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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晨，我三点钟左右醒来，听见凯瑟琳在床上翻来覆去。“你好吗，凯特？”
“有点痛，亲爱的。”
“是不是有规则的阵痛？”
“不，不太有规则。”“要是有规则的话，我们上医院去。”
当时我很困，就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过来。
“你最好还是打电话给医生吧，”凯瑟琳说。“我想这次也许是真的了。”
我打电话找医生。“每次疼痛相隔多少时间？”医生问。
“多少时间痛一次，凯特？”
“大概是一刻钟一次吧。”
“那么应当上医院去了，”医生说。“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去。”我挂断了，另打个电话给车站附近的汽车行，叫一部出租汽车。好久没人来接电话。最后，总算有个人答应即刻开部车子来。凯瑟琳正在穿衣服。她的拎包已经收拾好，里边放着她住院的用品和婴孩的东西。我到外边走廊上去按电铃喊电梯。没有回音。我走下楼去。楼下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夜班警卫员。我只好自己开电梯上去，把凯瑟琳的拎包放进去，她走进电梯，我们便朝下开。警卫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出去，坐在通车道的台阶旁的石板上，等汽车来。夜空无云，满天星星。凯瑟琳很兴奋。“我真高兴，这可开始了，”她说。“过一会儿，一切就会过去的。”“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不害怕。不过我倒希望汽车早一点来。”
我们听见车子在街上开来，看见车前灯的灯光。车子转入车道，我扶凯瑟琳上了车，司机把拎包放在前面的座位上。
“往医院开，”我说。
我们出了车道，开始上山。
到了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提着拎包。有个女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她在一本簿子上写下凯瑟琳的姓名、年龄、地址、亲属、宗教信仰等等。她说她没有宗教信仰，那女人就在那个词后边的空白处打了一条杠子。她报的姓名是凯瑟琳·亨利。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她说。我们乘电梯上去。那女人停了电梯，领着我们走下一条走廊。凯瑟琳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臂。
“就是这房间，”那女人说。“请你脱衣服上床吧？这里有件睡衣给你换。”
“我有睡衣，”凯瑟琳说。
“你还是穿这一件吧，”那女人说。
我走出去，坐在走廊上一张椅子上。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那女人站在门口说。凯瑟琳躺在一张窄床上，穿着一件方领的朴素的睡衣，看上去好像是粗布被单改成的。她对我笑笑。“我现在在好好的疼痛了，”她说。那女人抓着她的手腕，看着表计算阵痛的时间。
“刚才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从她脸上我看得出疼痛的程度。“医生呢？”我问那女人。
“他正躺着睡觉。用得着他时他就会来的。”
“我现在得给夫人做件事，”护士说。“请你再出去一趟好不好？”我到走廊上去。廊上空无一物，有两个窗户，长廊上所有的门都关闭着。这儿有医院的气味。我坐在椅子上，眼睛望着地板，为凯瑟琳祷告。“你可以进来了，”护士说。我就进去。
“哈罗，亲爱的，”凯瑟琳说。
“怎么样？”
“现在来得相当勤了。”她的脸扭成一团。过后她笑笑。
“方才真痛得厉害。护士，你能不能再把你的手放在我背上？”“只要对你有帮助，”护士说。
“你去吧，亲爱的，”凯瑟琳说。“到外边去吃点什么吧。护士说我还要拖好久哩。”
“初次分娩通常是拖得很长的，”护士说。
“请出去吃点东西吧，”凯瑟琳说。“我真的很好。”
“我再呆一会儿。”
产痛相当经常了，接着缓解了。凯瑟琳很兴奋。痛得厉害的时候，她说痛得好。痛一减轻她就觉得失望，怪不好意思的。
“出去吧，亲爱的，”她说，“你在这儿，反而叫我不自在。”她的脸扭曲起来。“来了。这次好一点。我很想做个好妻子，好端端地生下这孩子。
请你出去吃些早点，亲爱的，然后回来。我没你也行。这位护士待我很好。”
“你有很充分的时间吃早点，”护士说。
“那我就走吧。再会，亲爱的。”
“再会，”凯瑟琳说，“同时也替我吃一顿好好的早点。”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吃早点？”我问护士。
“顺着街走下去，广场上有家咖啡店，”她说。“现在总该开门了吧。”
外边天在亮了。我顺着空空的街道走到咖啡店。店窗上有灯光。我走进去，站在白铁的酒吧前，有个老头儿给了我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只奶油蛋卷。蛋卷是昨天剩下来的。我拿它泡在酒里吃，过后又喝了一杯咖啡。“你这么早做什么？”老头儿问。
“我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
“原来这样。祝你运气好。”
“再给我一杯酒。”
他拿起酒瓶来倒，溢出了一些酒，淌到白铁面上去了。我喝完这杯酒，付了账，跨出店去。沿街家家门口摆着个垃圾桶，等着倒垃圾的来。有一条狗正冲着一只垃圾桶在嗅。
“你要找什么？”我问，看看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拉出来给它吃；垃圾桶的上面只有些咖啡渣、尘埃和几朵凋谢了的花朵。
“什么都没有啊，狗，”我说。狗走过街去了。到了医院，我由楼梯走到凯瑟琳躺着的那一层，顺着长廊走到她的房门口。我敲敲门。没有回音。我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凯瑟琳的拎包还搁在一张椅子上，她的睡衣挂在墙上的一只钩子上。我走出房去，顺着走廊找人。我找到了一名护士。
“亨利太太在哪儿？”
“有位夫人刚进接生间去。”
“接生间在什么地方？”
“我指给你看。”
她领我走到走廊的尽头。那房间的门半开着。我看见凯瑟琳躺在一张台子上，盖着一条被单。护士站在台子的一边，另一边站着医生，医生的旁边有些圆筒。医生手里拿着一个一头通一根管子的橡皮面罩。“我给你件白大褂，你可以进去，”护士说。“请上这儿来。”她给我披上一件白大褂，在脖子后边用只别针扣住。
“你现在可以进去了，”她说。我走进去。
“哈罗，亲爱的，”凯瑟琳用一种勉强的声调说。“我没有什么进展。”
“你就是亨利先生吗？”医生问。
“是的。情况怎么样，医生？”
“情况很好，”医生说。“我们上这儿来，为了上麻醉药，减轻产痛，比较方便。”
“我现在要了，”凯瑟琳说。医生把橡皮面罩往她脸上一罩，转动一只刻度盘上的指针，我看着凯瑟琳在急促地深呼吸。她随即把面罩推开。医生关掉小龙头。
“这次并不痛得厉害。方才有一次痛得很厉害。医生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可不是吗，医生？”她的声调很怪。说到“医生”这两字时调门特别高。医生笑笑。
“我又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橡皮面罩紧紧地按在脸上，急促地呼吸着。我听见她微微着。接着，她把面罩推开，微笑起来。“这次可痛得厉害，”她说。“这次痛得真厉害。你别担心，亲爱的，你去吧。去再吃一顿早饭。”
“我要呆在这里，”我说。
我们上医院是早上三时左右。到了中午，凯瑟琳还在接生间里。产痛又消退了。看她样子非常疲乏，但是情绪还是好的。
“我一点也不中用，亲爱的，”她说。“很对不起。我本以为很便当的。现在—─又来了——”她伸手抓住面罩，捂在脸上。医生转动刻度盘，注视着她。过一会儿，疼痛过去了。
“这次不算什么，”凯瑟琳说。她笑笑。“我太痴爱麻药了。它真奇妙。”
“将来我们家里也装它一个吧，”我说。
“又来了，”凯瑟琳急促地说。医生转动刻度盘，看着他的表。“现在每次相隔多久？”
“一分钟左右。”
“你要吃中饭吧？”
“我等一会就去吃，”他说。
“你得吃点东西，医生，”凯瑟琳说。“真对不起，我拖得这么久。可不可以叫我丈夫给我上麻药。”
“如果你愿意的话，”医生说。“你拨到二字上。”
“我明白，”我说。刻度盘上有个指针，可以用个把手转动。“我现在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面罩，紧紧罩在脸上。我把指针拨到二字上，等凯瑟琳一放下面罩，我就关掉。医生让我做点事真好。“是你输放的吗，亲爱的？”凯瑟琳问。她抚摸我的手腕。
“当然。”
“你多么可爱。”她吸了麻药，有点醉了。
“我上隔壁房间端个托盘吃东西，”医生说。“你可以随时喊我。”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看着医生吃饭，过了一会儿，看见他躺下来抽根烟。凯瑟琳已经非常疲乏了。
“你看这孩子可生得出来吗？”她问。
“当然生得出来的。”
“我拼命想生。我把孩子往下挤，但是它溜开了。又来了。给我上麻药啊。”
午后二时，我出去吃中饭。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着喝咖啡，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者苹果白兰地。我拣了一张桌子坐下。“有东西吃吗？”我问侍者。
“午饭时间过了。”
“你们没有什么常备的菜吗？”
“你可以吃酸泡菜。”
“就拿酸泡菜和啤酒来好了。”
“小杯还是大杯？”
“一小杯淡的。”
侍者端来一盘酸泡菜，上边放有一片火腿，另有一根腊肠埋在这烫热的酒浸的卷心菜里。我边吃菜边喝啤酒。我肚子很饿。我看看咖啡店里的人，有张桌边有人在打牌。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男人在抽烟谈话。咖啡店里烟雾腾腾。我吃早饭的那个白铁面的酒吧的后面，现在有三个人了：那老头儿，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坐在一个柜台后边计算客人的酒菜点心，还有一个围着一条围裙的孩子。我不晓得那女人生过多少孩子，生的时候又怎么样。
吃完了酸泡菜，我回医院去。现在街上已经打扫干净了。放在门口的垃圾桶都拿掉了。天阴多云，但是太阳还是想冲出来。我乘电梯上楼，跨出电梯，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因为我的白大褂放在那里。我穿上大褂，在脖子后边扣好。我照照镜子，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我顺着走廊往接生间走。接生间的门关着，我敲敲。没有回音，我便转动门把手走进去。医生坐在凯瑟琳的旁边。护士在房间的尽头做些什么。
“你先生回来了，”医生说。
“哦，亲爱的，我有个最奇妙的医生，”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他讲给我听最奇妙的故事，当我痛得太难过时，他便叫我完全失去知觉。他好极了。你好极了，医生。”
“你醉了，”我说。
“我知道，”凯瑟琳说。“但是你用不着说出来。”过后又是“快给我，快给我”。她抓住面罩，喘吁吁地吸气，又短促又深入，弄得面罩答答响。接着她一声长叹，医生伸出左手拿走面罩。
“这次可真痛得厉害，”凯瑟琳说。她的声音非常怪。“我现在不会死了，亲爱的，我已经过了死的关口。你不高兴吗？”
“你可别再往那儿闯。”
“我不会的。但我已经不怕它了。我不会死的，亲爱的。”
“你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情，”医生说。“你不会丢下你的先生就走的。”
“哦，对。我不愿死。我不会死。死太傻了。又来了。快给我。”过了一会儿，医生说：“亨利先生，你出去一会儿，我要检查一下。”“他要看看我究竟怎么样，”凯瑟琳说。“你等一会儿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医生？”
“可以，”医生说。“他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人请他进来。”我走出门，顺着走廊走到凯瑟琳产后要呆的房间。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看房间四下。我上衣口袋里有份报，是我出去吃中饭时买来的，现在就拿出来翻看。外边天开始黑下来。我开了电灯看报。过了一会儿，我不看了，便熄了灯，看着外边黑下来。不晓得为什么医生不叫人来喊我。也许我不在场好一点吧。他也许要我走开一会儿。我看看表。十分钟内他再不来喊我，我自己看看去。
可怜又可怜的好凯特啊。这就是你同人家睡觉的代价。这就是陷阱的尽头。这就是人们彼此相爱的结果。谢谢上帝，总算有麻药。在有麻药之前，不晓得还该怎么苦。产痛一开始，女人就投入了运转水车的流水中。凯瑟琳怀孕的时期倒很顺利。没什么不好过的。简直很少呕吐。她到了最后才感到十分不舒服。到末了她还是逃不了惩罚。世界上没有什么侥幸的事。绝对没有！我们就是结婚五十次，结果还会是一样。倘若她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现在女人分娩不会死的。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想的。是的，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她只是难受一阵子罢了。生头胎通常是拖得很久的。她不过是难受一阵子罢了。事后我们谈起来，说当时多么苦，凯瑟琳就会说并不真的那么苦。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是的，不过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我告诉你。不要傻里傻气。只是受一阵子罪罢了。只是“自然”在使她活受罪罢了。只是因为是头胎，生头胎差不多总是拖得很久的。是的，不过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她为什么要死？她有什么理由要死？只是一个孩子要生出来，那是米兰夜夜欢娱的副产品。孩子引起麻烦，生了下来，然后你抚养他，说不定还会喜欢他。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她没事。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嗨，那怎么办呢？倘若她死去呢？
医生走进房来。
“有什么进展，医生？”
“没有进展，”他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检查过了——”他把检查的结果详尽地讲给我听。“从那时候起我就等着看。但是没有进展。”
“你看应当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一种是用产钳，但是会撕裂皮肉，相当危险，况且对婴孩可能不利，还有一种就是剖腹手术。”
“剖腹手术有什么危险？”倘若她死去呢！
“危险性并不比普通的分娩大一点。”
“你亲自动手术吗？”
“是的。我大约要用一小时作准备，请几个人来帮忙。或许不到一小时。”
“你的意思怎么样？”
“我主张剖腹手术。要是这是我自己的妻子，我也采用这种手术。”
“手术后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没有。只有开刀的刀疤。”
“会不会有感染？”
“危险性不比用产钳那么大。”
“倘若不动任何手术呢？”
“到末了还是得想个办法。亨利夫人的精力已经大大消耗了。越趁早动手术就越安全。”
“那么趁早动手术吧，”我说。
“我去吩咐作准备。”
我走进接生间。护士陪着凯瑟琳。凯瑟琳正躺在台子上，被单下肚子高突出来，人很苍白疲惫。
“你告诉他可以动手术吧？”她问。
“是的。”
“这多好啊。这样一小时内就全能解决了。我快垮了，亲爱的。我不行了。请给我那个。不灵了。唉，不灵了！”
“深呼吸。”
“我是在深呼吸。唉，再也不灵了。不灵了！”
“再拿一筒来，”我对护士说。
“这筒就是新的。”
“我真是傻瓜啊，亲爱的，”凯瑟琳说。“但是那东西再也不灵了。”
她哭起来。“哦，我多么渴望生下这个孩子，不要招麻烦，现在我可完了，完全垮了，而它不灵了。哦，亲爱的，它完全不灵了。我只要止痛，死也不顾了。哦，亲爱的，请止住我的痛。又来了。哦哦哦！”她在面罩下呜呜咽咽地呼吸着。“不灵了。不灵了。不灵了。你不要在意，亲爱的。请你别哭。不要在意。我不过是完全垮了。你这可怜的宝贝。我多么爱你，我要努力。这次我要熬一下。他们不可以再给我点什么吗？但愿他们再给我个什么。”
“我一定使它灵。我把它全开到头。”
“现在给我吧。”
我把指针转到了头，她用力作深呼吸，抓在面罩上的那只手放松下来。
我关掉麻药，拎起面罩。她慢慢苏醒过来，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回转来似的。
“这好极了，亲爱的。哦，你待我太好了。”
“你勇敢一点，因为我不能老是这么做。这会要你命的。”
“我再也不是勇敢的了，亲爱的。我全垮了。人家已经把我打垮了。这我现在知道了。”
“人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太可怕了。疼痛来个不停，直到使你垮掉为止。”
“一小时内就都解决了。”
“这岂不是太好吗？亲爱的，我不会死吧？”
“不会。我包管你不会。”
“因为我不想丢下你死去，只是我给弄得累死了，而且我觉得就要死了。”
“瞎说。人人都有这种感觉的。”
“有时候我知道我就要死了。”
“你不会的。你不可以。”
“但是倘若我死呢？”
“我不让你死。”
“赶快给我。给我！”
过后她又说：“我不会死的。我不愿让自己死去。”
“你当然不会的。”
“你陪着我吧？”
“我不看手术。”
“我的意思是你别走开。”
“当然。我始终不会走开的。”
“你待我真好。又来了，给我。多给我一些。它不灵了！”我把指针拨到三字，然后拨到四字。我希望医生早点回来。拨过了二字，我心里就慌张。
终于另一位医师来了，带来了两名护士，把凯瑟琳抬上一个有车轮的担架，我们就顺着走廊上走去。担架迅速地在走廊上前进，被推进一部电梯，人人都得紧贴着墙，才能容纳这担架；电梯往上开，接着打开一道门，出了电梯，这橡皮车轮的担架顺着走廊往手术间。医生戴上了帽子和口罩，我几乎认不得了。此外还有一位医生和一些护士。
“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凯瑟琳说。“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哦，医生，求求你，多给我一点，叫它有效！”
有一位医生拿个面罩罩住她的脸，我从门口望进去，看见手术间附有梯形座位的小看台，灯光明亮。
“你可以从那道门进去，坐在上边看，”一名护士对我说。手术间的上边摆着几条长凳，用栏杆隔开。俯瞰着白色的手术台和那些灯。我望望凯瑟琳。面罩罩在她脸上，现在她很安静。他们把担架往前推。我转身走上走廊。有两名护士正往看台的人口处匆匆赶来。
“是剖腹手术啊，”一个说。“他们要做剖腹手术了。”
另外一个笑起来。“我们刚刚赶上。岂不是好运道？”她们走进通看台的门去。
又一名护士走进来了。她也在匆匆赶来。
“你直接进去吧。进去吧，”她说。
“我呆在外边。”
她赶紧进去了。我在走廊上踱来踱去。我怕进去。我望望窗外。天已黑
了，但是借着窗内的灯光，我看得出外面在下雨。我走进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看看一只玻璃柜里那些瓶子上的签条。接着我又走出来，站在没有人的走廊上，望着手术间的门。
一位医生出来了，后面跟着一名护士。医生双手捧着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只刚刚剥了皮的兔子，跨过走廊，走进另外一道门。我走到他刚走进去的门前，发现他们正在房间里对付一个新生的婴孩。医生提起孩子来给我看。他一手提着孩子的脚后跟，一手拍他。
“他没事吧？”
“他好极啦。该有五公斤重。”
我对他没有感情。他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我没有当父亲的感觉。
“这儿子你不觉得骄傲吗？”护士问。他们在洗他，用什么东西包着他。
我看见那张小黑脸和一只小黑手，但是没见到他动或听到他哭。医生又在给孩子做些什么。看医生样子有点不安。
“不，”我回答。“他差一点儿要了他妈的命。”
“那可不是这小宝贝的错。你不是要个男孩吗？”
“不要，”我说。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他倒提起他的双脚，拍打他。
我并不等着看结局。我走到走廊上。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通看台的门，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招手叫我下去。我摇摇头。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
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她那样子像个死人。她的脸孔，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是灰色的。在下面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被钳子扩张的、边沿厚厚的切口。另有一位医生，罩着面罩，在上麻药。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这简直像张“宗教裁判”②的图画。我现在看着，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不过还是没看的好。人家起初怎么动刀，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手法迅速熟练，好像鞋匠在上线，看得我心里高兴。切口缝好后，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了。“她人怎么样？”
“她没事。你看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