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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血淋淋的刀口只不过是令惨不忍睹的尸体解剖的一个开始。由于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解剖只好由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动手。“那就象他死了之后我们再杀他一次，”这个老神父在他的卡拉弗尔隐居地对我说。“但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的家伙，他的命令即使再愚蠢，也要执行的。”他命令这样做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在那个荒唐的礼拜一的混乱中，阿蓬特上校曾和省长通了紧急电话，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派到之前先作初步的处理。镇长以前是军官，对司法方面的事情毫无经验，去向内行的人请教应该从何着手，他又觉得太失体面。他首先关心的是解剖问题。医学院的学生克里斯托·贝多亚，由于同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密友，得以免除这项工作。镇长认为尸体可以保存在冰箱里，等待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可是找不到一个能装下人的大冰箱，而肉市上唯一的一个合适的冰箱又不能使用。当时尸体放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停在大厅中央，任人观看，因为正在为死者赶做一口富人用的棺材。寝室里的电扇已全部搬来还不够，又从邻居家借来一些。但是由于那么多人挤着要看尸体，以致不得不搬走家具，摘下鸟笼，挪走欧洲蕨花盆。即使这样，大厅里仍然热得透不过气来。另外，一嗅到死人气味，狗纷纷跑来，这更增加了惶恐不安的气氛。从我走进家里，狗一直汪汪叫个不停，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还在厨房里挣扎着，尚未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一边哭一边喊叫着，用一根大木棒把狗挡住。
“帮我一下，”她向我喊道。“这些狗要吃他的内脏。”
于是，我们把狗锁在畜栏里。死者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后来叫人把狗送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直到葬礼以后再放回来。但是，中午时分，谁也不知为什么它们一下子逃了出来，疯狂地闯进家里，普拉西达·里内罗顿时骂了起来。
“这些该死的狗！”她喊道。“把它们都打死！”
人们立刻这样做了，家里又安静下来。那时尸体还没有什么变化，面色仍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时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把他的内脏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用布条将尸体包扎好。可是，到了下午，刀口开始流出一种糖浆似的液体，苍蝇嗡嗡飞来。嘴边出现一块深紫色的斑点，而且象水中的云彩一般非常缓慢地扩展到头发根下面。那张一向和蔼可亲的面孔变得难看了，母亲用块手帕把死者的脸盖上。这时，阿蓬特上校知道不能再等了；于是吩咐阿马多尔神父动物解剖。“这要比埋在坟里过一个礼拜再扒出来好得多，”他说。这位神父在萨拉曼卡读过医学，学过外科，但是没有毕业就进了神学院，所以就连镇长也知道，他的解剖没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他还叫神父这样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由一位药剂师帮助作记录，还有一位正在这儿度假的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杀戮。他们只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过，尽管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马多尔神父的报告倒象是正确的，因而预审法官将它作为有用的材料纳入了档案。
圣地亚哥·纳赛尔身上的刀伤很多，有七处是致命的。肝脏几乎在正面被两处很深的刺伤分为两半。胃部有四处伤口，其中一处扎得那样深，穿透了整个胃部，胰腺被破坏了。结肠有六个小孔，小肠部分多处受伤。背部在第三节椎骨处挨了唯一的一刀，右肾扎穿了。腹腔里积满了大血块，在从肠子里流出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枚金质奖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四岁时吞进肚里去的。胸腔两处被扎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附近，伤及了肺，另一处贴着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处轻伤，左大腿和腹部被横着砍了两刀。右手掌被深深扎伤了一个口子。报告说：“活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痕。”脑浆比正常的英国人要重六十克，阿马多尔神父在报告上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末尾的注文中指出：“肝脏肥大，炎症未消。”“这就是说，”神父说，“他最多只能活几年。”恰巧，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赛尔十二岁时为他治疗过肝炎；在回忆那次解剖时，他极为不满。“只有神父才会这样愚蠢，”医生对我说。“永远没有办法使阿马多尔懂得我们热带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脏要大。”报告最后说，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为七处大伤口的任何一处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我们见到尸体时，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脑颅已施过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仍然保存下来的那种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复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肠子统统掏了出来，但是最后不知如何处理，气得他只好为这些东西作过祝福后扔进垃圾桶里。最后，趴在学校窗户上看热闹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了，而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和制造许许多多次镇压性大屠杀，最后竟成了素食主义者和信奉招魂术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躯壳里塞满破布和生石灰，然后用麻绳象缝大包似地把躯壳草草缝上，当尸体放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里时，险些没有撑破。“我觉得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些，”阿马多尔神父对我说。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天明时急急忙忙地将尸体埋葬掉，因为保存得很不好，屋里的臭味实在难闻。
礼拜二依然是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紧张地工作一整天之后，我没有胆量独身一人睡觉。于是我推开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刚好她没有闩上。树上中国式的大灯笼还没有熄掉，设有舞池的庭院里有几处柴灶，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几个妓女正在上边把她们的舞衣染成丧服。我看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象往常一样，天明时还没有入睡，也象平时一样，家中没有外人时就一丝不挂。她盘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摆着一大盘丰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个人吃也绰绰有余。毫无节制地吃了一顿，向来是她唯一表示伤心的方式，我从未看见过她这样痛苦过。我和衣躺在她身边，几乎没有说话，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当时我在想着圣地亚哥·纳赛尔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去了，而且被碎尸万段，扔得东一块西一块，直至最后毁灭。这一切使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了。我梦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孩子的嘴里喀吱喀吱嚼个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对我说：“这孩子傻乎乎地嚼着东西，有些不雅观。”我突然感到一只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衬衣扣子，闻到了躺在我背后的那个爱情野兽可怕的气味，她在抚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怀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从远处咳嗽一声，远远地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不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气味。维卡略兄弟在牢房里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被关在那里，镇长正在想如何发落他们。“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丝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种气味，”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虽然累了，但无法成眠，因为刚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又在杀人了。巴布洛·维卡略上了年纪时，企图给我解释那漫长的一天情况，脱口而出：“我好象特别清醒。”那句话使我想到，他们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可能莫过于头脑清醒了。
那间牢房三米见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铁条，有一个活动厕所，盆架上摆着脸盆和水罐，两张石砌的床铺上铺着草席。这牢房是根据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说，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馆了。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同意这种说法，一天到晚，由于乐师们之间争吵他被关在那里，镇长大发慈悲，允许一个妓女陪着他。当维卡略兄弟俩早晨八点钟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威胁以后，也许想到会有同样的美事。那时，由于他们已经服罪而受到了优待，他们唯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气味持久不消。他们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丝瓜瓤，洗去了臂膀和脸上的血迹，另外，把衬衣也洗了，不过就是没有睡着。彼得罗·维卡略还要了洗涤剂和利尿剂，以及一卷消毒纱布，上午他小便了两次。不过，那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罗·维卡略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以致气味的问题退到了第二位。下午两点钟，当热浪简直要把他们熔化的时候，他累得无法躺在床上，同样也无法站立。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影响到脖颈，尿闭了，他恐怖地断定这辈子再也难以睡觉了。“我十一个月没合眼，”他对我说。我对他相当了解，知道他的话是真的。那天他没吃下午饭，而巴布洛·维卡略呢，给他送去的东西每样只吃了几口，一刻钟之后，就上吐下泻起来。下午六点，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尸体时，镇长被紧急召来，因为彼得罗·维卡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药。“我腹泻不止，”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阿拉伯人干的勾当。”到那时活动厕所已经溢出过两次，看守还带他去了六次镇政府的厕所。阿蓬特上校在那里看见了巴布洛·维卡略。看守把他领进无门厕所，他便哗哗地泻起来，他认为中毒这一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当断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饭都是普拉·维卡略给他们送去的时候，这种看法立即消失了。尽管如此，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带到自己家中，进行特殊的看守，后来预审法官来了，才把他们转移到奥阿查监狱去。
孪生兄弟的担心和外边人的情绪是一致的。不能排除那是阿拉伯人报复，但是除了维卡略兄弟两人外，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投毒。人们更多的猜测是，等到天黑，阿拉伯人从天窗里倒进汽油，将两个囚犯烧死在牢房里。不过，这种猜测也是很荒谬的。阿拉伯人是些安分守己的移民，他们在本世纪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的村镇定居，当然，也有穷乡僻壤定居的。他们在那儿卖彩票和零零碎碎的小杂货。这些人团结、勤劳、诚实，他们在自己人之间通婚，从外地买进小麦，在院子里养羊，种牛至和茄子，他们唯一的癖好是玩纸牌。成年人还象在他们国家那样继续讲农村阿拉伯语，在家里，直到第二代仍然完全使用这种语言，到了第三代——圣地亚哥．纳赛尔例外——只是听父母用阿拉伯语讲话，而回答他们时则用西班牙语。所以，不能设想，他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平和气质来为一个人的死报仇，而对这个人的被害我们大家都是负有责任的。同样，没有一个人想到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家会报复，虽然他们家在破落之前有权有势、战功累累，而且当初在权势的庇护下，这个家庭中还曾出现过两三个狂饮无度、大打出手的歹徒。
阿蓬特上校听了流言很为不安，他一家一家地走访了阿拉伯人，至少那次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阿拉伯人困惑不解，痛苦万分，祭坛上放着服丧的标志，有的人还坐在上面嚎啕大哭，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报仇的念头。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早晨，由于当时的气氛，他们有过反应，但是就连罪犯本人都承认，他们并没有挨阿拉伯人打。不仅如此，还是阿拉伯人的百岁族母苏塞梅·阿布达拉建议煎煮有奇效的西蕃莲花和大洋艾治好了巴布洛·维卡略的类霍乱症，并使他的孪生兄弟尿道畅通。这以后，彼得罗·维卡略终于沉沉睡着了，而他的哥哥复元以后也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当镇长在礼拜二凌晨三点把普拉·维卡略带去跟她的儿子告别时，就是见到他们这样的。
在阿蓬特上校的建议下，普拉·维卡略全家人，包括她的大女儿们及其丈夫都出走了。他们走时，众人都在沉睡，谁也没有发现他们，当时我们这些在那个不可挽回的日子里醒着的人，正在安葬圣地亚哥·纳赛尔。他们是遵照镇长的决定出走的，走时心情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可是再没有回来过。普拉·维卡略用一块布为被休的女儿安赫拉·维卡略包上脸，不让别人看到伤痕，并且给她穿上大红的衣服，避免人们怀疑她为私通的情夫穿孝。临行前，普拉·维卡略请求阿马多尔神父为狱中的儿子忏悔，但是彼得罗·维卡略拒绝忏悔，他还说服了哥哥，让他相信他们没有任何后悔的。就这样，两个人孤孤单单地留了下来。在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去的那天，兄弟俩精神已完全恢复，坚信他们做得有理，因而不愿意象家里人那样夜间被带走，而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离去。父亲庞西奥·维卡略不久便故去了。“他是因为精神上的创伤太重而死去的，”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孪生兄弟被赦以后，便留在里奥阿查，这儿离马那乌列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全家就住在那里。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去那里同巴布洛·维卡略结了婚。巴布洛·维卡略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学会了做金银首饰的手艺，并且成了个有名的师傅。彼得罗·维卡略，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职业，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荣获了上士的官衔。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带着巡逻队唱淫秽的歌曲深入游击队活动区，从此下落不明。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个受害者，即巴亚多·圣·罗曼。悲剧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尊严地、乃至颇为杰出地完成了生活赋予他们的使命。圣地亚哥·纳赛尔受到了惩罚，维卡略兄弟俩表明了他们象个男子汉大丈夫。被愚弄了的妹妹重新获得了荣誉。唯一失去一切的人是巴亚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多，”人们多年来想到他时都这样说。不过，凶杀案发生后，直到第二个礼拜六的月蚀之前谁也没有想起他，那天老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说，他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小鸟在他原来的房子上空盘旋，他以为那是他妻子的阴魂来索取她的东西。镇长在自己的额头拍了一下，根本没有理睬老鳏夫的幻觉。
“他妈的！”他叫了一声。“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人给忘了呢！”
他带了一支巡逻队上了小山，敞蓬汽车仍然停在别墅门前，寝室里有一盏孤灯，他叫了一阵，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们从一侧破门而入，察看了由月蚀的余光依稀照亮的各个房间。“屋里的东西好象是搁在水底下似的，”镇长对我这样讲。巴亚多·圣·罗曼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仍然和礼拜二清晨普拉·维卡略看见他时那样，身着那条考究的裤子和丝绸衬衣，但没有穿鞋。地上扔满空酒瓶，床边还有更多的没有打开的酒瓶，但是没有一点吃食。“他已严重酒精中毒，”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当时对他进行了急救。没过几个小时他就恢复过来了，一有知觉，他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人打发了出去。
“谁也别来扯谈，”他说。“就是我的亲爸爸也别来管我。”
镇长把这件事用加急电报报告了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在电报中连将军儿子说的最后那句话也一字不少地写了进去。圣·罗曼将军可能完全顺从了儿子的意志，因为他没有来探望他，而是派他的妻子带着女儿们来的，另外还来了两个成年妇人，看来是将军的姐妹。她们乘的是货轮，她们为巴亚多·圣·罗曼的不幸身穿重孝，悲痛得披头散发。在登岸之前，他们脱掉鞋子，在中午滚烫的土路上赤脚穿过大街，向小山走去。她们不时地揪抓头发，放声大哭，那令人心碎的喊叫仿佛是由于高兴而发出来的。我站在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家的阳台上看着她们走过。我记得我曾这样想：装出那样一副痛苦的样子只能是为了掩盖其他更大的羞耻事。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陪同她们去了山上的别墅，过了一会，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骑着他紧急出诊时骑的骡子来了。当炎热稍退的时候，镇上的两个男人在吊床上穿了一根棍子将巴亚多·圣·罗曼抬下了山，他的整个身子被毯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群哭丧妇跟在后面。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认为巴亚多·圣·罗曼已经死了。
“我的老天，”她喊道。“多惨呀！”
由于酒精中毒，巴亚多·圣·罗曼再次昏迷过去，但是很难相信抬着的还是活人，因为他的右胳臂拖在地上，母亲多次把它放到吊床里，可是马上又耷拉下来，结果从悬崖边到轮船甲板的地上留下了一长道印迹。那是巴亚多·圣·罗曼最后留给我们的东西，一种对受害者的记忆。
别墅按照原貌保留了下来。每当休假时，在狂欢的夜晚，我都和弟弟们上去看一看。在那些被遗弃的房舍里，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那是结婚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向她的母亲要的，不过我们根本没有重视它。里面装的看来都是女人的卫生用品和化妆用品。多年以后，安赫拉·维卡略告诉了我，为了骗过她的丈夫，别人教给她一套产婆用的法子，我这才知道了那些东西的真正用途。那是她留在那个只过了五小时婚姻生活的家中的唯一的东西。
过了些年，当我回去为这篇记叙文搜集最后一些材料时，连约兰达·德·希乌斯珍贵的遗物也不复存在了。尽管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再三叮咛要对这幢房子严加看守，可是里面的物品还是渐渐地不翼而飞，包括有六块穿衣镜的大衣橱。这衣橱由于从门口抬不进去，蒙帕斯的歌唱家们只好在房子里组装它。老鳏夫希乌斯想到那是他妻子的遗物，她的阴魂自己会来拿走的，因而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为此，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曾耻笑过他。可是，一天晚上上校突然想到要举行一次招魂弥撒，以澄清家具等等怎么会神秘地失踪的。据说，约兰达·德·希乌斯的阴魂亲自向他证实，确实是她通过那件人命案来索回她的幸福生活中使用过的用品的。别墅开始损坏了。门前新婚夫妇的汽车渐渐地被糟蹋坏了，最后只剩下在风吹雨打中变得破烂不堪的空车皮。多年以来，对这汽车的主人的情况一直不得而知。预审档案上有他的一条供词，但是简短、一般，看来是最后一刻在别人的建议下履行公事作出的。我唯一和他作的一次交谈是在二十三年以后，他带着敌视的目光接待了我，断然拒绝向我提供任何有助于澄清他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的材料。说实在的，关于他，就是他父母也不会比我们知道得多，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为什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而看上去除了找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结婚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相反，关于安赫拉·维卡略，我却一直不断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从而在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我的那个修女妹妹在上瓜希拉呆过一些日子，想说服最后几个她所崇拜的人入教。在那个被加勒比海水环抱的村子里，我妹妹常常同她交谈。她母亲把她送到那里，目的是使她与世隔绝。“你的表妹问候你，”我的妹妹马戈特总是这样对我说。她头几年常去看望安赫拉·维卡略，她说家里给安赫拉购置了一幢简陋的房子，有一个大院落，海风能时常迎面吹来，唯一的问题是，在夜晚海水涨潮时，厕所的粪水常常漫溢出来，黎明时海鱼在卧室里乱蹦乱跳。那期间所有看见过安赫拉的人都说她在全神贯注地、熟练地用机器绣花，在忙碌中忘却了过去的事情。
许久以后，确切的时间已记不清了，我想了解一点我自己的事情，在瓜希拉一带的村镇卖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偶然来到了那个印第安人的小村落。海边一幢房子的窗前，有个女人在用机器绣花，那时天气很热，她半穿着丧服，戴着金丝边眼镜，金黄色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头的上方挂着一只鸟笼，一只加百利小鸟不住地歌唱着。看见这个女人这般模样坐在富有诗意的窗户里，我不愿相信那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终竟是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似。但，那确实是她：那场悲剧发生二十三年之后的安赫拉·维卡略。
她象从前一样，把我当作一个远房亲表哥接待，明智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十分风趣。她是那样的成熟和机敏，真难相信那是原来的安赫拉·维卡略。最使我惊愕的是她是怎样终于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的。只过了几分钟，我就发现她不象我第一眼见到时那样衰老，而是象我记忆中那么年青了，可是跟她二十岁那年被迫毫无感情地结婚时没有半点共同之处。她的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象对待一个难以对付的幽灵似的接待了我。她拒绝谈及往事，因而在这篇记叙文中我只是摘录了她同母亲聊天时的片言只语，以及我记得的她的一些话。她竭力使女儿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但是女儿并没有按她的意志生活，因为她从不隐瞒自己的不幸。恰恰相反，她对所有愿意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详详尽尽地讲述一番，当然那个永远不能披露的秘密除外，即是谁、以什么方式和何时真正损害了她，因为没有人相信那件事果真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干的。
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谁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在一起，更不用说单独在一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分高傲，不会把她放在眼里。“你表妹是个傻瓜，”当不得不提到她时，他总是这样对我说。其次，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他是一只专门捕捉小鸟的老鹰。他象父亲一样，总是只身行动，在那带山区长大的漂亮而意志薄弱的少女，没有哪一个不在他的涉猎之内。但是，在这个镇上，除了知道他同弗洛拉·米盖尔保持一种正常关系以及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曾使他丧魂落魄达十四个月之久外，不知还有别的什么风流韵事。人们都说——也许这种说法最含恶意，——安赫拉·维卡略为了保护她真正爱着的人，才说出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因为她以为她的两个哥哥绝不敢把他怎么样。我将此文的情节安排就绪后，第二次去采访她，打算亲自从她嘴里掏出实话。可是，她继续绣着手中的花，头也不抬地推翻了我的想法。
“表哥，你不必拐弯抹角啦，”她对我说：“就是他。”
所有其他方面的事，乃至新婚之夜的灾难，她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我听。她说她的女友们教给她在床上把丈夫灌醉，直到使他失去知觉，要装得羞羞答答，让丈夫关上灯，为了伪装贞洁，要用红汞水染在床单上，以便次日好拿到院子里晾晒。这些专拉皮条的女人只有两件事没有考虑到：一是巴亚多·圣·罗曼坚决滴酒不进，二是安赫拉·维卡略由于自己的偏见而无法摆脱愚笨，内心仍然保持着她的贞洁。“她们说那些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纯粹是卑劣的行为，对谁也不能那样做，何况是对那个同我结婚的苦命人呢。”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被脱去了衣服，全然不顾她的一生会毁掉。“事情很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决心死。”
事实上，她毫无羞耻地讲她的不幸，是为了掩饰另一个不幸，即真正的不幸，这不幸使她痛苦万分。在她决定告诉我听之前，谁也不曾想到，自从巴亚多·圣·罗曼将她送回她家之后，他就一直留在她的生活中了。那是对好的最后一次打击。“妈妈一开始打我，我一下子就记起了他，”她对我说。拳头打在她身上她却并不觉得痛，因为她知道那是为他而挨打。当她倒在饭厅的沙发上呜咽时，还在继续思念着他，对此她自己都不禁感到惊讶。“我不是为他而哭，也不是为发生的事情而哭泣，”她对我说。“而是为他而哭。”在母亲给她脸上敷上山金花酊药布时，她仍然想着他；当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教堂钟楼的钟声齐鸣，母亲进来告诉她，最糟的事情已经过去，她可以睡觉了的时候，她就更加思念他了。
她一直在相念着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亲到里奥阿查医院去检查眼睛时，她们路过“港口”饭店，由于认识老板，便走了进去。普拉·维卡略在冷饮部要了一杯饮料。当她背着女儿喝饮料时，女儿在大厅的多面镜里看到了她自己脑子里思念的人。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回过头去，看见了这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去，但他没有看见她，她看见那个人走出了饭店。然后她又万分痛苦地打量了一下母亲。普拉·维卡略喝完了那杯水，用袖子擦擦嘴，戴着她的新眼镜在柜台那儿对她笑了笑。在她的微笑中，安赫拉·维卡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尽力掩饰她的缺点的可怜女人。“混帐，”安赫拉自言自语地说。她完全神经错乱了，回家时一路上高声唱着歌，回到家里就扑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完完全全地发了疯。”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见他，听见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床上时半夜也会感到他那火热的身体而醒来。那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由于一直坐卧不安宁，她便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看见他从“港口”饭店走出去，并说她当时是多么希望他能看见她呀。她坐等回信。两个月之后，她等得不耐烦了，又写了一封同前封信一样语气平静的信，唯一的目的似乎是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已经写了六封信，但都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她相信他会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安赫拉·维卡略发现爱和憎是两种互相关联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和火焰燃烧得越旺盛，对她母亲也就越是又爱又憎。“我一看见母亲就心如刀割，”她对我说。“可是，每当我看见母亲，也就记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后，还如同做姑娘时那样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和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如同以前做绢花和纸鸟一样，但是，当母亲躺下时，她便留在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变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变成了处女，仅仅属于他的处女，她只听他的话，对他百依百顺。
这半生以来，她每礼拜写一封信。“有时我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她乐不可支地对我说。“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给他写。”起初是婚约书，其后是偷偷地情书，一见钟情的恋人的香气扑鼻的简信，婚前的誓约，重温办理结婚证件的往事，最后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的不光彩的书信，假称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归来。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洒到了刚刚写完的信上，她没有撕掉，而是在信后写了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给你寄去我的泪水。有时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疯狂的行为。邮差换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邮差的协助。她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放弃写信。但是，他似乎对她的痴情无动于衷，仿佛她的信是写给一个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十年的一个有风的黎明，她忽然醒来，恍惚觉得他赤身躺在她的床上，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热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从那个倒霉的夜晚以来已在她心中腐烂了的痛苦。她说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说他谈吐风雅，说他有非洲人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她把信交给了一位女邮差。这个邮差每礼拜五下午都和她一起绣花，并且把人们的信带走。她确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后一次抒发心中的激情。但是，还是没有回信。从那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不大知道在给谁写，但是十七年之间她一直在不断地写着。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们一起绣花，感到有人走到门前。她无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谁。“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的东西要戴眼镜了，”她对我说。“可是，那是他，妈的，是他！”她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样，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爱情会象她那样强烈。他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场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系的还是那条皮带，肩上还是那个饰着银边的绽了线的皮褡裢。巴亚多·圣·罗曼向前走了一步，没有去理睬那些由于惊愕而变得呆若木鸡的绣花女人，他把褡裢放在缝纫机上。
“好吧，”他说，“我到这儿来啦。”
他带着衣箱准备留下来，另外一个大小相同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近两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彩带扎着，一封也没有打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