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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托邦人的旅行等等

凡想到另一城市探望朋友或是从事游览的公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摄护格朗特及特朗尼菩尔的准许，除非有充分理由不让他们去。因此，一批出行者组成出发，持有总督的文件，证明他们获得准许外出，上面规定了回来的日期。他们可领得一挂车，一名赶车驾牛的公共奴隶。不过如旅伴中无妇女，他们总是退车，认为有车反而累赘不便。他们在旅行全程中，什么都不带，却什么也不缺乏，因为到处象在自己家里。如他们在任何地方住留一天以上，每人就在当地干自己那一行的活，受到同业殷勤的款待。

任何人擅自越过本城辖区，被捕经查明未持有总督的文件后，遭遇是很不光彩的；他作为逃亡者被押回，严重处罚。任何人轻率地重犯这个罪行被贬做奴隶。

任何人如想到本城的郊区观光，只要自己的父亲允许，妻子赞同，不在禁止之列。不管他来到乡村中任何一个地区，他必须做完当天上午的活或晚餐前照例须做的活，然后他受到伙食款待。一个人只要遵守这个条件，可以随意访问本城辖区内任何地方。这样，他就如同仍然在那个城市中一样地作出贡献。

由此你可以看出，不管在那儿，不容许浪费时间或借口逃避工作。他们没有酒馆和烈性饮料店，没有妓院，没有腐化场所，没有藏垢纳污的暗洞，没有秘密集会的地方。相反，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必须干通常的活，或是正当地消磨业余时间。既然这是一般风尚，所有的商品就势必异常丰富。商品又是在全部居民中均匀分配，任何人不至于变成穷人或乞丐。

在亚马乌罗提的元老院会议上（上面我说过，每座城市每年派来三名代表出席），他们首先确定某一特殊地区哪一类商品充足，然后又确定岛上哪些地区粮食歉收。他们立即在两地之间以有余济不足。这是无补偿的供应，他们不向受接济的一方有所需索。凡从自己的储存无报酬地支援某城市的人们，也可以从另一城市免费地取得他们所缺乏的任何东西。所以全乌托邦岛是一个家庭。

当乌托邦人做到本身供应充足后（由于第二年收成不可前定，他们要有两年的储备，才认为供应完成），他们将剩余运销到别的国家，有大宗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材、大红和紫色染料、生皮、黄蜡、油脂、熟皮，以及牲口。他们把上述产品的七分之一送给这些国家的贫民，余下的廉价出售。

通过这样的交易，他们运回自己缺乏的商品（实际上缺乏的只有铁一项），而且运回大量金银。这样的贸易日复一日继续下去已经很久，以致他们国内到处都有大量金银，多到令人难以相信。结果，他们目下毫不计较是售货取得现款，还是用赊欠办法。实际上，他们是用赊欠出售大宗货物。然而他们对于一切信贷交易，不信任私人，必须有城市当局出面，照例签订合法文件。到了付还款项的一天，该城市当局向私人债户收齐欠款存入公库，在乌托邦人提取以前可将其作为资金使用。

其中大部分债务，乌托邦人从不索偿。这笔钱他们用不着，对别人却有用，因此他们认为将其从别人取去是不公平的。但如发生一种情况，使他们必须将这笔款项的一部分借给另一国家，他们就收回债款。当他们必须作战时也是如此。其唯一目的是，将他们所有的金钱储存在国内，作为极端危急时或突然事变中的保障。他们尤其用这些钱付出异乎寻常的高价召募外国雇佣兵（乌托邦人宁可使这种人上阵冒险，不肯使用本国公民），深知只要有大量钱币，甚至可以收买和出卖敌人，或使其互怀鬼胎或公开动武而彼此残杀。

出于以上军事的理由，乌托邦人储存了大宗金银，但不仅仅是作为金银。他们如何收藏金银，说出来实在令我感到难为情，唯恐我所说的难以取信。我的唯恐心理更证明是正当的，因为我明白，如果我未到过乌托邦亲眼看到这一现象，我也难以从别人的报告就对那点信而不疑。几乎不可避免地这是一条通例：听者对于自己越不习惯的东西，越是不信。然而一个看问题不偏的人既发现他们制度的其他一切方面与我们是如此不同，也许就不会那么觉得奇怪何以他们使用金银的方式适合于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不必适合于我们的生活习惯。如上所说，他们自己不用钱，而是保存它以应付可能发生而又可能永不发生的突然事件。

同时，他们看待铸钱的金银，都只按其本身真实性质所应得的价值，不超过这个价值。尽人皆知，金银的有用性远逊于铁。无铁，犹如无火无水，人类难以生存。自然所赋予金银的全部用途，对我们都非必要，假如不是由于人们的愚蠢而被看成物希为贵。相反，自然如同仁慈而宽容的母亲一般，使一切最有用的东西都显露出来，像空气、水以及土本身，可是把所有空虚无益的东西尽量远之又远地从人类隔离开。

如果金银在乌托邦是锁藏在一座塔中，一般人出于胡猜乱想，会疑心这是总督及议事会的骗人诡计，企图自己从中取利。如果乌托邦人又将金银制成饮器以及类此的精巧工艺品，然后有必要又将其悉数熔毁以支付军饷，那么，他们明白，作为器皿的主人的老百姓是不愿让出一度心爱的东西的。

乌托邦人有鉴于此，想出一种符合于他们的其他一切制度的办法。我们如此重视黄金，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因此那个办法和我们的制度绝无相同之处，除身历其境者外，也无人相信。原来乌托邦人饮食是用陶器及玻璃器皿，制作考究而值钱无几；至于公共厅馆和私人住宅等地的粪桶溺盆之类的用具倒是由金银铸成。再则套在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取材于金银。最后，因犯罪而成为可耻的人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以及一顶金冠。乌托邦人就是这样用尽心力使金银成为可耻的标记。所以别的民族对于金银丧失，万分悲痛，好像扒出心肝一般；相反，在乌托邦，全部金银如有必要被拿走，没有人会感到损失一分钱。

乌托邦人在海滨捡珍珠，在某些崖壁上采钻石宝玉。他们并非有意找这种东西，而是偶然碰到后，打磨加工一番，给小儿做装饰品，幼小的儿童为此得意，等稍微长大以后，发见只有孩子佩戴这类玩物，便将其扔掉，不是出于父母的劝告，而是自己过意不去，如同我国的儿童一旦成人也扔掉弹子、拨浪鼓以及洋娃娃。

乌托邦制度和别国制度如此不同，因而思想感情截然相反。在这方面，阿尼蒙利安人①派来的外交使节们的例子，使我获得深刻理解。他们到达亚马乌罗提时，我正在那儿。因为他们有要事前来商谈，乌托邦每座城市已有三位代表事先在此聚齐。凡过去光临过的邻近各国使节都深悉乌托邦风俗，知道华服盛装不受重视，丝绸被看成贱品，黄金是可耻的标志。所以这些外交官来时总是穿得异常朴素。可是阿尼蒙利安人住得较远，和乌托邦人素少交往。他们因听说在乌托邦大家衣服一样，而且料子粗陋，便认定乌托邦所不用的东西也就是乌托邦人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是高傲有余而聪明不足的人，决心用豪华的装束把自己打扮成天神一般，叫穷酸的乌托邦人在这般宝光四射的装扮前眼花缭乱。

①阿尼蒙利安人（Anemolians）——源于希腊语，意谓刮风的，吹牛的，虚浮的。——中译者

于是那三个使节堂堂皇皇地进入乌托邦，随从一百名，无不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大部分用丝绸制成。三位使节本人在自己的国家是贵族，故穿的金锻，戴着重金项圈及金耳环，手上有金戒指。他们的帽子上饰有成串的珍珠及宝石。他们打扮自己的全部东西恰是在乌托邦用来处罚奴隶，污辱罪犯，以及给儿童开心的。当阿尼蒙利安人自鸣得意，把身上的华装和涌到街头看他们走过的乌托邦人的衣服相比时，那幅景象煞是可观。而注意一下，他们充满乐观的期望多么毫无根据，他们想为自己获得重视又多么毫不受重视，这也是同样有趣的。在所有乌托邦人眼中（除了少数因事出过国的以外），这种华丽的排场是丢脸的。因此他们把使节团体中最下等的仆从当做主人来敬礼，把使节本人当做奴隶，因为使节戴着金链，走过时受不到任何敬意。

是呀，你还可以发现，那些已经扔掉珍珠宝石的儿童见到这些使节帽子上有珍珠宝石，都轻推他们的母亲说：

“看，妈妈，多么大的傻蛋，还戴珍珠宝石，真是小孩子一般！”

可是母亲们也当起真来，会说：

“莫作声，孩子，我想那是外国使节身边的小丑吧。”

又有些乌托邦人对那些金链诸多挑剔，说太细，不合用，容易被奴隶挣断，并且太松，奴隶可任意把它摔脱，溜之大吉。

这些使节在乌托邦住上一两天后，发见那儿金银无数，毫不值钱，被视同贱物，与他们自己珍视金银的情形正相反。他们又看到，一个逃亡奴隶身上链铐所用的金银比他们三个使节全部打扮的金子还要多。他们因此神气沮丧，羞愧万分，不得不把使自己傲慢出风头的华丽服饰全部收拾起来，尤其是在和乌托邦人亲切交谈因而了解其风俗和见解之后。

乌托邦人认为奇怪的是，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竟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他们认为奇怪的是，竟有人由于身上穿的是细线羊毛衣，就大发狂想，以为自己更加高贵：其实不管羊毛质地多么细，原来是披在羊身上的，一只羊终归还是羊。

乌托邦人又觉得奇怪的是，黄金从其本身性质说毫无价值，竟在世界各地目前如此受到重视，以致人比黄金贱得多，而黄金之所以那样昂贵是由于人力所致以及供人使用所致。这是非常实在的情况，所以一个木偶般的傻子，不正直，不懂事，只因为他手头有非常多的金币，就可以奴役大批聪明人和好人。然而如果由于某种运道或是某种法律骗局（这种骗局如运道一样易于使贵者贱者互换地位），黄金从其主人手中转到他全家最卑微的杂役手中，这个主人无疑不久会去伺候他的旧仆人，似乎他是金币的附属品或外加物。而乌托邦人更感到惊奇而且也憎恨的是某些人的疯狂，这些人给富人几乎以神圣的荣誉，只是由于富人有钱，他们自己既不欠富人的债，也并非在富人权力掌握之中。这些人又很清楚富人吝啬小气，深信富人只要还活在世上一天，决不会从成堆现钱里取出一分钱给他们。

乌托邦人的这些见解以及类似见解是从他们的教养形成的。他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培养起来的，那儿的制度和上面说的那种愚昧无知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同时这些见解来自他们的学习和有益图书的阅读。每个城市中可免除其余一切工作以便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即从小被发现性格特殊、聪明不凡并爱好学问的人）固然为数不多，然而所有儿童都被引导读有益的书。大部分公民，无分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这在上面已经提到。

他们通过本国语学习各科知识。这种语言既词汇丰富，又发音悦耳，是表达思想的准确工具。它和分布在那个世界的广大地域上的语言几乎相同，所不同的仅是，在其他各地这种语言有不同程度的形式讹误。

旧世界一切著名的哲学家在我们到达以前对他们全是陌生的。但是在音乐、论证、算术以及几何各个领域，他们的发现几乎赶得上我们的古典哲学家。然而尽管他们在几乎其他一切学科方面可以和古人相提并论，他们远不如我们的新逻辑学家有所创造。关于我们的儿童在“小逻辑”这一科中普遍要学习的限制、扩大、假定等我们独创出的各条规则，乌托邦人还未发现其中的任何一条。关于“再概念”，乌托邦人也未能对之进行思考，以致都无从认出人本身作为一般化的概念，虽然如你所知道的，这样的人比任何巨人还更巨大，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指出。

然而乌托邦人对星辰的运行，天体的运动，极有研究。而且他们巧于发明各式仪器，用于十分精确地观测日月的运行及部位，观测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切星辰的运行及部位。至于星辰相生相克，总之，用星辰占卜的一切可耻胡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

他们从长期实践所发现的确切征兆能预测风雨及其他一切气候变化。关于上述各种现象的起因，以及潮汐何以形成，海水何以含盐，总之关于天体和宇宙的起源及本质，他们的论点部分地和我们古代哲学家的论点一致。我们古代哲学家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分歧。同样，他们在采用新理论中既部分地和所有古代哲学家发生意见分歧，而对所有的问既又本身缺乏统一的看法。

在哲学上论及道德的部分，他们所进行的争论和我们相同。他们探究灵魂上、肉体上以及外部才能的善。他们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善这个名称是应用于以上所有三者呢，还是专门应用于灵魂的特性。他们讨论德行及快乐，但他们主要的辩论是，构成幸福的是什么，是一件事物，还是几件事物。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似乎过分倾向于某一学派，认为构成人类的全部或主要幸福的是快乐。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援用他们的宗教为这种软弱无力的学说作辩护，而他们的宗教则是认真的，严峻的，几乎是一本正经的，冷酷无情的。他们一讨论幸福问题，总是把哲学的理性和宗教的原则联系上。他们认为，没有这些原则，理性本身就削弱到不足以展开对真正幸福所在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些原则可举例如下。灵魂不灭，灵魂由于上帝的仁慈而生来注定享有幸福。我们行善修德，死后有赏；我们为非作恶，死后受罚。这些固然是属于宗教的原则，然而乌托邦人主张，理性使人们承认这些原则。

一旦取消这些原则，乌托邦人便毫不迟疑地主张，一个人如不千方百计追求快乐，便是愚笨的，只不过他须力求不要贪图小的快乐而妨碍大的快乐，也不要贪图会招致痛苦后果的快乐。追求严峻艰苦的德行，不但不尝人生的甜蜜，甚至甘愿忍受不会带来好处的痛苦，乌托邦人认为这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因为如果某人一生过的不快乐的日子，即是说，潦倒不堪，而死后并不因此得到任何酬报，这怎能谈得上有好处呢？

实则乌托邦人主张，构成幸福的不是每一种快乐，而只是正当高尚的快乐。德行引导我们的自然本性趋向正当高尚的快乐，如同趋向至善一般。相反的一个学派把幸福归因于至善。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上帝创造人正是为了使其这样地生活。乌托邦人说，一个人在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如果服从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导。

而理性首先是在人们身上燃起对上帝的爱和敬，我们的生存以及能享受幸福都是来自上帝。其次，理性劝告和敦促我们过尽量免除忧虑和尽量充满快乐的生活；并且，从爱吾同胞这个理由出发，帮助其他所有的人也达到上面的目标。从无一个人是那么严峻的德行实践者又兼快乐厌绝者，以至于强迫你工作、值夜、劳累，而不同时劝你尽力减轻别人的贫穷和困苦。他会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认为我们照顾到别人的康乐幸福，才是值得赞扬的——如果减轻别人的痛苦，使他们去掉生命中一切悲哀而恢复了享乐，这尤其是合乎人道主义的话（而人道主义是人所最特有的德行）。既然如此，自然为什么不应该要求我们每人也这样对待自己呢？

或者，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是坏事，那么，你不但不该帮助任何人过这种生活，并且要尽量使人人摆脱这种被认为有害的生活。又或者，你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为别人求得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是好的，那么，你为什么不应该首先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呢（你总不能厚于别人而薄于自己）？当自然吩咐你善待别人，它不是反而教你苛待自己。乌托邦人认为，自然指示我们过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作为我们全部行为的目标。乌托邦人把德行解释为遵循自然的指示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