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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东院南排第三号房子,住着分管组织工作的严副书记。河东公社党委书记黄建国从砖旋的圆洞门走进东院,站在三号房子门外,旧门板下新刷的油漆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他轻轻敲了两下,屋里传出一阵布鞋鞋底蹭着地面的轻捷的脚步声,门开了。
严副书记亲切地笑着,让黄建国进屋。这是一张典型的陕北老人的脸型,直而短的鼻梁,恰当地居于四方脸盘的中心位置。单眼皮下,有一双黑黑的眼珠,尽管五十多岁了,那眼睛里闪出的神光,仍然是犀利而又活泼的。黄建国很坦然地坐在椅子上,接住了严副书记递来的茶水。
“想把你动一动。”严副书记开门见山地说。
黄建国“嗯”了一声,不过是表示了自己对事情早有预料。昨天后晌,接到严副书记来电话叫他的通知,他马上就猜到可能要“挪窝”了。他随口说:“行嘛。”说完之后,自己首先感觉出来,他的回答里有一种明显的无所谓的口气。
“换个地方,回避一下,对你有好处,对工作也有好处。”严副书记诚恳地解释说。
回避一下!回避什么呢?黄建国心里太清楚了。
在中央发出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瞎指挥”的批示以后,黄建国顷刻之间陷入了灾难之中。一向是说钉不铆的“黄硬手”,不得不硬着头皮,赔着笑脸,走村串户,去向那些被扒了瓜田、挖了芦苇的生产队做检讨。特别是向那些因违抗他的命令而被撤职,被批斗,被挂着牌子游街的干部和社员会赔礼道歉!赫赫有名的黄建国,在河东公社一下子变成了黄豆腐,钻在房子里没脸出门了!
那股汹涌愤怒的洪水终于平息下去了,黄建国可以走出孤闷的小房子了。他伤透了心,心灰意懒,例外地破费从山货店买回来一张竹皮躺椅,摆在门外的泡桐树下,躺在上面,摇扇子,抽烟,喝茶。傍晚看那绚丽的晚霞从西塬顶上空渐渐隐褪,夜来眺望那一弦月牙从东塬顶缓缓朝西塬移动……
“躺着比跑着舒服多了!”他心里嘲笑自己,你怎么就爱修水库、打田井?你冬不避风雪,夏不避月晒,移山造田。一年到头,东奔西颠,熬眼劳神,临了可好,落下个“瞎指挥”的恶名,得下个“害农民”的罪过,你吃了傻子药么?
“黄书记,县上布置抗旱保秋……”主管秋田生产的副主任说。
“告诉上级,农民忙着逛自由市场!”黄建国挖苦说,“要抗,我可以担着水桶去,可我管不住别人!”
“黄书记,咱们今年的棉花面积比国家下达面积差了七百亩,县棉花公司追查原因……”分管棉花生产的专职干部汇报说。
“原因很简单,‘农民最会种庄稼’嘛!”黄建国提高嗓门,得意地嘲弄说,“农民愿意种啥就种啥,我黄某人还敢再搞‘瞎指挥’吗?”
“瞎指挥”彻底变成“不指挥”了。
所有这些,严副书记都一清二楚,他用“回避一下”也同时回避了这个问题,至于领导者对他黄建国本人的看法,他觉得没有必要去作任何辩解了,仍然用无所谓的口气问:
“调我到哪里?”
“你的意见呢?”严副书记探询地问。
“随便。”黄建国说,“最好让我到哪个单位去看大门,当传达……”
“你呀——”严副书记笑了,用指头点着他,“同志,我过去一直没有看出,你还狭隘!在你顺利的时候,好象看不出,现在,就很明显了。”
黄建国吐出一口烟,有没有必要辩解呢?
“到河西公社去吧。”严副书记说,“河西公社的老梁调到河东公社来,你俩换个地窝。”说完瞅着他,黄建国低下眉,又猛地喷出一口烟雾来。
多少有点出乎意料。河西公社的党委书记梁志华,在学大寨学得发疯的那几年里,比他黄建国名气大多了!要说“瞎指挥”,那“梁胆大”比他黄某人干的瞎活更多,民愤也比他大得多。可是这家伙转得快,农村新经济政策一公布,梁志华摇身一变,又成了全县贯彻新政策的典型,当河西农村变革的风声传过河这边来,飘进他的耳朵的时候,他躺在泡桐树荫下的竹椅上,反感!鄙夷!甚至对梁志华的人格也不那么尊重了,“随风倒喀……”
那么,把梁志华调到河东公社来是什么意思呢?让梁志华来河东开辟困难局面吗?这是很明显的……
黄建国说不出这些话,只是推诿说:“我做农村工作几十年,越搞越不会搞了。”
“过去许多说法和做法,值得思考,不要在某些条文上死死扣卡,要面对农村的实际。”严副书记说着,又玩笑似地批评他,“这回到河西去,把躺椅收拾起来吧!立秋了……”
现在,黄建国完全看清了调动他的意图,在河东工作不力,必须象搬石盘一样搬开他,这就是让他和梁志华换一下地窝的实质。他重新点燃一支烟,准备辩解了。
这当儿,门被推开了,走进一老一少两个农民来。
“我们是河西公社的。”来人中的老汉自我介绍说。
“我俩想找严书记谈个问题。”年轻人说。
两位农村干部模样的来访者互相对视一下,又疑虑地盯了黄建国一眼。黄建国立即打消了辩解的企图,站起来,告辞了。
“那好,你先回吧!”严副书记送他到门口,“县委准备搞个学习会,就当前的农村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咱们有机会谈……”
推上自行车,出了圆洞门,来到县委正院,沿着院中花池的竹篱笆走向大门的时候,黄建国的心里毛毛乱乱,别别扭扭,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味道,灰涩涩酸溜溜,腿上怎么也提不起劲儿来。
县委大门西侧的民房的廊檐下,有一家茶棚,他索性坐在矮凳上,缓解一下情绪。卖茶的老太婆殷勤地招呼着,双手递上一杯凉茶来。
一杯清凉的茶水从发干的口腔流进肚里,顿时觉得头脑也清爽了许多,黄建国瞅着县委大门外接着公路的一段坡路出神。
七年前,为了加强学大寨第一线的领导力量,他和县机关的十几名干部被抽调出来,充实进工作落后的几个公社。当他戴着花,走出县委大门的时候,心里聚着多大一股劲啊!那时候流行一句“豁出掉几斤肉”的口号,他是充分做了这种思想准备,心甘情愿用自己的几斤肉去换取河东公社的新面貌的。
在河东公社里,他睡过安稳觉吗?坡陡沟深的塬坡,沙石嶙峋的河滩,跑烂了他多少双鞋?泥泞狭窄的沟道小路,夜晚摔了多少回跤?那一年下雪,一下滑进沟道,摔得人事不省……我是为了坑害农民吗?
现在,自己倒落个什么下场呢?心酸,实在令人心酸……
卖茶的老太太又递上一杯茶来。黄建国在县委组织部工作那阵儿,老人就在这儿卖茶,老相识了。
“老黄还在河东公社吗?”
“马上要调走了。”
“走了好。那个穷地方,谁去也治不好。”
老太太是在给他说着宽心话,黄建国没有吭声,心里好象有点不服气。
“现在的政策,变化快!得想开些,那就好了。”
他又灌下一杯茶,自己宽慰自己:让真龙天子到河东来为民赐福吧!到河西就到河西,虽不能继续在躺椅上打发日子,可也不会象在河东公社那样拚命了,我看透了……
付了茶水费,他跨上自行车,觉得肚子有点空了,于是调转车头,到县城的老街上去,那儿有食堂,还可以逛逛自由市场,散散心,何必匆匆忙忙呢?
县城老街这地方,是全县农副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今天虽不逢集日,街道两边仍然到处摆着食摊菜担,只是没有木料、牲畜等大号商品罢了。整个街道给他的印象,使他想到五十年代中期城镇里的景象。这是繁荣?还是泛滥?他似乎很自然地在心里挂出一个问号。自打农副市场开放以来,他没有光顾过,没有兴趣。那有什么好看的呢?搞这种事情,用得着号召吗?多年来对小农经济的限制和斗争,是公社党委书记的神圣职责。现在要他去鼓吹农民上自由市场,甚至叫他去逛自由市场,甭说理论,感情上也难得通畅!
刚近街心十字,一股油香钻进鼻孔,耳朵里也飘进一声甜腻腻、脆崩崩的声音:
“黄书记,吃油糕。来啊!”
那顶蓝布帐篷下,一口翻卷着浪花的油锅后面,正有一张淌着油汗的瘦长条脸,对他嘻嘻笑着,手里姻熟地捏弄着一疙瘩烫面团儿,这是河东公社麻湾大队的麻天寿么,前几年总爱偷偷摸摸搞点小买卖,属于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多次上过批判会。从前老远一看见黄建国过来,早从后巷躲跑了!现在,这样躲躲溜溜的人物,居然在县城最显眼的地方声高气昂地招呼黄建国吃油糕。是想卖他的钱吗?鬼!明明是故意烧臊人!
黄建国这样想着,偏把车子推到油糕桌旁边,撑起来,吃你两个油糕,又怎么样呢!
刚走进帐篷,麻天寿倒是随和得很,早已把一盘油糕和一双筷子摆在桌子上,殷勤地劝说围坐在矮腿桌子四周的食客挤一挤,给黄建国让出一个位置来。
“生意红火吧?”黄建国挑逗地问。
“罢咧!不错!”麻天寿反而故意渲染说,“平时一天卖三五十块钱,逢集人多时,最多卖过一百二。”
“你这下可以先富起来啰!”
“今年还不成,要富得看明年。”麻天寿大约听出黄建国的话味,反而认真算起帐来,“去年能赚一千来块钱,全部还了帐!大货结婚借亲戚家七八百,孩子都上学了,咱给人家还不了,亲戚都生分咧!今年前半年能赚六七百元,给二货订婚花光了。赶明年,我就可以搭挂盖房了!要是凭队里三毛票儿的劳动日,甭说盖房,孩子长大了,也还不清他爷给他爸娶他妈借的钱呢!”
黄建国觉得刺耳,放下了筷子,这不是等于抽他公社书记的耳光吗?他后悔不该到这油糕锅前来,凭麻天寿这样的油嘴,会说出什么好听话来呢!
“老黄,甭急!”麻天寿硬推开他拿着票子的手说,“你好意思给,我还不好意思收呢!”
黄建国把钱扔到桌子上,刚出了帐篷,麻天寿招徕买主的声音又响起来:
“老五,来呀!好五哥,不吃也来坐坐呀!”
“不咧不咧!”被招徕者不好意思地推托着。
“啊呀!腰包硬了,只走不歇!朝老弟这儿连一眼都不盯呀!”麻天寿不象是真心诚意招徕顾客,倒象是耍笑什么同辈人。
黄建国侧过头一看,一个瘦小的老汉,肩头倒挂着一只葛条笼,佝偻着腰,头上扣着一顶破草帽,在麻天寿要笑取乐声中,如荆刺在背,匆匆逃走。这不是南塬大队的刘老五老汉吗?他在南塬大队驻队时,在老五家吃过派饭,是个旁人把指头塞到嘴里也不敢咬的老好人啊!他转过身,喊:“老五!”
老五刹住匆匆逃窜的脚步,看清是黄建国的时候,勉强地朝油糕桌前走来了,脸上和眼里强装的笑容,无法掩饰窘迫的情绪。
“老黄,黄书记,你也上集来了?”
这是一张被困苦的生活揉皱了的脸,长久的穷苦和困顿,使老汉难以高声说话,抬头看人。那蓬乱的头发,胡须,那透着汗渍的无袖褂儿,那鼻翼两边深深的皱纹里,都无可奈何地标明他接近于乞丐了……
“五哥,给,吃点!”麻天寿做老汉的生意。
“不不不!”老五慌忙举起双手,并成一排,挡住递到眼前的盛着油糕的盘。
“怕油糕烫嘴吗?”麻天寿嘻嘻哈哈,“有钱不花,头号傻瓜!吃到嘴里,实实在在。”
黄建国从麻天寿手里端过盘来,一手拉老五的胳膊,重新坐到小桌跟前,把一双筷子塞到老汉手里。
穷困而又正直的庄稼老汉,在稠人广众的大街上,接受别人的馈赠,又是黄书记这样的大领导,尴尬为难得不知如何是好,盘是端上了,却总不好意思掀动筷子。
“你进县城做啥来了?”黄建国问,很随便,企图缓解老汉的心情。
“嗨!”老汉不好意思笑着,低声说,“卖点酸枣核儿。”
“唔!”黄建国这才明白,老五手背上,胳膊上和脸颊上为啥有一道道血印了,那是摘捋酸枣时被枣刺划破的。
“娃娃要上学了,得交学费哩!”老五说,“我领着俩孙子,摘了点酸枣,蒸过,搓下皮,晒干了。儿子不来卖,媳妇更不来,嫌丢人现眼!我老了,脸皮厚了,不怕人笑话。”
黄建国听着,实在是找不出安慰老汉的一句话。
麻天寿却叫起来:“那怕啥?听说枣仁在广州是缺门货,出口哩!怎么样?生意发财吧?”
老五说:“爷孙俩忙了半月,到今日卖了不上十块钱。哪比得你卖油糕的手艺。”
“我捏面蛋儿算啥手艺,能挣几个钱嘛!”麻天寿说,“听说你南塬大队几个干部,雇汽车往青海贩苹果,来回一趟七八天,一人就抓得一千块!那叫啥挣头?老五,你也该入一股,何必摘酸枣子呢!”
“咱笨头笨脑……”老五笑了。
“你养上两头奶牛,也是好事。”麻天寿给老五热心地介绍起生财之道来,“俺村的麻天虎,养了两头奶牛,给一○二信箱的工人家属送牛奶,天天收入二十多块!”
“咱旱塬上,旱得草都干死了……”老汉摇头。
“那,你就只有摘酸枣了。”麻天寿佯装无奈地叹一口气。
黄建国听不下去麻天寿对一个穷困老人的耍笑,却又不知讲什么好。麻天寿却一侧脸,高声又拉起买卖来:“曹支书,这儿坐!”
完全是一副讨好的嗓门。黄建国讨厌听这个调门,又怕老五再次受到麻天寿的戏谑,就拉着老汉的胳膊,走出帐篷,在一棵古老的槐树下蹲了下来。
“老黄,听说你要走了?”
黄建国没有作声。自从他作了“瞎指挥”的检讨以后这段时间里,总有传说他将调走的嘈嘈议论。一个干部在某个地方混不下去了,群众就估计他快要调走了。
“好,走了好。”老五平和地说,“咱河东这条件,有啥办法?你在河东多年,费了心,出了力,也不顶啥。”
黄建国听着老汉很友好的送别词,心里反倒更灰了,老人对他连一丝留恋的意思也没有。
“队里情况怎样?”黄建国习惯地问。
“还是老样儿。”
“今年夏粮分得好不?”
“差。”
“秋田长得咋样?”
“不咋样。”
“大队干部是不是到青海贩苹果?”
刘老五闭了口,怕招惹是非的老好人啊,叹口气说:“队里没人管。有木匠手艺的人割家具卖。年轻人骑自行车贩菜卖瓜,生产没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