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遇(第三十五)
陈子昂
本为贵公子,
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
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
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
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
磨灭成尘埃。
陈子昂诗鉴赏
此诗作于垂拱二年(686)诗人《乔知之北征叛乱的突厥同罗、仆固时。这是诗人第一次出征边塞,尽管时间不长,未经年而归,但他亲眼目睹了西北边塞政治与军事的危急形势,更激发了抗敌报国之心,因此向武则天呈上了《为乔补胸论突厥表》、《上西蕃边州它危事三条》等卓有成见地的书表,陈言边塞将领腐败,“至将不选,士卒不练”,“故猛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使夷狄乘利”,并警告当权者:“匈奴不灭,中国未可安卧!”(见《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同时又赋此诗抒怀。它以直抒胸臆的方法,通过自己从军的所见所感来表现慷慨报国的精神,英勇豪迈的气概和对国事的忧虑,是一箴言志的杰作。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上二句直截了当,叙述自己的出身经历和志向。诗人本是梓州射洪富豪之子,少年任侠,年十八,尚未知书。后闭门苦读,终于成才。(见《唐书》本传及《唐才子传》)这两句诗,坦率真切,朴实感人。下二句,继而概述学成本领后的报国从军之举。
所谓“感时”,是指自己受到贞观以来几十年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的感染和激励。“拔剑起蒿菜”塑造了一个立体的少年豪杰的形象,英气逼人,威风凛凛,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常常以宝剑作为壮志的象征。但这里的“拔剑”,不但象征胸怀志气,而且是实指武事,即自己的万里从军之举。在这一段里,诗人叙事详略得当,剪裁颇见匠心。本来,他自拔干“蒿莱”(草野、民间),中进士之后,曾被武后赏识,任麟台正字等职,参预朝政。但作者对这些一概略去,直写从军。显然诗人更为看重这次从军。这样写,也为下文专写军中生活和感受作了铺垫。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这一段先概括叙事,接着即事抒情,境界苍凉阔远,悲壮激越。其中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又饱蘸着诗人的激情壮志,前二句用对偶,“西”与“北”,方位相对,表明征程辽远,纵横于祖国西北边塞。“驰”与“上”,动词相对,驰骋边塞的雄姿,叱咤风云的情态毕现于字面之上。“丁零塞”与“单于台”,地名相对,指远征的地域,并点出战争的对象与目的。这次子昂随军远征,足迹曾至居延海(今内蒙西北嘎顺诺尔湖)、同城等地。“丁零塞”在今西伯利亚叶尼寨河上游至贝加尔湖的南一带地方,这里指这一带西北边塞要地。本诗因以述志为主,故对此次战事只以“西驰丁零塞”一句概括提过。“北上单于台”一句,不特指这次局部战争,而是含有忧虑北方安全的深刻用意。这是泛指防备东突厥侵扰的事。
《感遇》中的“朝入云中郡”一首,大约也是这一次从军回来后所作的,其中写道:“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可与本诗相互印证。唐太宗时,曾一度打败突厥,但不久云中都护府(在今内蒙古)一带东突厥又逐渐强盛起来。自高宗永淳元年(682 )至武后延载元年(694 ),骨笃禄可汗在位,拥兵四十万,疆土万里,时时侵扰西北边境。“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即是深谋远虑地向当权者发出警告,希望对突厥严加防备,所以“北上单于台”一句,象征意义大于实地记叙,表达了子昂对西北边患的深切忧虑。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诗人登高望远,抒发高远感怀,正如诗人在“朝入云中郡”一首的末尾所言:“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边患频仍,统治者对此缺乏良策,加上缺乏精兵良将,空使边地百姓纷纷死于战祸。这些就是诗人“登山”所见与所感。由眼前所见与所感,进而遥想远古以来的边事,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战不断,其中的经验教训,引人深思。这就是“怀古”的内容和“心悠哉”之所由来。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诗的结尾,从所见与所感中生发出发人深省的慨叹。“祸”指过去漫长岁月中边地冲突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苦难。这两句是说:谁说人们记住了过去边塞的灾祸呢?它们早已被遗忘了,就象尘埃之灰飞烟灭一样!这里实际上是讥刺统治阶级的无能与昏庸。
这首诗基调慷慨苍凉。它的风格刚健雄放,音节铿锵浏亮。虽是古体,但以平声“灰”韵一押到底,使全诗浑然一体,势如贯珠,气韵畅达。堪称边塞诗的佳作。
感遇(第十九)
陈子昂
圣人不利己,
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
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
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
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
瑶图珠翠烦。
鬼工尚未可,
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
矜智道逾昏。
陈子昂诗鉴赏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多大的苦难啊!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