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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晨，马丁·贝克自言自语地出现在维斯保加。他穿过走廊时，一个办事员惊讶地注视着他。
整个周末他都觉得很舒服，虽然只有一个人过。事实上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这么乐观是什么时候的事。一九六八年的那个夏季还不算太坏。
他冲破斯维瓦那个上锁的房间的同时，也冲破了自己的牢笼。
他将那些从仓库帐册上抄下来的摘要摊开来，在一些大人物的名字旁边加上检查标记。然后他开始打电话。
保险公司有一件最要紧的工作：要赚最多的钱，所以他们会让他们的人员拉长耳朵探听消息。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井然有序地保存好他们的所有的文件，以防一个惊慌的疯子来敲诈他们，妨碍他们赚取利润。时下这种疯狂的行为已经变得非常不近人情。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时间。”
他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对付他们，就像他星期五傍晚对付实验室里那个技师一样；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装腔作势，给他们更大的压力，这对一个看来像是某个部门的官僚而言这通常会有用。身为警察，你很难叫其他的警察快一点，但是对其他的人，这种要挟非常好用。
“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时间。这很紧急吗？”
“的确非常紧急！你一定要帮我弄好。”
“你直属的上司是谁？”
总会有诸如此类的问题。
答案一个个地冒了出来，而他一一将它们记下来：补偿给付、案件结案、被保险人死亡。
马丁·贝克不断打电话、记笔记，那些帐册的旁边已经写满了东西，而他当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在他打第八个电话的时候，他突发奇想地说：
“公司收到保险金之后，那些毁坏的商品都怎么处理？”
“我们当然要检查一下，如果还可以使用的，我们就廉价卖给员工。”
对，没错！而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利润，当然。
突然他记起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些经验。大约二十几年以前，就在他结婚后不久，他的日子非常难过。在英嘉——成就这段婚姻的主因——出生前，他的妻子曾经在保险公司工作，在那里她常常可以买到很多折价的肉汤罐头，味道不是一般的差，罐子也常在运送的时候被敲得歪七扭八的。他们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月都靠那些罐头维生；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不喜欢喝肉汤。也许卡尔·斯维瓦或是一些专家已经尝过那些难喝的液体，而且发现它不适合人类。
马丁·贝克还没拨第九个电话，突然电话就响了起来。是有人找他要东西，当然那不可能是……
“喂，我是贝克。”
“喂，我是亚姆。”
“哈啰，真高兴你打电话来。”
“是啊，不过你那里似乎很忙。不管这些了，我只是想帮你最后一个忙。”
“最后一个忙？”
“在你升为委员之前。我知道你已经找到弹壳了。”
“你看到了吗？”
“你以为我打电话来是做什么的？”亚姆不悦地说。“我们可没有时间打电话闲聊。”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马丁·贝克想，如果亚姆打电话来，那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通常你只能收到他写的条子。马丁大声地说：
“你真是好心。”
“你说的没错。”亚姆同意他的话。“是这样的，你拿来的那个弹壳已经磨损得相当严重，很难从上面发现什么。”
“我了解。”
“我才不相信你了解。我猜你想要知道它是否与自杀用的那颗子弹吻合？”
“没错。”
一阵静默。
“没错，”马丁·贝克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它们非常吻合。”亚姆说。
“真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绝对没错，我们可不是随便猜猜而已。”
“对不起。”
“我想你没有找到那把枪吧？”
“没有，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就这么巧，”亚姆冷淡地说，“它现在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在昆斯荷曼街特别小组的巢穴里，正是一片愁云惨雾。
布多沙·奥森匆匆赶到国家警察局去请示。国家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不准将消息外传，而奥森非常急切地想弄清楚是什么事情不能外传。
库尔保、隆、拉森三个人都沉默地坐着，他们的坐姿让人想起罗丹的“思考者”。
有人敲了敲门，而几乎同时，马丁·贝克已经站在房间里了。
“嗨！”他说。
“嗨！”库尔保说。
隆点点头，而拉森则没有反应。
“你们看起来似乎不太高兴。”
库尔保看着他的老朋友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没有人会自愿一到这里来。”
“的确，除非有人给了我错误的信息。你们这里有个痞子叫莫里森的。”
“是啊，”隆说，“韩斯街那个案子的凶手。”
“你找他做什么？”库尔保质疑地说。
“只是想和他见个面。”
“干嘛？”
“想和他谈谈——我想他应该会吐出些东西。”
“这我就不太确定了。”库尔保说。“他是个大嘴巴，但是没有用在正道上。”
“他不承认吗？”
“可想而知他不会。但是依照目前我们手上的证据，他是跑不掉了。我们已经在他住的房子里找到他作案时戴的面具，还有凶器；而且我们也证明那是他的。”
“哦？”
“枪上的编号被磨掉了；而金属上的磨痕与他住处的研磨机所磨出来的痕迹，在显微镜下的结果非常吻合。罪证确凿！但是他还是一直否认。”
“对啊，而且证人也指认了他。”隆说。
“这样……”
库尔保开了口，但是并没有马上接下去。他在电话上按了按，并对话筒大声下了几个命令。
“他们现在就带他下来。”
“我可以在哪里和他谈谈呢？”
“用我的房间。”隆说。
“好好问问那个白痴吧，”拉森说，“他是我们仅有的了。”
不到五分钟，莫里森就出现了，还和另一个警察铐在一起。
“这似乎是多余的，”马丁·贝克说。“我们只是谈谈话罢了，打开手铐然后到外面等一下。”
警卫打开了手铐，莫里森紧张地抚着他的右手腕。
“请坐。”马丁·贝克说。
他们在书桌旁相对而坐。
马丁·贝克以前没有见过莫里森，但是他注意到这个男人似乎情绪非常激动，也非常紧张，一副快要崩溃的样子。这并不令他感到惊讶。
也许他们曾经给他一顿好打，也许没有。有时候，那些杀人犯被捕之后精神状况都不太稳定，而且会失去理性。
“我是替死鬼而已。”莫里森尖声说。“那些警察或者别人在我家布置了一些伪证。那家银行被抢的时候我根本不在城里，可是连我自己的律师都不相信我，我能怎么办？”
“你是瑞典裔的美国人吗？”
“不是。你为什么这样问？”
“你说‘布置’，这不是瑞典的用语。”
“噢，要不然你要怎么说呢？那些警察冲进你家而且放了一顶假发、太阳眼镜、还有枪，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然后他们假装当场人赃俱获？我发誓我从来没抢过银行。但是连我的律师都说我没有翻身的机会，你还要我说什么？承认我杀了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我快要发狂了。”
马丁·贝克把手伸到书桌底下按了一下按钮。隆的书桌是新的，上面狡猾地装配了内藏式的录音机。
“事实上，”马丁·贝克说，“我和那些事毫无关系。”
“是吗？”
“是，毫无关联。”
“那你想要干嘛？”
“谈点别的。”
“还能有什么？”
“一个我想你非常熟悉的往事。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的，一箱西班牙利口酒。”
“什么？”
“事实上我已经查过所有的文件。你合法进口了一箱利口酒，说那是要给客户的，而且付了钱，付了所有的钱，包括装箱。对吗？”
莫里森没有回答他。马丁·贝克抬头看见那个家伙正张着口，满脸震惊。
“我已经搜集到所有的资料了。”马丁·贝克重复道。“所以我假定它是正确的。”
“是的，”莫里森终于说话：“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根本没收到什么订单。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那个箱子在转运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
“是的，虽然我并不认为那是件意外。”
“对，你说的对。我相信那个仓库管理员，叫斯维瓦吧，是故意打破的。”
“你说得真对，事情就这样。”
“嗯，”马丁·贝克说，“我想你对这些事也厌烦了，也许你不想谈这个老故事？”
过了很久，莫里森才说：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说些我真的做过的事可能比较好些，要不然我会发疯。”
“那就如你所愿吧！”马丁·贝克说。“现在，依我看来，那些瓶子里装的不是利口酒。”
“目前为止你还是对的。”
“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那些瓶子是在西班牙装箱的，虽然看起来像是酒，可是其实是制造吗啡的原料。那个时候那是非常普遍的东西，运这些东西的利润很不错。”
“是的，但是就我所知，走私这种不当的东西——因为它是不当的——是很重的罪。”
“你说得对。”
莫里森说，他的态度就好像那时候也这么认为似的。
“然后，我有理由相信你被这个斯维瓦勒索。”
莫里森没有说话。马丁·贝克耸耸肩说：
“我已经说过，你可以不回答。”
莫里森又开始有些紧张，他慢慢地改变了坐姿，但是他的手没有移动。
他们一定是对他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压力，马丁·贝克这样想，而且有些惊讶。他知道库尔保用的方法，而且知道它们大都很人道的。
“我会回答你，”莫里森说。“不要停，这些事实可以让我回到现实。”
“你每个月付斯维瓦七百五十元。”
“他想要一千，我说五百，七百五十是妥协后的价钱。”
“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全部的实情，”马丁·贝克说。“还是你有什么事不清楚，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你真的这样想？”莫里森说，他的脸抽动了一下，喃喃自语地说：“可能吗？”
“真的。”马丁·贝克说。
“你也以为我是神经病吗？”莫里森突然问他。
“没有。为什么我应该这么认为？”
“每个人似乎都以为我发疯了，连我自己都快相信是这样了。”
“只要告诉我真相，”马丁·贝克说。“一切当然都会有解释。所以……斯维瓦压榨你。”
“他是个吸血鬼，”莫里森说。“那时候我不能被捉到。我以前被关过，还有一些没有定罪的案底，而且被监视。当然你应该知道这些的。”
马丁·贝克没说什么，其实他还没有仔细查过莫里森的犯罪记录。
“唉，”莫里森说，“一个月七百五十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年九千嘛，光那个箱子里的东西就比那多多了。”他想了一下，然后惊愕地说：“我搞不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事情都会建档。”马丁·贝克和蔼可亲地说。
“但是那些混球每个礼拜都会打破一大堆箱子。”莫里森说。
“没错，可是你是惟一没有要求任何赔偿的人。”
“这是真的，我还必须求他们不要来，要不然那些保险鉴定员会来东看西看的。一个斯维瓦就已经够了。”
“我了解。而你继续付他钱。”
“大概一年吧，我想不理他了，但是只要我迟几天汇钱，那个老家伙就来恐吓我，而我做的事都是不能见人的。”
“你可以告斯维瓦勒索。”
“是啊，然后自己进去蹲几年牢。不，我只能做一件事——付钱。那个混蛋放弃了他的工作，把我当成他的退休基金。”
“而最后你受够了？”
“是的，”莫里森紧张地拧着手帕。“我只告诉你，”他说，“你应该不知道我付了多少钱给他吧？”
“我知道，五万四千元。”
“你似乎知道所有的事。”莫里森说。“喂，你能不能接替那些疯子来办这件银行抢案啊？”
“这也许有点困难。”马丁·贝克说。“可是你也不是乖乖地就付钱吧，是吗？你偶尔也吓吓他吧？”
“你怎么知道？大概一年前，我开始计算这些年来付给那个贼的钱。去年冬季我去找过他。”
“真的？”
“我在城里和他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再这样了。但是那个老顽固只是说，如果我不准时付钱，后果自己负责。”
“他会怎么样？”
“他会立刻冲进警察局。当然利口酒那件事已经是陈年往事，可是我其他的事就逃不过警察的眼睛了。我在从事的也不是什么合法的事，何况我发现很难解释为什么要一直付他钱。”
“无论如何，斯维瓦告诉你一些事好让你平静下来，不是吗？他说他快死了。”
莫里森沉默地坐了好长一会儿。
“斯维瓦告诉过你这些事吗？还是你从档案上看到的？”
“都不是。”
“那你是会读心术还是什么的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