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国家南北不同，也引起猜忌。北方荷语通行地区，不承认哈布斯堡属于日耳曼系统，此王朝与勃艮第的渊源，加上以布鲁塞尔（今日比利时首都）为政府 中心，及引用很多律师法官造成官僚政治，使其“法国势力”和“外来因素”色彩较浓。低地国家的东北角，曾多年联合反抗查理五世，他们所用的东荷兰语和低地 德语接近，再洗礼派因着语言的接近，很容易从德国渗透入这地区。至1543年查理五世将这地区全部占领，从此统率了低地国家的17个省区，成为神圣罗马帝 国的皇帝。但低地国家内的很多省区仍不承认他是国王，只不过是一个身兼领17个区域首长职务的亲王而已。所以他必须依照成例，以个别不同的方式在各该省区 执行其权责。如果变更体制，各省区仍可拒绝承应。

所以16世纪中期，低地国家享受短时间的和平和统一，各自享有境内五花八门 的各种既得权益（vestedinterests）。查理五世本来可以实际领有这块领域，但因又分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忙于在德国应付马丁·路德，又 要主持抵抗土耳其人及在意大利半岛的战事。他忙碌了半生，总希望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削平各种异端邪说而重新以天主教广布于他所管辖的领域与人民之 间，但事与愿违，于1556年自愿退位。治下的帝国分为两部分：德奥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部分，传于皇弟斐迪南；西班牙王位及意大利半岛之领域及低地国家则传 予其子菲力普二世。后者在位60年，也是低地国家变乱的开始，以后终于演发至荷兰独立。其中原因甚多，但是中世纪以来欧洲人所崇奉的价值以宗教为首要（最 低限度在表面上要超过民族国家和社会经济地位），所以1566年，约有300多个低级贵族在布鲁塞尔提出要求，请终止对宗教异端的迫害，荷兰独立战争因此 而展开。

荷兰之独立，肇始于1566年的请愿活动，其实哈布斯堡王室惩办异教徒，历来已久。1550年查理五世曾颁发严峻的 命令。内称：凡印刷、抄写和传播路德、加尔文、兹文利（Zwingli）等离经叛道文件的人，一律处死。未经批准私阅圣经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下讲解圣经的 也处死。如果触犯这罪条的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不忏悔的即绑在木桩上烧死。在查理五世退位之前，低地国家内因新教异端被处死者，数目已多，有 人曾说以万计，最低限度也以千计。

各教派的发展也有不同的命运，如再洗礼派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曾受迫害，在独立战争时却很少被 提起，而战事几乎完全由加尔文派来领导。加尔文派原由法国北部渗入低地国家，盛行于法兰德斯，而今日比利时南部经过80年战争，这些地区则仍为天主教盛行 地区，又仍属西班牙统治（而成为日后之比利时）。加尔文派盛行北方，成为昔日之荷兰共和国（今日之尼德兰国）全国通行的信仰。可见得宗教触及人类之生活与 思想，两者间之关系非常微妙。所以信民在膜拜时固然可以无限虔诚，也可以混入不少俗念，多时尚非当事人所可洞悉。莫特里 （JohnLothropMotley）研究荷兰独立运动及独立战争多年，他曾写出：“关于对上天问题之解释，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 宗教上的事，人性经常是可以揉转混合的。一到物质上财政上的事，抵抗强权，才会众心一致。”这说法即指出当日宗教之争端实为其表，而其他很多社会经济特权 等问题则为其里。倘非后者，也不会有前者。

现在历史家已经公认查理五世生长于低地国家，深悉民情，他虽惩办异教徒，仍不愿惊 动这区域内其他的复杂因素。其子菲力普二世，则被认是西班牙人。他排斥异端，借着宗教问题整饬低地国家内部管理权之情事。他一方面计划在全境创设新主教区 （bishoprics），一方面又维持常备军。以宗教驯服信民，带着一种政教合一的趋势，而以武力作后盾，其军费亦取给于当地人民，间接又多了一个增税 之威胁。1566年初的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各地示威运动蜂起。有些城市将各天主教堂里的圣像等标帜捣毁，同时也有不少下层民众，对几次大洪水没有适 当的救济而使食物价格高涨，表示愤慨。对征收什一税的教堂及蛮横的法庭不满。低地国家的高层社会，则看穿菲力普的种种做法是在克制他们历史上的特权。

菲 力普此时人在西班牙，于1567年派阿尔瓦（DukeofAlva）带领10000精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来，这些队伍穿着精良的甲胄，携带前所未有的滑膛 枪，并且决定以战养战。1569年菲力普根据阿尔瓦的建议，公布了低地国家的新税制，内中以营业税值百抽十最为苛刻。当日民间经济不像今日社会，每样物品 转手一次就要增价10％，是全民一个极重的负担，于是市民停止交易，各地骚动不可收拾。

低地国家的武装抵抗开始于1569年 左右，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是役欧洲多数国家都被卷入）和会时，各国（包括西班牙）承认荷兰共和国之独立。其中尤特 列克特联盟订于1579年，已于上述。荷兰共和国宣布独立，则在1581年，其实1609年共和国与西班牙曾签订12年的休战公约，这时荷兰已在事实上被 承认，但是历史家综合前后，统称荷兰的独立运动历时80年之久。此中发展之详情非本书所能或应缕述，以下只对与我们之题材有切要的地方扼要提及：

领 导独立战争的奥伦治皇子（PrinceofOrange此人又名“威廉寡言”[WilliamtheSilent]）承袭了法国南部奥伦治和德国西部纳绍 （Nassau）的采邑，又在荷兰、齐兰、布拉班特和格德司拥有庄园，是低地国家首富之一，也是高级贵族，向来与哈布斯堡王室接近，但到举兵造反前夕，仍 未显露意图，所以有此名号。他原来为天主教徒，后改为路德派，又于战事期间成为加尔文派信徒。作战16年，后于1584年被西班牙主使刺死。荷兰独立之 后，他的子孙继嗣。但是他们只用总督（stadtholder）名号，其职务虽世袭，仍称通过各省之选举，其中虽有间断，但如此直至拿破仑时为止。也可以 说是替立宪君主制（constitutionalmonarchy）打开了一条出路。（拿破仑败后奥伦治家的继承人则复辟为王，也是现今荷兰的王室。）

战 争期间，控制城镇成为两方的主要战略，所以攻城战极为重要，1578年帕玛公爵（DukeofParma，AlexanderFarnese西班牙国王菲 力普之侄）取得军权后，改变战略，重点在截断斯克尔特河下游的交通，使依赖此河与内外交通的城镇不战而降（也有实效），所以其目的仍是掌握人口中心，而非 消灭对方的野战军。作战方式趋向职业化，火炮与筑城同属重要。除了被围时全城人民因为生命财产攸关而集体加入外，通常两方交战员都是外籍募兵，西班牙的兵 员曾到60000至80000人，使军费与财政成为决定战事发展的主要的因素。独立军除在各地派捐之外，初期高级贵族如威廉寡言等人毁家纾难，没收天主教 堂资产，以及邻国如英、法、德各处之接济，都属重要。其长期的影响，则是战后低地国家内之贵族更形没落，荷兰城镇中之资产阶级愈加抬头。

菲 力普以战养战的计划完全失败，营业税值百抽十无法达到预期之目的，反要从马德里以大量金银（首先来自南美洲）输送到低地国家。如此长期以现款使用于这个狭 小的地区，促使此间金融经济加速展开。即在战时的荷兰，其港口的贸易也大增。变乱开始时，南方各地新教徒及反西班牙人士包括不少技术员工。犹太人和资本 家，纷纷避地他邦，直到1588年英国女王出面援荷，各界人士重返大陆庭集于北部，助长荷兰工商业之发展。菲力普不能有效处置低地国家，与西班牙全面战略 有密切关系。他这时要防备土耳其西侵（勒潘托[Lepanto]之海战，已于第二章言及，即发生于1571年，西方之联军由西班牙领导），又要干预法国之 内争，且要制止英国介入低地国家之事。最后，则有大舰队（Armada）之征英，都是极为浩费，很多行动没有成功，反而重重牵制菲力普的发展。对荷战事旷 日持久，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当初一个宗教问题演变为荷兰人的民族战争，西班牙只能控制低地国家的南部，而此地日后也终于演变为今日之比利时。

威 廉寡言又以“海上乞丐”（SeaBeggars）为机动部队。原来1566年低级贵族请愿时，一位权臣曾轻蔑的称他们为“叫化子”（gueux），造反的 人偏以此名号自荣，曾编制叫化子歌谣传颂，设计叫化子的图样自相标榜。所以经威廉发给特许状（let－tersofmarque）的武装民船有交战员之身 份，通称“海上乞丐”。他们出没无常，也给独立军助威不少。不过他们肆无忌惮，有时趁火打劫，杀人掠货之际，不严格区分敌友。就历史发展而言，他们助长了 荷兰人日后在海上的发展，而他们所表现“海上无骑士精神”的侵略性格也成为16、17世纪的一般风气。

从以上各种发展综合看来，新时代的趋向符合克拉克所说的“战争是一种国营事业”（Warbecameabusinessofthestate）。荷兰立国之后，没有更好的逻辑去支持她的存在，只好纵容此种趋向继续发展，而在其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资本主义的性格。

荷 兰共和国之立国可以说是发挥了自由的精神，但仍不能算作民主。而所谓的自由，也只是容许了社会上能说话的人物继续保全他们的权益，并不鼓励所有人各抒所 见。在1600年前后，7个省的省议会约有代表2000人，称为“摄政阶级”（regentclass），是一切威权与财富之精萃，因之每一个城镇里的政 治可能为极少的特殊阶级垄断，有些家族彼此照顾，他们的地方势力也等于世袭。

独立之初，全国的加尔文派只占1/10人口，至 1619年后，已有未皈依此派的新教信徒不能在市政府里任职之规定。只是这种限制并未强制执行，随着时间之进展，其要求反更松懈。为此，有所谓控诉派 （Remonstrants）及反控诉派（Contra－remonstrants）的争执。这两派同称为加尔文信徒，也同时有神学威权的支持。他们的争 执在于对命定论的解释。前者要求对命定论不作过于严格的定法。有人批评他们根本不承认命定论。这时荷兰省（荷兰共和国内7省之一省）的权要，以奥登巴内佛 （JohanVanOldenbarneveldt）为领袖，坚决提倡荷兰联邦，为一种邦联，权在各省，本身可以编组军队，军士效忠于本省。他在全国会议 里有多数支持的力量，1609年与西班牙停战的协定12年，大部分应归功于奥登巴内佛。

他站在控诉派的一边，和他们的发言人接近，又把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甚至宪法问题混在一起。控诉派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把命定论解释得比较自由化，但因他们要求荷兰省政府的保护，又重启政权阐释教义之门，使政府有决定教义的权力。

于 是反控诉派（由大多数牧师组成，也算是加尔文的正规派），站在慕黎斯王子（MauriceofNassau）之后，举他为领导。慕黎斯王子乃威廉寡言之 子，此时为7个省中5个省之总督（另外二省则推他的从兄弟为总督）。他对宗教问题并无兴趣，他本人的政策，则和奥登巴内佛格格不入。因为他兼联邦陆海军总 司令，当然不乐意各省在他麾下之外自组军队。这时荷兰一省占全国之大半，可能多至2／3，又是首富，如果再提倡更强化的地方分权，也等于以一省的力量凌驾 于全国之上了。总之，他认为新共和国如果不继续向西班牙抗战，就不能维持内部之统一，因此更不赞成奥登巴内佛所谈判的12年停战。除此之外，他对奥伦治一 家朝代之利益也相当有兴趣。

在此冲突之中，奥登巴内佛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及莱登（Leiden）大学的智囊团接近。慕黎斯则 代表当时各省的贵族，也有下级的支持，他本人则为有力量的军事领袖。他对付奥登巴内佛的办法半系合法的部署，半系政变。首先解散各省组织的军队，又将奥登 巴内佛及其亲信拘捕，更将控诉派之人士逐出各省议会之外，然后组织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名义于1619年将政敌奥登巴内佛处死刑。一方面全国改革教堂集会，六 个月后，于1619年闭幕，正式宣布控诉派为异端，自此确定了狭义加尔文派之立场。

局势急转直下，以奥伦治家为核心，组织皇 室，中央集权，注重军事力量，为必然趋势，况且后面又有一个带保守性标榜正规的教廷。但这些现象正是几十年独立运动要扫荡的对象，战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和 这些条件背道而驰，加之荷兰一省担负联邦大量经费，有时多至3／4，历史与现实都不容许如此全面开倒车。慕黎斯将以前的盟友以罪犯处死，已是骇人听闻。奥 登巴内佛死后，慕黎斯自己也只有6年寿命，以后他的继承人被称为奥伦治派（Orangists），有时对共和国体制是一种威胁，然则他们代表了内地各省的 利益，与荷兰省之水上及外向的发展相对，又不可少，历史上两者因冲突产生危机的情况并不常见，即使有，也仍能在最后关头化干戈为玉帛。各省曾主张不设总 督，只是不久又因为事实之需要，仍请奥伦治家出马，可见得威廉寡言及其后人对荷兰之实行资本主义，虽不直接参与，仍有一种支持的效用，他们保持着荷兰共和 国为一个民族国家，若非如此，鹿特丹及阿姆斯特丹之经营仍是一两个自由城市的体制，其发展必受限制。

荷兰改革教会 （DutchReformedChurch）也没有成为一个排斥异己的团体，正规派虽被承认是正宗，可是控诉派的异端不过对命定论有不同的解释，也禁无可 禁，全国会议后之10年，他们已经公开露面。改革教会自1618－1619的全国会议之后，也未再召开。自此天主教、犹太教及再洗礼派也在荷兰共和国中活 动，当日之信教自由在欧洲国家之中尚属首见。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加尔文派的教会，其每一个单位由本身的牧师、教士、长老和执事组成，本来就带着 一种地方自治的性格，也与荷兰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平行，不复在政争中增加纠葛。

在这些条件之下，全国的组织集地方分权之大成， 原则上承袭了封建时代的体制，不过时代的进步，交通通信发达，金钱的使用展开，以摄政阶级为主体组成的城镇，只有随着他们本身的性格去发展工商业，尽量存 积资本。我们也可以说荷兰共和国在1600年前后已整个的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如此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在此时有了这样的一段表现，为世界史中的创举。

17 世纪的旅游者一进入荷兰，就发觉这个国家不仅上端是7个各自保有独立主权的小国家拼合而成，而且下面每一个小单位之内仍有不少市镇保留着若干独立自主的性 格。所以这新国家的体制曾被批评为“胡乱”、“陈旧”和“复杂”。她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军枢密院（admiraltycolleges）掌握，阿姆斯特 丹城自组邮局，向海外通邮，直到1752年才由全国邮政接收。共和国无外交部或外务首长。国家如有全国性的事件，只能向全国议会接洽。1654年荷兰省竟 宣称她在某种范围之内有单独与外国定约之权，不待联邦政府批准。

在组织方面讲，荷兰共和国纵横分割，成为无数小单位。横向分 割的界限为宗教及社会阶级，纵的方面则是各省镇地区。如此的体制，可以说是和传统中国的衙门政治完全相反。传统中国注重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下层机构根据上 层机构的政令组成，其不合实际的地方存积在下端，由官僚粉饰掩盖。尼德兰的新国家，由下层机构自己作主，所以能够全部存真。国家的政策只有一种从属的关 系，而不是主宰。其重点在保护私人的及商业上的利益。在此前提之下，提倡自由，成为一时风气，而所谓自由，也仍以商业上的放任政策 （laissezfaire）为主。并且荷兰共和国的对外战争如1652及1665之对英战争及1672年之对法战争，虽说牵涉了很多其他原因，其中商业 上和经济上的冲突总是一个带决定性的因素。

当日四周邻国仍保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既有工业的制造，也以本地的资源为主， 而荷兰独特地采取了商业体制。于是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船舶进出的中心，也是国际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创始于1609年，亦即与西班牙停战 的初年。它不发行货币，而以存款为主要业务。当日各地不同的货币良莠不齐，商人无法找到大量又合标准的货币汇票，为国际贸易中的一大缺陷，阿姆斯特丹银行 接受各种成色不同的货币存款后，给存款人以它自身所定的一种等于荷币的信用货币，登记于账簿之上，存款人即以此信用与人交易，因为所存货币储蓄于保险库 内，查核稽严，又由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出面作保障，所以这银行信用昭著。而且阿姆斯特丹立法，凡转手在600荷兰盾（guilders）以上的交易，一律 用这银行的信用货币支付。不久之后，这银行的信用货币价值高于外间通行的货币。于是得款人也不要求兑现，安心长期的倚靠银行掌管其收支，使阿姆斯特丹银行 的业务越做越大。

之后，这银行又展开接受金银条块存款的业务。银行给予存款人之信用货币的数目，低于存入金银之市价的5％， 存款人在所得信用货币之外，银行也另给存入金银之收据，在6个月之内存款人或其利益转让人，若能将银行所给予之信用货币数目还清，并付少许手续费，仍可凭 收据取回其存入之金银，所以银行之信用货币及储存金银之收据，同时可以在市场买卖，只是赎取金银时两者都不可缺。而用荷币购买信用货币之贴水（agio） 通常也是5％，因之赎回金银无利可图，反要付手续费，故在一般情形下，收据无转让价值，通常令其逾期作废，存入之金银归银行所有，其发行的信用货币，等于 支票存户之存款。如此积年累月的经营，银行的资本愈积愈多。同时贵金属被银行收买，不复为使市价大幅波动的工具，它们所代表的信用，也经常被使用着，不像 传统中国，财主以金银窖藏，或者制成首饰器皿，消极地和闭门自守地保存其购买力。

以上的情形，显示着欧洲初期信用货币开创前后的情形，也呈现着当日所谓“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以确实掌握金银为保持国家财富之根源。此时若非直接控制金银，则无法展开其信用（今日则以外汇存储数为衡量经济力度之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