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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从北京出发，自通州经顺义，到了怀柔便停下来观望了。吴佩孚当然容不得如此，派人催促前进，于是经密云到了古北口，住在杨老令公庙；感叹杨业父子的遭遇，雅兴大发，做了一副对联，木刻悬挂。
他在古北口是等待消息，消息来自三方面。一是蒋鸿遇报告直军开拔的情况；二是教育部长黄膺白报告北京的政情；三是段祺瑞告知奉军的情况——段冯之间的主要联络人是贾德耀。
出古北口的第一站是承德以西的滦平；冯玉祥在此召集了一个会议，与会的人除了他手下的大将及重要干部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之外，还有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会中只作了一项决议，将来倒戈回京时，要看情势。冯王祥深知吴佩孚的实力，若无把握，不敢轻发。
及至吴佩孚亲临前线，虽可证明直军不利，必须老将出马；但吴佩孚一到山海关，也须能将局面稳住。更须观望；因此发了一个电报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报告军次承德，沿途粮饷接济困难，炮弹潮湿，战力大受影响，同时探问第一路作战的情况。
吴佩孚其时正命他的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火速前进。接到冯玉祥的电报，给了他一个复电，亦是催促进军，为了加强语气，特缀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冯玉祥一看知道战况不利；而就在此时，冯玉祥派到北京跟黄膺白去接头的代表刘子云，带回来一封复信，劝他早作决断。机不可失。这一电一函，促成了冯玉祥的决心，复电定于十月十九日回师南下，直指北京。
冯玉祥的计划是，首先鹿钟麟秘密兼程口京，会同新兴两旅的旅长孙良诚、张维玺，将部队开到北苑，会合蒋鸿遇的部队，一起进城，分任警戒。继命李呜钟的第八混成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交通。吴佩孚派去监视冯玉祥的胡景翼的陕军，已预定改名国民军第二军，即日南旋，占领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直军的联络，防备吴佩孚回师西向。至于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亦令克期回京。
由滦平回到北京，需要四天的工夫，前锋预计在十月二十三那天可入北京。以冯玉祥的统驭能力，及他的部队的纪律来说，军事占领北京，而要做到兵不血刃，匕图不惊，是有把握的事。但一夕之间，推翻一个政权，改朝换代，如果不能有一篇堂堂正正，布告天下的宣言；以及按部就班，和平接收政权的计划，那末这样的兵变，若非草莽作风，亦如宦官弄权，所以冯玉祥事先用密电约好黄膺白，在入古北口的第一站、密云县的高丽营会面——多尔表帅师入关时，朝鲜亦派兵随征，驻扎此地；因而称之为高丽营。
这件事，在黄膺白有如明朝景泰年间，徐有功策划“夺门之变”；事情不密，先遭杀身之祸，所以相当紧张。幸好冯玉祥的部署很周密，留守的蒋鸿遇，逐日预拟好的战报，发到山海关吴总部及北京的陆军部，所以政府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巨变将至。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黄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还出席了阁议。中午回家，黄膺白关照司机，将公家车开回去给次长用；随车保护的两名侦缉队员，亦跟着车子走了。
饭后他总在午睡之后，两三点钟出门；这天亦仍旧是此一时分，开出私人的汽车，由黄太太陪着，到北京饭店把他放了下来；汽车开到东交民巷台基厂，在闹区停了下来，黄太太进一家洋行购物。这些都是有意的做作，如果有人在侦探黄膺白的行踪，他的了解是：“黄部长在北京饭店看朋友；黄太太在洋行里买东西，等她买完了，会再到北京饭店去接黄部长。”
其实，黄膺白是从北京饭店前门进、后门出；预先雇了一辆汽车在僻处等候，坐上车出东直门，直奔密云；雇的是辆“老爷车”，路上抛了好几次锚，走了十个钟头，半夜两点多钟才到了高丽营。冯玉祥治军甚严，一望无际的帐篷，刁斗无声；幸好，他常应邀到冯玉祥的部队里去演讲，有个卫兵认识他，领到其中的一个帐篷，只见冯玉祥正席地坐在那里发愣。
“你老可来了！”冯玉祥一跃而起，“吃了饭没有？”
“十个钟头，水米没有沾牙。”
“先吃饭，先吃饭！”
勤务兵端来一盘馒头、一碟盐菜，还有一条不知什么小动物的后腿；冯玉祥说是弟兄打到的野兔子，特为留一条后腿款客。
就着热茶，吃得一饱，开始谈正事。黄膺白随身带得有墨盒纸笔，但帐篷中没有桌椅，无处安放，只好临时找到一家民居，敲开门来，说要借他的地方用；就在土坑上，冯玉祥将预先拟好的通电、取出来交给黄膺白看。
“对曹仲珊仍称大总统，把内战的责任，加到吴子玉一个身上，那末国民军不过为‘清君侧’而已，未免小题大作，师出无名。焕章兄，以为如何？”
“是，是！原要等你老来定稿。”冯玉祥说：“或者干脆你老另外写个稿子。”
黄膺白当仁不让，伏在土坑上，振笔如飞，先写通电的衔头，自近而远，天津是段祺瑞、张耀曾；正定是王士珍；上海是唐绍仪；广州是孙中山，都算是在野的大老，下来是各省巡间使、督军、督理。正文以“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开头，下分三段，第一段追叙民国九年以来，“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云云，暗示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及这一回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始终是内战的主角。
第二段是“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说明倒戈的原因，以及“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民所用”，如内战再不停止，“不恤执戈以相周旋”。
第三段表明“全军已悉数到京，负责维持地方秩序”；至于“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这一点，冯玉祥与黄膺白早已达成共识，要奉迎孙总理北上，与段祺瑞共同主持今后的政局，借此达到全国和平统一的自的。
冯玉祥看完通电，表示同意首先签了各，以下列名的是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第三军军长孙岳，热河都统米振标，以及国民军的旅长，大部分是冯玉祥部将的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蒋鸿遇、孙连仲、孙良诚、岳维峻，有的亲署，有的代签。通电发出，冯玉祥的部队，后队改为先锋。一律臂缠白布，上书“爱国不扰民”五字，在熹微的晨光中，向北京正阳门前进。
其时吴佩孚在山海关的专车上，刚刚起身，吃罢蒸饺稀饭的早餐，全副戎装，带领参谋，赴九门口督战。出发不久，吴佩孚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来找吴总部的政务处长白坚武，拿出两个已由日文译成中文的电报给他看；这两个电报，一个来自北京日本守备队；一个来自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内容大致相同，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什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下面是一张发动政变人士的名单。
“这个消息可靠吗？”白坚武深表怀疑，像胡景翼，本来是受命监视冯玉祥的；他跟冯玉祥结怨已不止一天了。
冈野也不跟他争辩；只问：“吴总司令在那里？”
“他到九门口视察战况以后，中午会到秦皇岛。”
于是冈野坐上汽车，直驶秦皇岛；找到吴佩孚，出示电报。吴佩孚脸色大变，接着长叹一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当初我本想撤换他的第三军司令，曹大总统替他求情，才没有动；如今曹大总统是自作自受了。”接下来又说：“最近这几天，我辗转反侧夜夜睡不着，转到左面，想到冯玉祥；转到右面，想到张作霖。现在事情已经出来了，我希望你们先保守秘密，免得动摇军心。”
接着，下令召集军事会议。其时直军靠两支部队，一支是彭寿宰的第十五师，担当山海关正面；一支是王维城指挥的第二十三师，及第九师，奉命出义院日，经乾沟镇，直攻东面的绥中；此地在明朝称为“中后所”，是出山海关第一个屯兵要地，如果攻了下来，足以截断奉军归路，但就在距绥中数十里，不难一鼓而下之际，王维城接到冯王祥倒戈，吴佩孚召集会议的电报，不能不下令，暂停进攻，以待后命。
“你们将各地守好！我回去杀冯玉祥；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吴佩孚接着宣布，由张福来代理总司令。
“大帅回去杀冯玉祥，预备抽调那些部队带去？”讨逆军参谋长张方严问。
“有什么现成的队伍可用？”
“这里有前线撤下来的第一混成旅；天津附近还有曹七爷的一个旅。”张方严率直说道：“这两个旅不怎么能打。”
“不要紧！我一带就能打了。”吴佩孚这话，倒不尽是吹牛；他一到前线，直军的士气顿时不同，便是一个证明。
但冯玉祥的倒戈，已将他提升起来的土气，抵消有余；相对地奉军士气则大为高昂，在石门寨的张学良、姜登选与韩麟春，决定集中力量，直线南下，攻占秦皇岛，截断直军后路。
山海关正面的直军既在后撤，奉军就不必再摆那么多人在那里；张学良与姜、韩二人商量，决定调郭松龄到石门寨来指挥出击。这倒是一番好意郭松龄对上“刺儿彭”，奉军的大炮轰不垮直军的上盖钢板的战壕，郭松龄师老无功，脸上无光，这回给他一个其势必胜的任务，等于推功相让。
电令下达后，郭松龄决定抽调四个团助攻。他自己先骑了马到石门寨，当时由张学良说明当前情况作战计划，郭松龄也很兴奋，不想韩麟春多了一句嘴。
“这一来，也好让你露露脸，大家都能立功。”
郭松龄争强好胜，气量极小，张学良常受他的气，但“平生风义兼师友”，百般忍耐，此时只见郭松龄脸色大变，忿然答道：“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打过去。一说完，头也不口地往外直冲，跃马两回。
张、姜、韩三人面面相觑，好半天说不出话；很好的作战计划，因此而无法实现，怎么办？
“哼！”姜登选用京戏中白口的腔调说道：“如此将领，该当何罪？”
张学良愣了一下说道：“我把他找回来！”抓起军帽，唱了一句“萧何追韩信。”
当天晚上，张学良追到九门口，劝了一整夜，“千不念，万不念，念在我的薄面。”
一个执意不回，一个声泪俱下；不过百链钢终于化作绕指柔，还是把郭松龄功了回去，照原计划行事；不过出击的日子耽误了两三天。
这一耽误，便宜了张宗昌，平地一声雷，成了个暴发户。
原来直军董政国所指挥的第九师与第什师的阵线动摇以后，张宗昌带着蔡平本的廿五旅，跟踪进入冷口，他的部队既杂且乱，白俄以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甚至还有参加过欧战的法国人，这个“外籍兵团”是骑兵，指挥官是日本骑兵少佐名叫是永，当前锋直冲深州；张宗昌则在入冷口第一站的建昌营以后，与胡景翼取得联络，十月廿七日占领深州，将直军截成两段。吴佩孚幸而在前一天已过滦州，否则可能会被张宗昌活捉。
这时的直军，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团长以上的高级将领，纷纷逃亡，士兵无路可逃，只有弃械束手；东起昌黎，西至唐山，这一带的直军不下六、七万之众全数为张宗昌所收编，辎重军械，所获不计其数。张宗昌的部队一下子扩充到六、七倍以上，二等兵当班长；班长当连长；连长当团长；团长自然升旅长，肩章来不及换新品，用锡箔纸糊成黄色来代替，一时蔚为奇观。
在热河的李景林，得知张宗昌拔了头筹，既妒且羡又急，下令开拔，进喜峰口，连续急行军四百余里，也到了滦州，
其时奉军一、三联军已轻易地占领了秦皇岛，直军溃兵遍野，收编了五万多人，张学良又亲自赶到深州，一见张宗昌所获比一、三联军更多，也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说一声：“长腿，你真行！”郭松龄所拟的作战计划，原意是让张宗昌的部队打前锋去充直军的炮灰，那知他有这番扬眉吐气的表现；连郭松龄也不敢小觑他了。
当李景林、张宗昌相携往天津进军时；京津好些军政元老，眼看着直军大溃，奉军追击，深恐地方糜烂，正在积极奔走和平，但除非段祺瑞，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直奉两系之间，充任调人，而段祺瑞则另有打算还不肯走到幕前来。因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及负地方责任的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在十月卅一日那天去看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道明来意，吉田认为循外交途径，必须由北京与东京联络，有结果总在三四天以后，仍嫌缓不济急。他又提出王揖后的一个建议，由吴佩孚拥戴段祺瑞出山，跟奉军谈和，张作霖就不能不卖这个面子了。
于是商定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由吉田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一面与吴佩孚联络，约期见面。
见面那天是十一月二日下午五点钟，胡景翼的部队，已经占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已截断。北面奉军正在兼程急进；南面则山东督军郑士琦已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入境。吴佩孚已如瓮中之鳖，境况非常危急；吉田相信有个能使他脱困的办法，他一定乐于接受。
吉田是这样进言：“目前局势之迫切需要解决，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先生协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自己解决；我基于此一信念，今天跟王揖唐一起去看段先生，请他跟你合作，共同收拾残局。段先生与足下本有师生之谊，足下为国家前途计，应该一扫过去感情上的隔阂，推段出山。”
吴佩孚听日文秘书翻译完了，摸着两撇黄胡子，大为摇头，“八德张则国宪立、国运盛。”由此开始，大谈四维八德的道理，但日文秘书翻给吉田听的，却只简简单单两句话；吴将军认为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不存，谢谢足下的好意。
原来吴佩孚将曹锟当作刘先生，而以关云长自居；关云长身在曹营心犹在汉，何况亦未到势穷力蹙，走投无路的地步，结段背曹，有悖大义，所以一口拒绝。
“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勉强。”吉田又说：“不过，如今足下既不能到北京，又不能南下，奉军又打过来了；听说张宗昌有生擒足下的野心，为足下计，可否移居日租界，一切有我安排。”
“战败逃入租界，是我最不齿的。谢谢，我宁王碎于此，亦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
一场无结果，便得吉田扫兴而去。吴佩孚谈得倦了，靠在沙发上假寐；他的部下商量下来，决定将他的专车往南开到“老站”，因为一出“老站”，走过“万国桥”便是法租界，往南是英租界，往西是日租界，缓急之际，逃命容易。
那知车身一晃动，吴佩孚就醒了，询知原因，勃然大怒，厉声说道：“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那末，”白坚武问道：“孔明先生兵败，还有一套空城计！大帅是作何打算呢？”
“我不走，我在天津等；看焕章把我怎么样？”
“冯焕章能倒戈，就能——。”
“就能怎么样？能杀我？”
“不是说杀不杀，是大帅犯不着受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