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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 亲 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介绍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著的《战争是什
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
在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城山三郎已提到其为人的日
高信六郎。我暂先引用田伯烈的叙述：
“本书的目的决非挑起对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
常尊敬他们，我在这里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职；
还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见，在上海任职属于半官
方性质。不仅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而且在各个方面，我和他们彼此双方
能够进行接触，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他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给我
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
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
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像
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
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并名誉扫
地。”（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页）
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
罗（Colonel Morrow）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根据当时的记录
——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
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松本当时是
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著有回忆录《上海时代》。第三位宇都宫少佐，
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据悉，
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
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
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时代》 （中央公论社新书） 中这样写道；
“第二年四月，曾与我一起在某难民区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总社办事处，
告知说他编著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 一书。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说：
‘诚然，这对善良的日本人来说有所不恭，但我想让世界各国广泛知道战
争改变了人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对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
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时取得了你们两人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却
编著了反日的书籍，这是一种恩将仇报，自己也惴惴不安。为此，出于时
局考虑，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对你们两人衷心表示敬意。务必请
你们将此书始终作为反战的书籍来接受。’”（《上海时代》，下册，第
二四九至二五○页）
随军记者、摄影师所谈的“真相”
铃 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采访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要他们提供证词，另外还采访了这样一些人：在随军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 有《东京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东京日日新闻》的佐藤振寿，《读卖新闻》的真柄和波冈两人，《报知新闻》的二村；在电影界里有 白井、藤井两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采访报道刊于《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编和续编。在正编中，仅介绍了《东 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的谈话（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 稽之谈》，第一四八至一五○页）。据悉，佐藤说，他从南京陷落后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逗留在那里，其间，他实际看到集体屠杀的仅一次，即在中 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司令部营房内，约有一百名俘虏被枪杀。除佐藤振寿外，对其他人的谈话，铃木明则断言：“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未能听到比佐 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更多的东西。”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尽管铃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仅介绍佐藤振寿一个人的谈话，则 过于简略，因而想请告知采访这些人的所有内容。尤其是想知道 写有《南京城内的大屠杀》一文（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特辑》）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重又谈了些什么。另外，我还想听一听《东 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的意见，他曾发表过《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一文（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日中战争的全貌》）。而且，铃木明 没有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个记者的手记提出批评，这样，他的采访报道使缺乏说服力，因而我也朝望铃木明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不过，看了续篇后，发现他在文中重又介绍了上述随军记者、摄影师的谈话，并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人的回忆录进行了批评。
首 先是对新闻界人士的采访。诚如铃木明所说，听了这些新闻界人士的谈话，除今井正刚谈话外，都没有“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有更多的了”。在他们中间， 有的是漫不经心的摄影师，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家，竟遇见了鹿地亘的幽灵，看见他在南京陷落后还在上海“大摇大摆地 逛街”，而其实此人已于十一月间脱离险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双氧水染红了头发，装扮成西洋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妻幸子则装扮成南洋的华侨。见《在上 海战役中》）；有的则是缺乏毅力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他们尽管是可以“自由出入于难民区”的新闻界人士，却“因拍电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后“没有找到姑 娘”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实在不可信，因而这次采访看 来也不太可靠。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个记者、摄影师，当他们受到陌生人的突然来访（铃木明说，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所进行的有效的方法），被问及重 大问题时，果真会推心置腹地讲出真实情况来吗？关于这一点，铃木二郎在上述手记中说：“现在，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一些证词来。”对此，希望铃木明 能很好地想一想。
※ ※ ※
其次是铃木明对今井正刚、铃木二郎两位特派记者的回忆录（参 照本书第三十八至四十一页、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所进行的批评。他严厉批判说：“这两个人 的手记，其文字和结构都非常高明，乍一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似乎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现场。实际上，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他甚至 下结论说：“就其内容本身的资料价值而言，我并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二一七页）
我也同意，铃木二郎记者所看到的屠杀俘虏情况“与‘大屠杀’的情景稍有不同”。但是，对于今井正刚的手记，铃木明说他没有看到现场，因而“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进而怀疑说“既无电灯，又无煤油灯，在一片漆黑中，又能看清到什么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 先是关于一片漆黑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相当于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今井正刚尾随在长长的俘虏行列的后面，直至下关。或许是天色阴暗的缘故吧， 但说成是黑夜，却也令人奇怪了。要是晴天，那天晚上必是月明之夜。此事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梁廷芳上尉在其陈述书中说： “下午七时左右到达江岸，捆绑俘虏，枪击俘虏，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时，月色明亮，那里的情形清晰可见，而且手表也戴在手上。”（《远速》，四十三号，载前 引资料集1，第七十三页）。
今井正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漆黑一片的街道，一个劲地向前赶路。”据 说，他对前来访问自己——当时住在彦根——的铃木明说： “总之，一片漆黑。”谁都会记忆错误，若有闲工夫去拘泥于这一点，那就应当翻看一下日历，弄清楚那天晚上是漆黑一片还是有月亮。即使是阴天，也不一定就是 漆黑一片呀。承蒙一位朋友的善意，我看到了第九师团卫生队绷带所的业务报告。根据该报告，我了解到在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这十天内，只有十八日、二十 日、二十一日三天是阴天，其余几天，包括引人注意的十五日在内，全都是晴天。个井正刚记者跟在大批俘虏后面前往下关的那天，正是将近望月的银辉皎皎的夜 晚。
其次是关于有没有看到扫射现场的问题。由于现场是不可能让新闻记者靠近的，今并正刚即使跟在俘虏行列的后面来到江岸附 近，也不可能看到现场。因此，他 不能把当时呼救惨叫的场面描绘出来。但对黎明后清楚地看到的下关码头的惨状，都与得清清楚楚。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铃木明把我的名字也提了出来，说：“洞富 雄的著作等介绍了今井正刚的手记，说他‘看到了下关两万人的大屠杀’。”他甚至说；“细细地读来，今井正刚所说的真实情况就是‘夜里，向发出枪声的下关走 去，发现似乎在枪杀俘虏。于是，我就向身边的人打听枪杀了多少人，回答说是两万人’。”这是不是“巧妙的文章”，暂且不论，但用五十多个字来概括用两千四 百余字写成的一篇好文章，却令人难以接受。何况，这样概括故意歪曲了今井正刚所写的文章，它使没有着过原文的读者理解为“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述出来”。 还有，“身边的人”也不是处身于现场之外的“人”，而是前一天晚上指挥枪杀俘虏、黎明时站在成堆尸体面前的“军官”之一。
铃 木明在批评铃木二郎的回忆录时，说什么南京守军不可能有红枪会那样非正规的部队，又宛如亲眼目睹似地认为重型坦克在光华门附近狭窄的马路上转来转 去，那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是说铃木二郎记述的是根本没有的情况。铃木明的批评总给人一种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关于这一点，参照本书第三七八、三八四、三九 一至三九七页）。
同盟通讯社随军记者的眼睛
留在南京当地的人们对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或对那里 的情况，出乎意料地无知。这些事例已在前面有所叙述。前不久刚出版了前田雄二所写的《在战争的浪潮 中》一书，在书中也似乎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因而我想在批判铃木明的论点之后，略作批判性的叙述。这是因为我在前田雄二的著作中看到了有可能误解南京事件的 真相的记述。
前田雄二作为同盟通讯社的随军记者，与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入城，此后在
南京逗 留了约一个星期。他这样说：“占领南京后，外电流传说在难民区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我们得悉此事后，觉得莫名其妙……同盟社小组 也于十八日（后面介绍的另一记述说是十七日）迁移到在难民区内的原分社。这是在难民区内的治安得到了恢复之后。就在此后不久，从上海传出了日本兵在难民区 内‘胡作非为’的说法……我们都面面相觑了。新井、掘川、中村农夫（分社长。——洞富雄注），还有在市区内不辞辛劳地到处走动的摄影记者、拍电影的人，谁 都不知道恢复治安以后发生暴行一事。扫荡残敌以及检举揭发逃入难民区内并潜伏下来的中国兵，这些工作也在十四日就已告结束。要是有上述不法行为，不只是一 个同盟社，还有各报社组成的百人报道阵容，他们不可能都不知道。即使在警备司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没有正面提出的气氛，照例是‘诸多辛苦’。如果说在难 民区内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是确有其事，那末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便是睁眼瞎了。”（《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五页）
前田雄二在《在战争的浪潮中》一书出版后不久，又将《目击者的证词：“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文寄给桶谷繁雄主办的《星期一评论》，他在文中也这样说道：
日本军自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即十四日起，指定市民的居住地区为
“难民区”，禁止日本官兵入内，在各处要地有宪兵站岗放哨，维持秩序。
由于同盟通讯社的原分社在难民区内，自十七日起难民区内的分社恢复工
作后，我们以此为活动基地。在难民区内，商店、饮食店、钱庄等已经开
门营业，人们恢复了日常生活。中国人多次经历过战乱，我们对他们的顽
强的生活能力瞠目结舌。于是，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里，日本军不可能胡
作非为，即使有胡作非为之事，也逃不出开始生活在该区内的我们的情报
网。
前田这样记述道：“十四日，在难民区内搜捕便衣兵的工作也已结束，治安得到了恢复。记者们谁都不知道后来日本军在难民区内发生过暴行之类的事。”然而，这果真是事实吗？
※ ※ ※
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几句话，因为后来在前田所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他在前一部分的记述里有自相矛盾之处。
“难 民区”，正确地说是“安全区”，而这种安全区并不是等于“市民居住区”。当时，留在南京城内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市民，其中划入安全区的，即使在高 峰时期也只是十三万人左右。所谓日本军在十四日指定了安全区，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然而，日本军绝对不会承认国际委员会管理的这种安全区是治外法权区。
其 次是在各处要地都有宪兵站岗放哨这一点。最初，在南京只有十四、五名宪兵，不久似乎增加了十七名。仅这些宪兵，如何监督得了在南京城内横行不法的五 万多名日本兵呢。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再三要求日本军当局派卫兵前往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和收容所，要求宪兵在安全区内巡逻。但是，给安全区配备宪兵则是前 田离开南京的那天，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
再有，那就是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问题。前田说，搜捕散兵的工作在十四日就已结束了。不过，这一记忆也有错误。实际上，似乎是前田所说的第二天即十五日以后才开始在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参照本书第一二三页以后）。
在安全区内，没有一兵一卒的宪兵和卫兵在维持治安，日本军惨无人道地搜捕散兵，并将其强行押走，连普通的市民也被牵连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生活怎么能安定下来，自不必问了。
※ ※ ※
我 也不认为在安全区内会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但是，不能说“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内，日本军不可能胡作非为”等等。虽说“恢复和 平”，“恢复治安”，但在安全区内，南京陷落时本来就没有进行过扫荡。所谓在安全区十四日已恢复治安的说法，是莫名其妙的。如前所述，搜捕散兵也是从十五 日才开始的。
持续不断的纵火，使整个南京城的房屋焚毁了百分之十三，主要商业区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房屋被焚毁（参照本书第一 编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页上的表格），但在安 全区内却几乎没有纵火。可是，就是在前田雄二所说的“恢复治安”之后，三五成群在安全区内到处游进的日本兵强奸、掠夺和伤害市民之事住胜枚举。因搜捕散兵 而发生的大批人被强行带走和屠杀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关于这方面情况， 在前一章第4节已有详细例证。因此，似乎已无必要再作说明。在此，我想仅就前田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对安全区内居民的悲惨情景尽可能避免重复地作一些叙述。
贝茨博士既是金陵大学的负责人，又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为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准备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根据有关在该大学校园内难民收容所（安全区内最大的）里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而每天提出的报告（给日本大使馆），作了如下叙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写信报告了在前一天和前两天内发生的
掠夺、破坏门窗、撕破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及抢夺妇女等情况，
也报告了十二月十五日晚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污辱妇女——包括在大学的
一幢建筑物内污辱三十名妇女——等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我写道：“从阁下的建筑物附近的建筑物里可以清楚
地看到，恐怖和暴行每天不断地发生。”（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我这样报告说：“不幸的是，由于士兵的强奸、暴行
和盗窃，到处都使人感到恐怖。”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学附中里有八名妇
女遭到凌辱，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发出叫喊声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其余的
儿童都负了伤。美国的国旗在一片嘲笑声中被士兵撕破。我详尽地叙述了
在大学的其他五幢建筑物内所发生的凌辱妇女事件。我说：“士兵不分昼
夜地数次登上墙头。 许多人在这三天内不敢睡觉， （为此）产生了一种
‘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这种恐怖和绝望发展到反抗士兵们袭击妇
女的话，那就会发生应由阁下等官宪负责的残酷的杀伤事件。”官宪虽答
应派卫兵来守卫大学的建筑物，但没有卫兵前来。我要大使馆的官员跟我
来，并对他们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流着泪凄惨地说，只要有日本兵在
场，不论哪个人和哪个家庭都得不到安全。”我还说；“就离阁下这幢建
筑物最近的地方，仍有几处尚处于这种恐怖和苦恼之中。”（洞富雄编前
引资料集1，第五十五页）
马吉牧师（？）和贝茨博士一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也详尽地叙述了那段时间安全区内的治安情况。这已作了介绍，所以在此只列举那封信所写的主要内容。
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收容所里，全部
难民一千三百人被强行带走，带到了屠杀的地方。
十六日，早晨开始就接到了关于强奸事件的报告，在熟知的人们中起
码也有一百多名妇女被士兵们拉走。在自己家里遭到强奸的，无疑是此数
的几倍。白天，日本军将收容在司令部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
十七日，掠夺、杀人、强奸事件毫无收敛之迹象，还在继续发生，即
使粗略地计算一下，从昨夜至今天白天，也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
十九日，全然是毫无秩序的一天。由士兵纵火而引起的重大火灾屡有
发生。
二十日，野蛮行为和暴力未见停止，继续发生。整个南京城已被有组
织地焚毁（前引书2，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页。抄录）。
十 二月十六日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除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外，还有两个难民收容所里的五千名（当然，确切数目不详）散兵被带走，在下关中山码头被枪 杀。这起事件在外侨的资料中未见反映，但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有确凿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参照本书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
由 于发生事件的时间不详，所以这起事件未能成为批判前田雄二的论点的直接资料。许传音博士同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仅有一名中国人）， 并是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如下严重的集体轮奸事例作证说：一伙日本兵分乘三辆卡车来到安全区内的一个难民收 容所，带走了所有归女，并在走廊里进行强奸。许传音博士想去制止这种暴行，但无济于事（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举例太 多，似嫌罗嗦，但最后介绍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日本大使馆的关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记录（该记录未包括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收容所里发生的 暴行事件）内容。根据初期阶段的记录记载，调查了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数是一百零五起，但在一起中大多涉及两起事 件）。细目如下：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奸（有很多情况是一起中有数人轮奸）五十一起，强行带走十四起。时间分别是：十四日九起，十五日十九起，十 六日二十二起，十七日三十五起，十八日十一起，十九日十六起，二十日二十二起（前引书2， 第一○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一百三十四起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在整个安全区内所发生的日本兵的暴行事件，肯定不止这些。该记录还说，此 外不断有人报告发生亲眼目睹却没有时间捡查，也没有时间记录的事件（前引书1，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而且，最主要是安全区相当大，仅几个外侨委员和中国职员肯定是不能了解暴行事件的全部情况的。而且，也正如贝茨博士所说的那样， 被害人怕报复，大多隐情不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理当能够禁止日本兵进入的安全区，竟然也每天发生这样多的暴行事件。
※ ※ ※
前田雄二说，安全区已在十五日恢复了治安，在此以后就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关日本兵在安全区内的不法行为。然而，上述引证的各种记录，可说是一种反证的资料，望能加以研究和探讨。
尽管这样说，但我并不就此认为以前田为首的许多随军记者是“睁眼睛”，是伪证者。主要是特定的人看问题的角度相当狭窄。我认为，在现实中所看到的的确是事实，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只要这些随军记者出来作证，说出事态的全部情况，那就有危险性。
我所作的批判稍许详尽了一点，但那是担心前田的记述影响很大。事实上，渡部升一在《诸君》十月号上撰写了题为《万犬虚吠的教科书问题》一文，很快就提到前田的著作，他在阐述南京事件时，认为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应当作为共同研究讨论的基本资料。
※ ※ ※
再 者，前田雄二企图不承认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在发生事件的当时，松本重治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他在自己所写的《上海时代》中介绍了据说是随 军参与南京攻陷战的前田雄二、新井正义、深泽干藏等前同盟通讯社记者所说的、对被屠杀的人数所作的估计。松本重治说：“三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 似乎没有发生过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并说在非战斗中被屠杀的人数最初可能是一、两万人”（中央公论社新书版，下册，第二五二页）。前田是松个重治提到的 三名记者中的一个。但是，他本人在其《在战争的浪潮中》只字未提关于一、两万人的估计，在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情况后，只写道；“难道不正是以这些事实 为核心，让谣言广为传播，以致战争受害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膨胀到一个巨大的数目”（《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四页）。不过，他在上述《星期一评论》上 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受害人数合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到万位数，总数可能是三千人左右。”
同盟通讯社的各位记者所说“一、两万 人”，是根据什么资料推算出来的呢？尤其是前田所说的“三千人左右”，难道说是由“老练的记者”推算出来的吗？仅 被屠杀的俘虏和“便衣兵”人数就是此数的几倍、几十倍。如此重大的事件，仅根据自己看到的进行估计，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希望前田能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 础上再作负责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