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锣声在静夜的积雪的街中悲怆地响着。两乘轿子跟在锣声后面，轿夫的脚步下得很慢，好像害怕追过锣声就会失掉这个庄严的伴侣一样。但是走过了两条街以后，锣声终于转弯去了，只剩下逐渐消失的令人惋惜的余音，在轿夫的耳里，在轿中人的耳里。

    四十多岁的仆人张升提着灯笼在前面给这两乘轿子引路。他缩头耸肩地走着，像是受不住这样的寒冷似的。他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咳嗽，打破这多少有点叫人害怕的静寂。轿夫们并不说话，默默地抬起肩上的重担，不十分在意地大步走着。虽然寒气包围过来，冰冷的雪刺痛他们的穿草鞋的赤脚，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他们走着，平静地、有规律地下着脚步，有时候换一换肩，或者放下一只手在嘴边呵一口热气。热血渐渐地循环遍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背上甚至出了汗，开始打湿了身上穿的旧的薄棉短袄。

    琴的母亲张太太坐在前面的一乘轿子里，她不过四十三岁，可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痕迹。她搓了十二圈麻将，便感到十分疲倦。她坐在轿子里，昏沉沉的，什么也不想；风有时吹动轿帘，她也不觉得。

    琴跟她的母亲相反，她异常兴奋。她想着不久就要发生的、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正像一个可爱的东西似的放在她面前，光彩夺目。她决定要拿它、但是她又知道她的手伸出去就会被人拦阻，她还不能确定她是否就可以把这件东西拿到手。她决定要拿它，虽然决定了，但是她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所以她还有些胆怯，她还害怕伸出手去。于是复杂的思想来到了她的脑子里，使她时而高兴，时而忧郁。她并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她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一直到轿子进了大门放在大厅上的时候。

    和往常一样，她跟着母亲进了里面，先到母亲的房间，看女佣李嫂伺候母亲换了衣服，自己给母亲把换下来的出门的新衣折好，放进衣柜里去。

    “不晓得怎么样，今天会这样累，”张太太换上一件旧湖绉皮袄，倒在床前一张藤椅上，感叹地说。

    “妈，你今天牌打多了，”琴在桌子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带笑地望着坐在斜对面的母亲说。“本来打牌太费精神，亏得你还打了十二圈。”

    “你总是怪我打牌。你不晓得，像我这样大的年纪，不打牌又有什么事可做？”张太太带笑说。“不然就像你婆婆那样整天诵经念佛。可是我又做不到。”

    “我并不是叫妈不要打牌，我不过说牌打多了费精神，”琴分辩道。

    “这一层我也晓得，”张太太和蔼地说。她忽然注意到李嫂还垂着头无精打采地立在衣柜前面，便对她说：“李嫂，你去睡罢，没有事了。”李嫂应了一声，正要转身走出去，张太太又问了一句：“茶煨了吗？”

    “是，煨在‘五更鸡’上面，”李嫂应道，便往外面走张太太又继续说下去：“你说什么？——啊，你说牌打多了费精神。这一层我也晓得。然而我的精神不费也等于费的。我一天无事可做，这样活久了也没有趣味，活得太久了，反而惹人讨厌。”她说了这些话，便闭上眼睛，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好像就要睡去似的。

    屋里异常清静，只有钟摆滴答地响着。

    琴本来有重要的话要对母亲说，可是她看见母亲闭上眼睛，知道今晚没有说话的机会，便站起来，想唤醒母亲上床去睡，免得受凉。她刚刚站起，张太太就睁开了眼睛，望着她说：

    “你给我倒杯茶来。”

    琴应了一声，便走到茶几前，拿了一个茶杯，把煨在

    “五更鸡”上面的茶壶拿下来，满满地斟了一杯酽茶，送到母亲面前，放在旁边的一个矮凳上，说：“妈，茶来了。”但是她并不走开，还立在母亲旁边，兴奋地望着母亲。她觉得机会来了，可是她还有点胆怯，话到了口边，又被她收回去了。“琴儿，你今天也累了，你也去睡罢，”母亲温和地说，从矮凳上端起茶杯接连喝了两口。

    “妈，”琴并不走开，却亲热地唤一声。

    “什么事？”张太太仰起头看琴。

    “妈，”琴又唤一声，一面低着头玩弄她的衣角，慢慢地说下去：“二表哥说他们学堂明年下学期要招女生，我想去投考。”

    “你说什么，男学堂收女学生！你还要去投考？”张太太吃了一惊，疑心她自己听错了话，便惊讶地问道。

    “是的，”琴低声回答，接着又解释道：“这并不希奇。著名的北京大学已经收了三个女学生，南京、上海也有实行男女同学的学堂。”

    “世界不晓得要变成什么样子！有了女学堂还不够，又在闹男女同学！”张太太感叹地说。“我们从前做姑娘的时候，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些名堂！”

    这些话好像一瓢冷水似的向琴的身上泼来，她觉得一身都冷了。她不作声。但是她还不曾完全绝望，她的勇气渐渐地恢复了，她又说出下面的话：

    “妈，如今时代不同了，跟那时候已经隔了二十几年罗！世界是一天一天地变新的。男女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我不可以和男学生同一个学堂读书？……”

    她还要说下去，可是母亲止住了她。张太太笑了，又说：“我不跟你讲道理。我讲不过你，你进学堂读了这几年的书，自然会讲话。你会从你的新书本里面找出大道理来驳我，我晓得你会骂我是个老腐败。”

    琴也笑了，但是她又央求道：“妈，答应我罢。你平日总是很相信我的。你从来没有不答应我什么事情！”

    张太太有点心软，她答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受了不少的闲气。然而我并不怕人说闲话。我很相信你。……不过这件事情太大，你婆婆第一个就会反对，还有亲戚们也会讲闲话。”

    “妈，你不是说过一切闲话你都不害怕吗？”琴热烈地说。

    “婆婆住在尼姑庵里头，一个月里难得回家住两三天。这几个月连一次也没有回来。哪个管她说什么话！既然她平日不管家里的事，只要你拿定了主意，像以前许我进一女师那样，亲戚们也没有理由反对。他们说闲话，我们只当没有听见。”

    张太太沉默了一些时候，然后颓唐地说：“以前我很有胆量，可是如今我老了，我不愿意再听亲戚们的闲话。我很想安静地活几年，不愿意再找什么麻烦。你看，我也并不是丝毫不体贴儿女的母亲。你爹死得太早，就剩下你一个女儿，把责任都放在我的肩头。我不曾要你缠过脚，小时候就让你到你外公家跟表兄弟们一起读书。后来你要进学堂，我又把你送进了学堂。你看你五舅母的四表妹脚缠得很小，连字也不认识几个。便是你大舅母的三表妹，她很早也就不读书了！我总算对得起你。”她还想说下去，可是身体的疲乏使她住了口。她默默地望着琴，看见琴的绝望到差不多要悲泣的表情，又觉得不忍，于是温和地说：“琴儿，你去睡罢。好在时间还早，那是明年秋天的事，我们将来再商量。我总会替你想办法。”琴悲声答应了一个“是”字，失望地走出来，穿过小小的堂屋回到自己的房里。她失望，但是她并不抱怨母亲，她反而感激母亲曾经十分体贴过她。

    屋子里显得很凄凉，似乎希望完全飞走了，甚至墙壁上挂的父亲的遗容也对她哭起来。她觉得自己的眼睛湿了。她解下裙子放在床上，然后走到书桌前面，拨好了桌上锡灯盏里的灯芯，使坐在书桌前面的方凳上。灯光突然大亮了，书桌上《新青年》三个大字映入她的眼里。她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无意间看见了下面的几句话：“……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原来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剧本《娜拉》。

    这几句话对她简直成了一个启示，眼前顿时明亮了。她明白她的事情并没有绝望，能不能成功还是要靠她自己努力。总之希望还是有的，希望在自己，并不在别人。她想到这里，觉得那一切的绝望和悲哀一下子全消失了，她高兴地提起笔写了下面的一封短信：

    “倩如姐：

    今天我底表哥告诉我说‘外专’已经决定明年秋季招收女生了。我决定将来去投考。你底意思怎样？你果然和我同去吗？希望你不要顾虑。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决地奋斗，给后来的姊妹们开辟一条新路，给她们创造幸福。

    有暇请到我家里来玩，我还有话和你详谈。家母也欢迎你来。

    蕴华。××日”

    她写好了信，自己读过一遍，然后填上日期，又加上新式标点。白话信虽然据她的母亲说是“比文言拖长了许多，而且俗不可耐”，但是她近来却喜欢写白话信，并且写得很工整，甚至于把“的”“底”“地”三个字的用法也分别清楚。她为了学写白话信，曾经把《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仔细研究过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