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各区的几十架秘密的收音机，收听了苏联情报局的《最新消息》，获悉苏军已经切断供应斯大林格勒城下德军战线的两条铁路，俘获了大批俘虏。普罗庆柯一步一步地、一天一天地准备起来的，受他指导的那全部看不见的地下工作突然公开化，开始采取全民运动的规模来反对“新秩序”了。

每天都有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于是那原先像期待、像希望一般在每个苏联人心里朦胧发光的一切，突然像沸腾的热血涌上他的心头：“他们要来了！”

十一月三十日清晨，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像平时一样提着奶桶来给刘季柯夫送牛奶。刘季柯夫丝毫没有改变从他进厂工作以来所规定的生活秩序。这是星期一早上，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看到刘季柯夫已经穿上他那套因为经常接触金属和机油而发亮的旧衣服，——他准备去上工。从前，在被占领以前，刘季柯夫在工作时间也穿这套衣服。他到了他的小小的办公室，再罩上一件蓝色长工作服。不同的只是从前这件工作服就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里，现在刘季柯夫是把它卷起来夹在腋下带着。工作服已经放在厨房里的矮凳上，等待他吃完早点去拿。

从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脸上，刘季柯夫知道她又带来了消息，而且是好消息。刘季柯夫和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出于礼貌跟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说笑了几句，（虽然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他住在她们家的这几个月里，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始终那样，从没有流露出她觉察到什么。）

就走进他的小房间去了。

“瞧，这是特地为您抄来的……昨天晚上收的。”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激动地说，她从怀里摸出一张密密麻麻地写满小字的小纸片。

昨天早上她带给他的是苏联情报局关于苏军在中线、在维里基—鲁基和尔热夫地区大举进攻的《最新消息》。现在这是我军到达顿河东岸的消息。

刘季柯夫半晌一动不动地望着那张纸条，然后抬起严峻的眼睛望着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说：

“完蛋了……希特勒完蛋了……”

据目击者说，德国兵投降时说的就是他用的这些词。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非常严肃，并且拥抱了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她眼睛里涌出了喜悦的泪水。

“要复制吗？”她问。

最近他们几乎没有散发自己的传单，而是散发苏联飞机在约定地点投下来的铅印的苏联情报局的公报。但是昨天的公报非常重要，所以刘季柯夫吩咐发一次传单。

“让他们把两个公报并在一块，今天夜里贴出去。”他说。他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把纸片放在烟灰缸上烧掉，捻碎了灰末，再推开通风小窗，把灰末吹到菜园里。

一阵寒气向刘季柯夫迎面扑来，他突然把目光停留在菜园里被冻坏的向日葵叶和南瓜叶上覆盖着的霜上。

“冷得厉害吗？”他有些担心地问。

“跟昨天一样。水洼子连底都结了冰，还没有化冻。”

刘季柯夫的前额上现出了皱纹，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在想什么心事。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还等待他再发出别的命令，可是他仿佛把她忘了。

“我走了。”她轻轻地说。

“好，好。”他好像醒悟过来似的答应了一声，接着重重地发出一声长叹。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听了不禁暗自想道：“不知他身体可好？”

刘季柯夫的身体是不好：他患有痛风和气喘病。不过这些病他早就有了，所以并不是为了这个引起他的沉思。

刘季柯夫知道，在他们那种情况下，灾祸总是来自你意想不到的那一头！

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刘季柯夫的地位是有利的。他的地位之所以有利，就在于他不跟德国行政当局直接打交道，他可以违背它的命令行动而对它不负责任。向德国行政当局负责的是巴腊柯夫。但正因如此，凡是有关生产的事，根据刘季柯夫的指示，巴腊柯夫总是尽力做得让行政当局和工人觉得他是一个替德国人卖力的厂长。他尽力这样做，只有一件事除外：对刘季柯夫所干的反对德国人的事，巴腊柯夫应当视若无睹。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精力充沛、办事积极、调度有方的巴腊柯夫全力以赴地从事建设，——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不惹人注目的、谦逊的刘季柯夫则把一切都破坏掉，——这是没有人看见的。工作没有在进行吗？不，一般地说它甚至是在进行，不过进度比预期的要缓慢。原因呢？原因仍旧是那一套：“没有工人，没有机器，没有工具，没有运输工具，既然什么都没有，那就怨不得别人。”

根据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之间的分工，巴腊柯夫恭恭敬敬地从上级那里接受一大堆命令和指令之后，一面把它们的内容通知刘季柯夫，一面展开狂热的活动来实现这些指示和命令。而刘季柯夫则又把一切都破坏掉。

巴腊柯夫要恢复生产的狂热活动一无成就。但是它却出色地掩护着巴腊柯夫的另一种成绩显著的活动；在那种活动中，巴腊柯夫的身分是在通过克拉斯诺顿和附近各区的各条大路上进行的游击队袭击和破坏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瓦尔柯牺牲后，刘季柯夫就担负起在本城和本区所有煤矿企业和其他企业里组织怠工的工作，首先是在中央电机工厂里组织怠工的工作，因为要恢复矿井和其他企业里的设备，主要取决于这个工厂。

区里的企业很多，德国行政当局由于找不到必要数量的忠实走狗，因此无法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老百姓历来称做“磨洋工”的那种情形，到处都是：人们不是在干活，而是在“磨洋工”。

自觉自愿地担负起主要“磨洋工的”脚色的，也大有人在。

譬如，柯里亚舅舅的朋友裴斯特利诺夫在第十办事处担任着类似办事员或是文书的职务。按他所受的教育和能力来说，他都是工程师，可是他在办事处里非但自己啥事都不干，而且把矿上所有啥事都不干的人都聚集在自己周围，教他们怎样让矿井里其他所有的人也不干活。

从某一个时期起，康德拉多维奇老头常来找他。在谢夫卓夫、瓦尔柯和舒尔迦等一批同伴牺牲之后，康德拉多维奇老头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像空旷的高地上一株干枯的老橡树。老头心里有数，德国人是看在他儿子的份上而不来碰他，他儿子在贩卖私酒，结交“警察”和宪兵队里的下级军官。

尽管如此，儿子在罕有的肯说真心话的时候还是肯定地说，德国政权对他不及苏维埃政权对他有利。

“大伙都穷得要命，谁也没有钱！”他甚至带有几分悲哀地承认道。

“你等着吧，等你兄弟从前线回来，你就可以归天了，那里没有忧愁，也没有叹息。”老头用他那低哑的声音沉着地说。

康德拉多维奇照旧哪儿也不去工作，整天在各个小矿井里和矿工家里晃荡，而且无形之中搜集了德国行政当局在各个矿井的形形色色卑鄙龌龊、胡作非为和差错失算的材料。作为一个经验丰富、技术高明的老工人，他瞧不起德方管理人员在经营方面的无能；他的看法愈得到证实，他的蔑视也随之愈加增强。

“青年工程师同志们，你们自己倒来评评看。”他对裴斯特利诺夫和柯里亚舅舅说，“什么都在他们手里，可是全区一天只出两吨！唔，我懂得，那是资本主义，而我们，可以说是替自己干的。但是他们到底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可是我们只有二十五年，——他们多少也该学到一点经验吧！再说这批全球闻名的大老板，这批大名鼎鼎的财政专家，还进行过世界性的掠夺呢！呸，算了吧！”老头用他的可怕的低音沙哑地说道。

“暴发户！到了二十世纪，他们连掠夺也没有搞成：一九一四年他们吃了败仗，现在又要垮了。他们掠夺成性，可是没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实际生活中的上层人物尽是些流氓和小市民……全世界的人都亲眼看到，他们的经营方法是完全失败了！”裴斯特利诺夫恨恨地呲着牙说。

于是这两个青年工程师和这个年迈的工人就不太费劲地草拟出一套计划，每天怎样来破坏施维德花费在采煤上的那一点努力。

好几十个人的活动就是这样支持着地下区党委的活动。

刘季柯夫在他本人工作的工厂里来做这一切是比较困难和危险的。他遵守着这样的规则：不停歇地完成本身在生产中不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切小件定货，对大件定货却无限期地一拖再拖。从他们在德国人管理下开始工作的最初几天起，工厂里就在给几个大矿井修理几架压力机和抽水设备，但是直到现在一样也没有修好，什么都恢复不起来。

然而又不能太叫巴腊柯夫厂长为难，使他所采取的措施全部落空。因此某些工作也做到完成或是接近完成，但是意外的事故又使整个工作停顿下来。马达不断损坏，——里面只是被撒了点砂子。在修理马达的时候，就安上发动机来代替，但是忽然发动机也出了毛病，因为在汽缸烧得太热的时候灌进了冷水。刘季柯夫在每个车间里都有自己人来做这种毫不显眼的破坏活动。他们表面上服从他们的车间主任，但是事实上只执行刘季柯夫的指示。

最近巴腊柯夫招雇了许多新工人，这些人以前都是军人。在锻造车间里有两个共产党员——红军军官——在做锻工。这两个人是夜间在各条大路上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的游击小组的指挥员。为了给自己人找借口脱产，就广泛采用以出差为幌子的办法，名义上是到分布在其他各区的工厂去采购工具或是添置设备。而为了避免引起没有被吸收进地下组织的工人们的怀疑，也派他们去出差。工人们都相信，确实是弄不到设备和工具，而上级也看到，厂长和各车间主任都在想方设法。工作无法进展是有正当理由的。

工厂成了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的主要中心：无人知道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总在手边，跟他们联系很简单、很方便。

但是危险也就在这里。

巴腊柯夫的工作做得大胆、沉着、有组织、有计划。作为一个军人和工程师，他对细小的事情也不放过。

“你知道，我的工作安排得连水都泼不进。”他在得意的时候对刘季柯夫说。“我们考虑问题为什么总要拿我们是比他们笨这一点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呢？”他说，“既然我们是比他们聪明，我们就一定可以用计谋胜过他们。而且我们一定会胜过他们！”

刘季柯夫把他的沉重的下巴垂到胸口，因此他的脸显得更往下坠，——这一向是刘季柯夫不满意的征兆，——他说：

“你说得太轻松了。这是些德国法西斯分子。他们并不比你聪明，也不比你狡猾，这是确实的。但是他们不必弄清楚你有理没理。他们一看见工作不在进行，就要砍你的脑袋，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然后再派一个坏蛋来代替你。到那时候我们大伙不是完蛋，就是得逃跑。可是我们没有权利逃跑。不，老弟，我们是走在刀刃上，你如果已经小心谨慎了，你还得加倍地小心谨慎。”

黑夜里，刘季柯夫在他的小屋里躺在床上沉重地翻来覆去的时候，考虑得愈来愈多的就是这些事，所以他就难以入睡。他还想到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过去……

完成定货的期限拖得愈长，记在巴腊柯夫帐上的过错、破绽、事故积得愈多，他在德国行政当局面前的地位也就愈尴尬。然而更危险的是：久而久之，厂里的工作人员逐渐明白，而且也不可能不明白，在这个工厂里是有人在有意识地进行破坏。这种人的圈子愈来愈扩大，其中有不少是经验丰富的工人。

经常跟德国人周旋、会说德语、在生产工作中要求严格的巴腊柯夫，在工人圈子里被认为是德国方面的人。大伙都避着他，所以在这儿工厂里对他恐怕不会产生怀疑。怀疑只能落到刘季柯夫身上。在克拉斯诺顿，相信刘季柯夫是真心替德国人做事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他是属于过去被称为“工人阶级的良心”的那一类型的俄罗斯工人。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信任他，——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车间里直接听命于刘季柯夫的有几十个人。不管刘季柯夫怎样装聋作哑，不管他的态度是多么谦虚，从事生产工作的人还是不能不注意到，刘季柯夫每逢遇到困难、好像有些犹豫或是有点慌乱时随便说出的指示，总是不利于生产的。

他的活动是由许多小事构成，其中每一件单独来看都不惹眼。但是日积月累，小事一件件地积累起来就变成一件大事，刘季柯夫也就变得越来越受人注意了。刘季柯夫周围的人绝大多数是自己人。他猜测在他的下属之中有不少是像他的女房东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那样的人。他们样样都看到，他们同情他，可是关于这类情况无论是对他，对别人，甚至对自己都不露声色。但是泄露秘密毋需很多卑鄙小人，有时只要一个懦夫就足以败事。

交给工厂最重要的工作是修复克拉斯诺顿最大的水塔，这个水塔要供应一批矿井的用水，还要供应城中心区和工厂本身的用水。修复水塔的工作大约是在两个月以前交给巴腊柯夫的，他又把这件工作交给了刘季柯夫。

像所有其他工作一样，这件并不复杂的工作的进度也是违反常理的。但是水塔是极其需要的。费耳德纳先生几次亲自来检查工作，对工作进展的缓慢大发雷霆。甚至在水塔已经修好之后，刘季柯夫还借口水塔应当经过试用而不肯交工。这一年冷得很早，早晨愈来愈寒冷，可是整个输水系统里面还都是水。

到星期六这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刘季柯夫来验收水塔。他老是在挑毛病，说水箱和水管漏水，所以特别细心地把螺帽和龙头拧紧。工长跟在他后面，看不出一点毛病，但是也不便开口。工人们在外面等着。

最后，刘季柯夫和工长一起走到外面的工人那里。刘季柯夫从上装口袋里掏出烟袋和折成卷烟纸大小的《新生活报》，默默地请工人们抽他自己种的、连根切碎的烟叶。大伙都活跃起来，伸手来取烟叶。现在连自种烟叶都成了稀罕东西。一般抽的都是掺着一半干草的烂糟糟的杂拌，——这种烟叶各处都叫做“老奶奶的垫子”。

他们默默地站在水塔旁边抽烟。工人们偶尔带着询问的神气一会儿望望工长，一会儿望望刘季柯夫。刘季柯夫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靴子把它踩熄。

“唔，现在似乎都齐了，完工了。”他说，“这件工作今天大概已经没有人可交了，时候太晚了。我们等到星期一再说吧……”

他感到，大伙都有些惶惑不解地望了望他，因为天气甚至从傍晚起就冷得厉害。

“最好把水放掉。”工长迟疑地说。

“难道已经到冬天了吗？”刘季柯夫严厉地说。

他非常不愿意跟工长的目光相遇，可是偏偏竟遇到了。于是刘季柯夫明白，工长心里也是一清二楚。大概，其余的人也都清楚，突然间这个场面变得非常尴尬。刘季柯夫定了定神，随便地说道：

“咱们走吧……”

于是大伙都鸦雀无声地离开了水塔。

当刘季柯夫打开通风小窗，看到冻得发黑的向日葵叶上和南瓜叶上的浓霜时，他心里就想起了这件事。

果然不出刘季柯夫所料，工作组的全班人马都在水塔旁边等着他。什么水管都胀裂啦，整个输水系统都报废啦，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之类的话，根本连说都不用对他说。

“真可惜……可是谁能料得到呢！会这么冷！”刘季柯夫说，“怎么办呢，我们不必灰心丧气。水管子应当换掉。水管子虽然哪儿都没有，可是我们要想办法找到……”

大伙都忐忑不安地望着他。他心里明白，大伙都佩服他的胆量，但是又为他所做的事担心，更为他的泰然自若的态度担心。

不错，跟刘季柯夫一起工作的都是自己人。但是碰运气的事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根据相互之间不成文的规定，从来不在工作以外会面，使别人无从想到他们的友谊，甚至无从想到他们会由于工作以外的关系而有来往。如果有紧急的事要谈，巴腊柯夫就把刘季柯夫叫到办公室来，而在叫刘季柯夫的前后一定也把别的车间主任找来。

这一次迫切需要谈一谈。

刘季柯夫走进他在车间的小办公室里，把老是卷着夹在腋下的工作服丢在椅子上，脱下帽子和大衣，摸摸灰白的头发，用梳子梳了梳他的剪得很短的硬胡子，就到巴腊柯夫那里去了。

厂长办公室设在院子里一所不很大的砖房里。

到了寒冷的季节，克拉斯诺顿大多数机关和私人住房里，室内都比外面还冷，可是这个厂长办公室里却不一样，它也像凡是有德国人工作和居住的机关和住宅里那样暖和。巴腊柯夫坐在他的温暖的办公室里，身穿大翻领的、宽大的呢短衫，露出里面熨平的浅蓝衣领，打着鲜艳的领带。巴腊柯夫人瘦多了，晒黑了，这使他显得更年轻。他留起头发，前面还耸起一簇有波纹的鬈发。由于他这簇耸起的鬈发和下巴上的一个小涡，同时还有这双大眼睛里的非常明亮、正直、勇敢的目光和两片紧闭的、线条有力的、饱满的嘴辱，在目前这种环境里，他给人的印象确实是双重的。

巴腊柯夫坐在办公室里根本什么事都不干。他看见刘季柯夫来了非常高兴。

“你已经知道了吧？”刘季柯夫在他对面坐下，气喘吁吁地问。

“这真是活该！”巴腊柯夫的饱满的嘴唇上掠过了一丝笑意。

“不，我说的是公报。”

“我也知道了……”巴腊柯夫有他自己的收音机。

“嗳，我们乌克兰这儿不知要怎么样？”刘季柯夫干笑着用乌克兰语问道。他是俄罗斯人，但是在顿巴斯长大，所以他有时也随便说几句乌克兰语。

“要这样。”巴腊柯夫学着他的腔调回答说，“我们要准备一个总的……”巴腊柯夫把双臂环抱，做了个圆圈，使刘季柯夫一看就完全明白，巴腊柯夫要准备一个“总的”什么。

“只要我们的人一逼近……”巴腊柯夫用手在桌子上面不肯定地转动了一下，又动了动手指。

“对……”刘季柯夫对他的搭档很满意。

“明天我就可以把整个计划给你拿来……我们推迟并不是由于人手不够，而是因为棒子和糖果没法凑……”巴腊柯夫因为无意把这句话说得押了韵，不由好笑起来。他指的是人手足够，但是步枪和子弹不够。

“我去对青年人说，让他们加把劲，——他们有办法弄到。问题倒不在于水塔。”刘季柯夫突然把话题转到实际上最使他不安的问题上，说道。“问题不在于水塔。问题在于……

你自己也懂问题所在。”

在巴腊柯夫的鼻梁上现出一道很深的皱纹。

“你知道我要向你提什么建议吗？让我来把你解雇吧。”他坚决地说，“我挑你的错，说你让水塔冻裂了，所以把你解雇。”

刘季柯夫沉吟起来：的确，这倒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

“不行，”过了一会他说，“我没有地方可躲。即使有地方躲，也不行。他们马上会明白真相，那时候你就要完蛋，别人也要跟着一起遭殃。要丢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地位，——不，这不合适。”他坚决地说。“不，我们要看看我们那边战线的情况。要是我们的人来得快，我们就非常热心卖劲地替德国人干活，即使过去有人对我们有所怀疑，马上也会觉得他是看错了，因为在德国人形势不妙的时候，我们反倒卖力了！反正将来一切还是要落到我们手里！”

这个异常简单的办法在最初一刹那使巴腊柯夫感到惊讶。

“可是如果战线逼近的话，他们就会叫我们去修武器。”他说。

“要是战线逼近，我们就扔下他妈的一切，打游击去！”

“这老头真行！”巴腊柯夫高兴地想道。

“应当建立第二个领导中心。”刘季柯夫说，“要建立在工厂外面，没有你我参加，作为后备。”他本来想说几句像：“这个中心，当然也可以不要，但是小心些总没错……”之类的半开玩笑、让巴腊柯夫安心的话，但是他感到这种话对他自己和巴腊柯夫都不需要，所以就说：“现在我们这儿的人都有了经验，万一出了什么事，没有你我，他们也能应付自如。

对吗？”

“对。”

“应该召开一次区委会了。我们的区委会还是在德国人来以前召开的呢。党内民主到哪儿去了？”刘季柯夫严厉地望了望巴腊柯夫又对他挤挤眼。

巴腊柯夫笑了起来。区委会他们确实没有召开过，因为在克拉斯诺顿的条件下几乎没有可能召开。但是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他们都是在跟区里其他领导人商量之后才做出决定的。

在回自己的小办公室路过车间的时候，刘季柯夫看到莫什柯夫、沃洛佳和托里亚，——他们在互相挨着的台钳旁干活。

刘季柯夫假装检查工作，沿着靠墙的、有半个车间那么长的工作台走过去，——钳工们都在这张工作台上干活。青年人刚刚还在逍遥自在地抽烟聊天，现在出于礼貌拿起了锉刀。

刘季柯夫走近的时候，莫什柯夫抬起眼睛望着他，带着凶狠的冷笑低声说：

“怎么样，他要把您赶走吗？”

刘季柯夫懂得，莫什柯夫已经知道水塔的事，所以问起巴腊柯夫。莫什柯夫跟其他的青年人一样，也不知道巴腊柯夫的底细，把他当作是德国方面的人。

“别提啦……”刘季柯夫摇摇头，真像刚挨了训斥似的。

“怎么样？”他一面问，一面向沃洛佳的台钳弯下腰，好像在查看零件，接着透过刺一般的口髭轻声说：“叫奥列格今天夜里到我家来，像上次那样……”

“青年近卫军”——这是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里的又一个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