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最杰出的"民族"共产党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曾于1948年因铁托主义罪而被清除出党，到1956年春，又恢复了职务。他的思想不久就开 始在共产党的中间阶层中得到传播。波兹南（前普鲁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义反映了波兰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在不断减弱。波兰的斯大林主义者被一个个地从党内主 要位子上撤了下来，最后，这种危机落到了波兰出生的苏军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头上，罗科索夫斯基当时还是波兰的国防部长和波兰政治局的成员。赫鲁晓 夫以前所未有的举动支持罗科索夫斯基，于1956年10月19日同苏联政治局内除两人外的全部成员一起匆匆赶到了华沙，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调动军队进行 威胁。但最后，正是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同意罢免罗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尔卡于10月21日当选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之所以愿意遭受这一严重挫 折，是因为他确信，哥穆尔卡是一位有主见但却忠实的共产党人，他决不会转而投靠西方。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后几年中，双方发展了一种互相满意 的关系，波兰虽然越来越不依赖克里姆林宫而独立，但的确仍是共产党国家，仍是华沙条约组织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势更加复杂。党的领袖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犹太人，这使这一有反犹传统的国家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 还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在匈牙利监狱里呆了16年，因而这时不愿与"民族主义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分享权力。于是，同在 波兰一样，上层的变革受到了阻碍。相反，下层爆发了革命，由于这一革命无法预测，因此，赫鲁晓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苏联红军。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开始出现骚动，当时，一大群示威者在波兰事件的激励下，要求拉科西辞职，让位给 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秘密警察的反应是向示威者开火，从而使抗议示威转变成一场公开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纳吉一下子当上了总理，并使他作 出了种种许诺、采取了种种行动。而这些许诺和行动都是苏联人所无法容忍的。为了抚慰很快就不仅活跃于首都、而且还活跃于各省的示威者，纳吉邀请两位非共产 党人加入他的内阁，废除了集体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应举行自由选举，并说服苏联人将他们的坦克撤出布达佩斯。

这一切并没有满足革命者的需要，他们这时进攻共产党总部，甚至不时袭击正在撤退的苏军。这样做时，他们暴露了自己 全力反共、反苏的立场。和波兰人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自治。相反，他们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摆脱莫斯科或《华沙条约》的约束。这些 发展对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体系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11月1日，苏联人掉转坦克，重新开进了布达佩斯。于是，纳吉总理立即直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家，拒绝摸受 《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发出了呼吁。外界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因为美国正忙于总统选举，法国和英国正在远征苏伊士。革俞者被势不可挡的力量制服，以亚诺 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共产党独裁政府宣告成立。

苏联人虽然能为所欲为，但付出了在道义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败的代价。匈牙利工人和学生朝苏联坦克扔燃烧瓶的情景使 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觉醒。这与共产党人原来所梦想的国际无产阶级兄弟关系相差太远了。苏联人的做法对西欧知识界的震动特别大，西欧的许多知名作 家和艺术家这时交出了他们的党证。

苏联人完全明白这种消极反应，急忙赔礼道歉。在匈牙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宣布，他们准备改变同卫星国之间的关 系。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他们提议修改《华沙条约》，以便将苏联军队撤出东 欧。这既不是苏联人的仁慈，也不是他们玩世不恭的骗局。相反，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作为无耻的干涉者和占领者遥遥无期地继续驻扎在东欧。或许，19世纪 的沙皇能经受住被全世界指责为东欧"自由的刽子手"的责骂。但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一个有着大众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们的见解易于互相交流的 时代里遭到这种指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鲁晓夫逐渐改变对邻国的政策，直到与邻国建立起真正新的关系。

在这以前，各卫星国不仅被斯大林蓄意切断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断了相互间的联系。此外，它们还因对苏联有利 的各种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而受到无情的剥削。克里姆林宫让东欧不加区别、毫无经济意识地执行其"工业化、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命令。在东欧这一地 区，到处是斯大林的"累赘"——巨大的工厂，这些工厂很难弄到所需的原料，其产品也只有通过向工人支付标准以下的工资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因为许多新工 厂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从事军工生产，公众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农业也因强迫实行集体化和强制种植诸如棉花和亚麻之类的经济作物而遭到破坏。最终结果是，整个 地区食物不足，消费品短缺，失业者很多，工资极低，生活水平相应地下降。应该指出，所有这一切决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动乱，最终导致了1956年的剧变。

1956年以后，这一模式发生了迅速、重大的变化。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被重新商订，并被制订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国 都能逐渐对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作出自己的决定。工业不必再同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工业结合在一起。相反，其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加独立，工业和农 业的回旋余地更大，同西方的贸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间。罗马尼亚同西方的贸易从占其全部贸易的20%上升到33%。赫鲁晓夫也发现，有必 要修订他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曾希望经互会能成为苏联与东欧盟国和蒙古全面一体化的媒介。后来，由于东欧国家反对莫斯科通过经互会指 挥它们的经济计划，这种一体化未能实现；于是，苏联同东欧国家于1963年和1964年议定了一系列双边协定。赫鲁晓夫认为，当他不能得到经互会范围的一 体化这整块面包时，必须同意接受双边一体化这半块面包。

同这种经济上的缓和与放宽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缓和与放宽。同西方国家缔结文化协定、减少对外国广播的干扰、增 加旅游业、给外国记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许更自由地放映西方电影、发行西方书籍和刊物——所有这些都可表明上述这一点。由于这种总趋势非常明显，约翰逊总统 于1964年5月23日宣布："不再是一道铁幕。而是有许多道铁幕。每道铁幕的强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过它的光线和能在它后面增长的希望也不同。……我 们将继续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们同东欧分割开来的这一鸿沟的桥梁。它们将是增加贸易的桥梁、思想的桥梁、访问者的桥梁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桥梁。"

1968年8月，由于苏联军队同东德、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军队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东欧的这种自由化趋势一 下子被完全改变。入侵的原因在于，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一群共产党革新主义者于1968年1月在布拉格发动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捷克 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论和出国旅行的自由。苏联入侵的动机可能是，他们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权会渐渐断绝同东欧邻国之间的 关系，而转向西方阵营。无疑，他们害怕捷克新获得的自由可能加强东欧人民大众对类似自由的要求，从而危及现存的共产党政权。

为了替入侵辩护，苏联人发表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之后，他们曾声称，他们的目的 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但这时，在1968年9月25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苏联领导人实际上保 留了入侵那些被他们认为正背离他们阵营的社会主义邻国的权利。"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任何环节的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所有无法冷淡地看待这一点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主义利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它们的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 主义势力采取了行动"。

尽管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主张"到列日涅夫主义"，但它在东欧的地位远没有斯大林时代那样高。捷克斯洛伐克的 舆论仍是一边倒地反苏，这一点在公开场合如国庆节和运动会上人们的大声嚷叫中得到证明。即使是那些遵守《华沙条约》的国家，也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它们 木支持苏联反对中国就是一个明证。其时，南斯拉夫继续在东、西方之间沿着独立的中立主义道路前进。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它在对内、对外 事务方面也是独行其是。它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反苏国家有着友好的关系，同西德和以色列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一点与一些《华沙条约》成员国形成鲜明对 照——而且，正在同美国发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1969年8月，尼克松总统在罗马尼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利用访罗这一机会声明："美国的立场是 不仅尊重包括大国和小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自己民族地位的权利，而且尊重它们的主权和平等权。"

五、中国向苏联挑战

当得胜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49年建立他们的人民共和国时，他们立即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另外还有20个国家，包括 英国和印度，也承认了这个共和国。但是，美国继续把台湾的蒋介石流亡政府当作中国的合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甚至在因朝鲜问题而公开决 裂以前就已很紧张。相反，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苏联须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 军队和实现全面的工业化计划。虽然苏联人提供了条件优惠的贷款，但贷款毕竟还是贷款，而不是补助金。中国为了偿还大量的资本货物、技术援助和军用物资，将 自己一半以上的出口物运到了苏联。

1960年，这一中苏联盟开始出现破裂的迹象。北京用攻击"南斯拉大修正主义者"、的略加掩饰的刺耳之言间接地批 评了赫鲁晓夫，而莫斯科发言人则以对"教条主义者"和"左倾幼稚病者"的攻击来进行反击。1961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 和周恩来公开发生了冲突，周恩来离开大会，飞回了北京。大约在这时，苏联人从中国召回了几乎所有的技术专家；1964年2月，中国人明确指责说，苏联人撤 走了1，390名专家，取消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最糟的是苏联人拒绝中国人分享他们的原子武器或制造原子武器所必需的技术资料 和资源。因此，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不和发展到了彻底分裂的程度，包括不体面的诽谤，意识形态方面的谩骂和全球范围的公开竞争。1964年初，毛泽东对 一个法国议会代表团说，赫鲁晓夫注定要垮台，1950年的中苏联盟也因"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一再违反条约"而无效。

共产党世界中这一惊人的重大分裂的根源似乎一定程度上在于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 突。国家利益方面的问题由传统的物质原因造成，这些原因包括"生存空间"、边界划分和由不同的发展水平造成的不同的经济利益，等等。苏联的版图相当于中国 的两倍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哩24人，而中国则是190人。分隔两国的2，000哩长的分界线在苏联地图上已得到精确详细的描绘，但在中国地图上，有些地 段仍划为"未定界"：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些岛屿以及与蒙古相接的几乎整个边境。这些地区过去曾是中国帝国的一部 分，19世纪被沙俄并吞了，现在共产党中国要求收回。在这些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发生了种种冲突，从而导致了相互间的强烈谴责。1969年3月4日，中国共产 党日报的一篇社论指责说，苏联人"认为沙皇一度占领的那些地区是他们的，而且，正将他们的领土扩张到沙皇未曾占领的地区。他们甚至比沙皇还要贪得无厌。" 另一方面，苏联著名诗人叶夫根诺夫·叶夫图由科回忆了库利科沃战役，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在这场战役中打败了蒙古人。

你能看到在阴暗的黄昏

新的蒙古可汗们正索索发抖地拿着炸弹

但如果他们进攻警钟就会敲响

而且将会有太多的勇士

去进行一场新的库利特沃战役。

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的冲突起因于苏联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间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不同。严酷的但却可理解的事实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人民都不想同他们的中国同志分享他们辛苦得来的报酬。苏联一位历史学家在对美国记者的以下这番谈话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是的，我们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两国都反对帝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有着各自的民族经 历，处于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国现在所经历的一些阶段我们在30年前就已经历。我们希望中国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不会总是如此。我们有较高的生 活水平，我们的人民需要和要求更多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象中国人那样作出牺牲。仅此而已。我们说过，要放松一点；社会主义世界是安全的。但中国人不 肯这样认为；他们要一天三班地工作，如果我们的机器因使用过度而坏了，他们就发牢骚。他们非常傲慢。他们要求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我们已赢得了这种地位； 他们仍在为此而奋斗。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种地位——他们的办法或许最适合他们。我们俄国人有一句谚语可以概括这种情况。"你不可 能将这个人的头安在那个人的肩上。"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与国家利益方面的这种剧烈冲突同样重要的也许是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比通 常所认为的更微妙、更复杂；通常的看法是：瘦弱、饥饿的中国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宁愿冒热核战争的危险，而肥胖的苏联人更愿意以和平共处的策略谨慎行 事。更确切地说，苏联人和中国人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性质的解释、对巧妙地利用现有的种种历史性力量加速社会主义胜利所需采用的适当策略的解释是根本 不同的。

苏联人先研究了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这一基本课题。他们认为，如果热核战争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 义社会都将毁灭或倒退几个世纪。但是，如果能避免战争，那么，在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竞争之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将清楚地显示出来，这个范例将说服 整个世界信奉社会主义。这就是苏联人在理论上所作的分析，苏联人的要求裁军、要求和平共处、要求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和对这些策略所抱 的希望就基于这种理论分析。

中国人宣称，他们也赞成这些目标，但他们怀疑能否达到这些目标。最大的障碍是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就 其本性而言是扩张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此，正确的策略不是象苏联那样直接争取和平与裁军，而是同阻挠和平与裁军的帝国主义作斗争。中国人坚持认为，同帝 国主义斗争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不发达世界的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人类的大多数生活在不发达国家中，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构成了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

要获得世界和平，就必须主要依靠世界人民大众的力量，依靠他们的斗争。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有必要同帝国 主义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就这个或那个问题进行谈判，以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到某种和解，达成某些协议。……但是，世界和平仅仅通过谈判是永远实 现不了的，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久平起发展，越能维护世界和平。

总之，中国人坚信，和平只有通过不发达世界的革命运动瓦解帝国主义才能得到维护。相反，苏联人认为，社会主义世界 （实质上指苏联）的日益繁荣与强大将制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倾向，社会主义世界仅靠榜样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国主义的衰落，从而使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能轻而易 举地获得成功。。

中国人关于不发达世界的理论同样是好战的，在不发达世界中，他们与美国人和苏联人相反，有着作为非白种人和不富裕 人的优势。中国人告诫说，不发达国家受到了帝国主义强国的统治和剥削，这些帝国主义强国既包括美国也包括苏联。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结束，但 革命不能出口；被压迫民族必须依靠自己。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林彪元帅的一篇著名文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因为林彪在这篇文章中把当时的世界形势看作是"农村 包围城市"。他说这些城市是北美和西欧，这些农村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农民曾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占领了他们的城市；林彪预言，不发达世界的人民大 众将打败进行剥削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类似的胜利。但林彪也强调，胜利只有通过自力更生才能取得，不能依靠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大量援助。他警告说，那些主要 依靠外国人的革命者必将失去同本国人民的联系，变得十分无能。因此，中国的革命学说不是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规定行动计划的"我的奋斗"，而是一套指 导外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自制工具"。

中国不仅在革命学说方面，而且在争取近90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拥护方面向苏联提出了挑战。1964年初，莫斯科声 称，90个共产党中至少有65个忠于它，但中国人反称道，世界上4250万共产党员中有一半站在他们一边。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际会议遭 到了15个亲中国的政党的抵制。在75个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政党中，14个党以各种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拒绝签署会议的最后声明、尽管这一声明谨慎地避 免提到诸如中苏争吵和苏联侵捷之类有争议的问题。主要由于中国的缘故，世界共产主义不再承认马克思主义教皇式的人物。尽管中国充当了一个多世纪国际外交的 卒子，但它今天正在向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提出有力的挑战。

六、两极分化的结束

到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依结束后仅仅25年时，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在战后头几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两极分化已经消失。欧洲不再是世界棋盘上的一个卒子——或两个卒子，东欧和西欧；中国也不再是苏联的卫星国或地位较低的伙伴。

法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承认显然象征着新的全球均势。对法国来说，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大胆的、有意的挑战，它标志着美国 发起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止和把北京排斥在联合国外的做法开始失败。对大陆中国来说，同法国的新关系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束缚开始结束，而且，用北京自己的 话说，它还标志着北京发起的团结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一渴望摆脱"美国侵略、控制、干涉、欺侮"的国家和反对"苏联领导人所希望的美苏联合统治 世界"的国家——的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如果按照前面对过去5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分析来考察所有这些世界性的发展，那么，这些发展将表明全球关系发展的一 个新阶段。人们将回想起，在欧洲发生决定性的转变和进行扩张之前，几大地区或是自治地并存着，或是完全孤立地并存着——自治的欧洲地区、穆斯林地区和儒教 地区，基本孤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完全孤立的美洲和澳大利亚。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之后，这种隔绝状态让位给了由欧洲支配、为欧洲所利用的日益增长的 相互影响和一体化。到19世纪时，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欧洲几个大国的全球霸权。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洲的这一统治，取而代之的是莫斯科和华盛顿 的仅维持一、二十年的两极统治——这一阶段的短暂反映了世界事态不断加快的发展速度。

虽然两极化状态的消逝现已不言而喻，但人们却说不清什么将取代它。中国由于它在东亚和整个不发达世界中日益扩大的 影响，似乎正在获得可与美国和苏联相比的地位。但除此之外，有关各地区相互关系的未来形式仍然模糊不清、无法预料。人们也许会预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 加快，其他非西方地区将仿照中国的做法，建立新的权力中心。无疑。现在已有了种种为了获得政治和经济的完全独立而试图统一各自的地区、并使之现代化的" 泛"字运动，如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如果这些运动证明是成功的，那么，新的全球多极化状态会逐渐形成。各地区如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丁美洲 和欧洲新的权力中心会以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式同美国、苏联和中国并存。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政治领域中便意味着传统的、1500年以前的地区自治得 到恢复，而同时，在其他所有领域中，现代化的进行却会使所有这些地区空前地统一起来。

可以想象，地区间的关系也许会以这些方式发展，尽管这种发展至少对可预见的将未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现在， 在大多数地区，离心力似乎大于向心力。非洲已因家教冲突和毫无意义的边界而四分五裂；这些宗教冲突包括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冲突以及苏丹的穆斯林 和异教徒的冲突，这些边界是19世纪的欧洲外交家划定的，现在却被各独立国家当作神圣的民族遗产来加以保护。在中东，除王朝间的世仇以及富国和穷国因石油 产地使用费问题而发生的常年对立外，还存在着相应的宗教冲突，如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以及敌对的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冲突。印度半岛已被 分割成两个地区，但这两个地区极不稳固，印度的语言骚动和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表明这一点。同样，尽管欧洲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戴高 乐的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幻想在实际政治领域里仍是一个幻想。

除各地区中引起分裂的这些力量外，还存在着同样引起分裂的大国政策。这些政策的效力将在全球各地——在分裂的德 国、在分裂的朝鲜和在分裂的越南——得到证明。由于在过去20年苏联和西方的竞争之外又增加了中苏竞争和中西竞争，大国的这种分裂作用在将来很可能得到进 一步加强。

那么，对最近的将未来说，更有可能出现的不是一个由自治的区域集团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若干传统的大国势力范围组成的世界。沃尔特·李普曼几年前写道：

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可以真正代替全球主义。它可以代替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共产党的全球主义。它可以代替允诺在各地进行反共战争的反共产党的全球主义。

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已是苏联和西方在欧洲缓和相互间关系的主要基础。最终，它将为红色中国和美国提供和平共处的方案。

随着2O世纪70年代的到来，这一预见似乎被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赫尔辛基举行；中美在华沙 重新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苏中也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如果这些试探性的接触能取得成果并导致李普曼所预料的缓和，那么，大国将可以自由地着手处理它们所面 临的基本问题——诸如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全球环境污染和富国与穷国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之类的问题。这种建设性的全球合作是否能实现是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基 本问题。虽然现在的某些趋势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国人仍在干涉越南，苏联人的确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中东的战斗仍在继续。196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 吴丹在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年度报告中对当前的形势显然是很悲观的："在过去的12个月中，国际形势仍在恶化。……我几乎说不出整个世界在实现《联合国宪 章》所规定的目标方面取得了什么进步。……而且，我强烈地感到时间愈来愈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