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礼上

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建众典。晋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

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絺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诏：”可。明堂可更详“。

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

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

尚书陆澄议：”遗文余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

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为者，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谦恭肃敬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惬群望。“诏”付外详“。

国子助教徐景嵩议：”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器用陶匏，不载人君偃处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太学博士贺翙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议，扫地而祭于郊，谓无筑室之议。并同昙隆。

骁骑将军虞炎议，以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宫，谓无简格“。祠部郎李捴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应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昙隆议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则舞雩'。郑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阴也。'郑众云：'求雨以女巫。'《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郑玄云：'阳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鼗鼙至柷敔为盛乐，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谓勾龙、后稷之类也。《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雩之正当以四月。'王肃云：'大雩，求雨之祭也。传曰龙见而雩，谓

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礼》于五月著雩义也。'晋永和中，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于时博士议，旧有坛，汉、魏各自讨寻。《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大雩所祭，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郑玄说，宜配食于庭也。郑玄云'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道尊右，雩坛方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宜于郊坛之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祭五帝，谓坛宜员。寻雩坛高广，《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礼，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谓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飨于雩坛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虽殊，而所为者一。礼唯有冬至报天，初无得雨赛帝。今虽阙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礼祀帝于郊，则所尚省费，周祭灵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犊，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武皇遏密未终，自可不奏盛乐。至于旱祭舞雩，盖是吁嗟之义，既非存欢乐，谓此不涉嫌。其余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乃使无阙，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议，使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司马彪《礼仪志》云雩祀著皂衣，盖是崇阴之义。今祭服皆缁，差无所革。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辄勒主者申摄备辨。“从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参议明堂，咸以世祖配。国子助教谢昙济议：”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严祀。郑玄注义，亦据兼飨。宜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谓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议：”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虽事施于尊祖，亦义章于严父焉。“左仆射王晏议，以为”若用郑玄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没垂尊称，历代配帝，何止于郊邪？今殷荐上帝，允属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庙乎！诏”可“。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议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王肃云'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肃言，殷有三祖三宗，并应不毁，何故止称汤、契？且王者之后存焉，舜宁立尧、顼之庙，传世祀之乎？汉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复以高祖配食，一人两配，有乖圣典。自汉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无兼配之祀。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庙为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圣主严父之义。先皇于武皇，伦则第为季，义则经为臣，设配飨之坐，应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

国子博士王摛议：”《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执竞》云'祀武王'。此自周庙祭武王诗，弥知明堂无矣。“

佟之又议：”《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寻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经》所说，审是成王所行，则为严祖，何得云严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堂之乐歌。若如摛议，则此二篇，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又《国语》云'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云'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后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郑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故郑云'四时迎气于郊，祭一帝，还于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配'。明一宾不容两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则泛配文、武'。泛之为言，无的之辞。其礼既盛，故祖宗并配。“参议以佟之为允。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