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言自然。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少说话少折腾少生硬干涉才符合大道自然运行的规律，也才留下了大道自行运动的最好的空间。

风刮得太猛，往往不到一个早晨就停下来了。雨下得太大，也很难连下一个白天。谁把它们停下了呢？天与地。天与地都不能用力太过太久，何况咱们人类呢？

所以说，你如果力求按大道办事，你也就要或一定会与大道相一致。你力求按大德办事，你也就要或一定会与大德相一致。你行事失去了道与德，那么错失也就与你相一致。你与大道一致，大道也就乐于得其所哉——运转于最佳状态。你与大德相一致，大德也就乐于得其所哉——发挥于最佳状态。你与错失相一致，错失也就乐于得其所哉——惩罚你于应有应得的状态。

他们（那些与错失一致而背离了大道大德的人，尤其是统治者）缺乏公信力，老百姓信不过他们。

从这一章可以看出中国式的毋为己甚、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直至中庸之道的内容。不要用力过猛，不要用力殆尽，不要人为地闹哄咋呼，不要动辄暴风骤雨，要悠着劲来，要有长劲，这是老子的忠告。

中国古代少有权力制衡、社会制衡的传统与观念，但是中国人特别体会得到在时间的纵轴上的平衡：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叫做物极必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叫做否极泰来，时来运转；叫做阴阳协调，一阴一阳谓之道；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我们较早发生了中庸思想，不走极端，免得若干年后再往另一面偏。同时中国人也较早就主张和谐与平衡，阴阳协调，各得其所。老子以狂风暴雨为例说明天地做事也不是一味走极端走单一方向，人类行事更要考虑到诸多方面，不可强行推动，不可一意孤行，不可逆天逆民而动，不可赶尽杀绝，不可将事做绝。

中国的古代，儒家提倡的是通过道德、礼法来制衡权力地位，失去了道德礼法也就失去了权力的合法性，不按理法办事也就失去了管理的合法与有效性。

老子则是企图通过哲学，通过大道的宣示与理解来克服苛刻烦琐勉强主观失度的苛政与蠢行。可惜的是，老子讲的这些仍然是偏于理想化的。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这也是中国人的尚同思维方式之一例。你靠拢认同A，A就喜欢你；你喜欢B，B就认同你靠拢你。既然A→A，那么A就一定→A。其实这样的逆定理未必成立。你自以为是靠拢道与德，但事实证明道与德并未与你亲近合一，你追求道与德，偏偏有人认为你无道缺德，这样的事也是可能发生的。

老子式的道德治天下的范例太少了。春秋战国也好，其后的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也好，至今并没有哪个政权哪个个人是仅仅靠虚静无为柔弱退让取得了成功的。知识分子的求道学道的成效更不明显。你自以为爱道求道，但是道未必向你现出笑脸，而是嘲笑并惩罚你的书呆子气，这样的例子比同于道而道亦乐得之的例子更多，比如魏晋名士们的悲剧命运，比如近现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

当然，同样也没有哪个政权哪个个人是仅仅靠生拉硬拽、强迫命令、狂风暴雨就能做到国泰民安事业有成的。革命高潮夺取政权时期，大讲反对中庸，反对费厄泼赖，提倡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号召“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是有它的历史特色与时代

背景的，是有它的规律性的。革命胜利了革命的人民取得了政权了，必然会有新的考虑。

这里还有一个帮助与启发。从飘风骤雨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讨论一个社会生活或我们的事业的高潮化与正常化的命题。夺取政权的革命，是有高潮的，是在高潮中取胜的。对于这种高潮的自豪的记忆，这种高潮化的历史惯性，会鼓励我们总是想在不断涌现的高潮中跨步跃进。但是建设新社会，尤其是经济建设，不可能总是人为地采取掀起高潮、延续高潮的办法。改革开放前，经济与社会政治生活中我们数度呼风唤雨，掀起高潮，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比如名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比如反右完了就唱上了“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比如“大跃进”，比如“文革”。而我们现在很少讲什么掀起高潮，而是讲可持续发展了。

偏偏现在有些迷恋于老经验的人认为是进入了“革命的低潮”。他们如果能够多少听取一下老子的见解，不是没有帮助的。

更正确的选择是做到有为与无为、道德与实力、雄辩与慎言、虚静与强健、妥协与坚持、委曲求全与直道无畏、适可而止与锲而不舍的互济互补互通互动。老子的片面的深刻性，仍然是极有意义的精神资源之一种。

相对地说，老子反复强调身全、无尤、身先、无死地（见后），给人以过分重视自我保护而缺少献身舍身的精神了。这就看你怎样去理解怎样去汲取了。不要忘了老子也有另外一方面的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