是锁着的？
肯：没错，至少有一个钩子是钩着的。我把它移开，然后打开窗户。
马：你还记得是上面还是下面的钩子是钩着的吗？
肯：我不太确定，上面的吧，我想。我不记得下面那一个长得什么样子了，我想我把它打开……不，我不确定。
马：不过你确定窗户是从里面锁上的？
肯：是的，百分之一百的确定，非常确定。
李故意在他小腿上踢了一下。
“吃个圆面包吧，真是的。”她说。
“李，”他说，“你有手电筒吗？”
“有啊，就挂在洗碗槽旁边壁橱的钉子上。”
“我可以借用一下吗？”
“当然可以。”
“那我要出去片刻，我很快就会回来把门修好。”
“好，”她说，“再见。”
“再见。”马丁·贝克说。
他拿了手电筒，然后叫了辆计程车到保斯街去。
他在人行道上站了片刻，看了看在另一头街道上的窗户。然后他转过身去。在后面的山坡上是库诺保公园，山坡非常陡峭而且是岩石，还有一些树丛覆盖在上面。
他向上爬，直到他到了一个面对窗户的位置。他所在的高度几乎和那扇窗户平行，而且距离最多只有二十五码。他拿出一支原子笔指着窗户那块黑色的长方形区域。窗帘又被拉下来了。那个房东感到非常烦恼，因为那间屋子一直要到警察允许之后才能再出租。
马丁·贝克绕着那儿走动，直到他发现一个最好的地点。他不算是神射手，但是如果他的原子笔是一把点四五的手枪，他一定可以击中任何一个站在窗边的人。对这一点他非常自信。
这里是个躲藏的好地点，四月中旬植物都长得非常茂盛；不过就算不是躲在这里也不容易被发现，只要你躲着不动。
现在是大白天，到了晚上街道上的灯光应该是够亮的，但是黑暗对一个站在山坡上的人而言总是一种很好的伪装。不管怎么样，一个人不可能不用消音器而从这里开枪。
他再次仔细考虑哪一个地点是最有利的。以那儿为起点，他开始搜寻。只有少数几个人从下面走过，其中也有人听到他发出的声音而停下来朝那些矮树丛看了看，但只有一下子而已，然后他们就加快脚步离开，深怕自己被牵连进某事。
他有系统地搜寻着，他先向右边找，几乎所有自动手枪的弹壳都是向右边弹出的，但是多远？又在什么方向？这是件需要耐性的工作。他趴在地上，很庆幸自己带有手电筒。马丁·贝克不打算放弃，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打算放弃。
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之后他找到了空的弹壳。它掉在二块石头间，又被树叶和灰尘盖着。四月以来下了不少雨，狗和其他动物也在上面践踏过，当然还有些人也是——例如那些故意在公共场所喝光他们的啤酒而违法的人。
他拣起那个黄铜做的圆筒，把它包在手帕里，然后放进口袋。
然后他沿着保斯街向东走，在市政大楼附近他找了一辆计程车到犯罪学实验室。这个时候他们大概已经休息了，但是他猜想应该还有人在那里，时下总是有人会加班工作。但是他可能必须费一番唇舌才能说服某个人收下他的发现。
还好，最后他终于说服了那个人。他把它放在一个塑胶盒子里，小心地填写上面的卡片，详述一切的资料。
“你一定是非常急着要得到答案吧？”其中一个加班的技师说。
“也不是啦，”马丁·贝克说。“事实上一点也不急。只要你有时间的时候帮我检验一下，我就很感谢了。”
那个技师看了一下这弹壳，思考了一阵。从上面应该得不到什么资讯，它已经被压扁了，而且都是灰尘，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的希望。
“既然你这样说，”技师说，“我会尽快帮你看看。每个进来的人都说他们必须马上要结果，我们已经厌烦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他觉得应该打个电话给李。
“嗯，”她说。“我现在一个人在家。大门锁上了，不过我可以把钥匙丢下去给你。”
“我会把门修好。”
“我已经弄好了。你的工作做完了吗？”
“是啊！”
“好，那你可以在一个半钟头后到这里。”
“差不多。”
“只要在人行道上叫一声就可以了，我听得到。”
刚过十一点他就到了那里，然后吹了一声口哨。刚开始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她亲自下来开门，光着脚，穿着大红色的睡袍。
到了厨房里她说：
“你用手电筒了吗？”
“用了，电池都快被我用光了。”
“要开瓶酒吗？对了，你吃过了吗？”
“没有。”
“这样不好喔！我来弄点东西，一下子就好了，你应该很饿。”
饿，是的，也许是吧！
“斯维瓦的事怎么样了？”
“似乎越来越清楚了。”
“真的吗？快告诉我，我真的很好奇。”
到了一点钟，酒瓶已经空了。她打着哈欠。
“对了，”她说，“我明天要出城一阵子。星期一，也许星期二才回来。”
他差点脱口说：“那我现在得走了。”
“你不想回家。”她说。
“不。
“那你就睡在这里吧。”
他点点头。她说：
“不过和我睡同一张床得有心理准备，我会踢来踢去的，即使是睡熟了以后。”
他脱下衣服上床。
“你希望我脱掉这件漂亮的睡袍吗？”她说。
“当然。”
“好吧。”
她照做了，然后在他旁边躺下。
“只能到此为止。”她说。
他想起这是两年多来他第一次和别人分享同一张床。马丁·贝克没有回答她，她身子很暖和也很靠近他。
“我们没有时间玩拼图了，”她说。“等下个星期吧！”
后来他就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