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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子外是一个山坡，长满了枝干歪扭痉挛的苹果树。密密树林在山坡之上占据了一大块空间，山岭的曲线一直伸向远方。黄昏降临的时候，皎洁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特丽莎向外走去，久久地站在门槛上。一轮玉盘悬在尚未黑下来的夜空，看似人们早上忘记关掉了的一盏灯，一盏灵堂里的长明灯。

沿着山坡生长出来的弯弯苹果树，没有一棵离得了他们的扎根之地，正如无论是托马斯还是特丽莎都离不了他们的村庄。他们已经卖掉了小汽车、电视机、收音机，这样才从一位搬家进城的农民那里买来了一栋小小的房舍和花园。

对于他们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只有在乡村，人员才会出现经常的紧缺，居住设施才会富余宽松。去地里或树林里干活，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看你过去的政治表现，也没有人嫉妒你。

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甩掉了醺醺醉鬼对她的侵扰，还有在托马斯头发上留下隐名女人的下体气味。警察局不再来纠缠了。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与佩特林山上一幕混为一体，她很难说清那是真实还是梦境。（事实上那工程师是秘密警察雇佣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借一套房子用来幽会并且不再与同一个女人来往的男人，也并不少见。）

不管怎样，特丽莎高兴地感到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是单独？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单独”生活，意昧着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把他们的生活一刀两断。然而，他们还是生活在人们的陪伴之下，与这里的乡下人工作在一起，完全感到温暖如家。他们经常互相串串门。

他们那天在有俄国街名的矿泉区，碰到那位地方集体农庄主席。当时特丽莎在自己心中发现了一幅田园生活的图景。这幅图景来自她曾经读过而且至今记得的书本，或者来自她的先辈。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大家一起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常规：星期天的教堂礼拜，男人们得以避开自己婆娘的小酒店，星期六在小酒店厅堂里的乐队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

然而，当局管治下的乡村生活已不再具有往昔的模样了。教堂在附近的村庄里，没有人到那里去；小酒店变成了办公室，男人们找不到地方聚会和喝啤酒；青年人也没有地方跳舞。教堂庆典假日已被禁止，没有人关心非宗教的种种取代性活动。最近的电影院也在十五英里外的小镇上。这样，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劳累下来，他们只能把自己关在四壁之内，被散发出袭人寒气般怪昧的现代家具所环绕，呆呆地看一阵闪来闪去的电视。他们除了晚饭前顺路到某个邻居家扯一两句闲话以外，从不到别人家去做客。他们都梦想着搬进城去。这样的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趣味也没有。

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定居，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一个农民，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仅仅只是个耕地的劳动力，便无须再对什么家乡成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没有什么值得害怕。这种冷漠的结果，是农村保存了更多的自由和自治。集体农庄主席不是从外面派来的（象城里所有高层的经理那样），是村民们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来的。

人人都想离开，于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就成了一种例外的情况：是自觉自愿来的。村民们都想争得机会，以便去镇上东游西荡混上一个白天，特丽莎和托马斯却情愿呆在乡下，这样的话，不用多久，他们对村民们的了解，比村民们的互相了解还要多。

集体农庄主席成了他们真正的至交好友。他有一个老婆、四个孩于，一头喂得象狗一样的猪。猪的名字叫摩菲斯特，它是这个村庄的骄傲和主要兴趣焦点。它可以回答主人的召唤，总是很干净，有粉红色的皮肉，踏着四蹄大摇大摆，很象一个大腿粗壮的妇人踩在高跟鞋上。

卡列宁第一次看到摩菲斯特，十分惶惶不安，围着它嗅了好久。但他很快就与对方交上了朋友，友好之至，甚至爱它胜过爱村子里的狗类。确实，他对狗类除了蔑视外别无任何好感。这些狗总是被套在他们的狗舍里，老是傻头傻脑并且毫无目的地叫嚷不休。我平心而论，卡列宁极为欣赏自己与猪的友谊，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同类的价值。

主席很高兴帮助他以前的外科医生，尽管他同样处在发愁的时候，办不了更多的事。托马斯当上了小卡车司机，把农庄工人送到地里去，还拉点设备什么的。

集体农庄有四个大大的奶牛棚，还有一棚小母中，共四十头。特丽莎负责照管这些牛，每日两次把它们送到草场去。一些较近又较为容易进入的草场，都要被割得光秃秃的了，她只好超着中群到山地里去放牧，渐渐地越找越远，越跑越宽，一年下来，就把四周远远近近的牧场都跑了个遍。如同在她小镇的青春岁月里那样，她总是带着一本书，白日来到牧场上，便开始把它打开，读起来。

卡列宁总是陪着她，见到小奶牛活泼得过分，或者试图摆脱人的控制，它就学会了猪搞叫，显然把这一切于得有滋有昧。他毫无疑义是他们三个中间最快活的一个。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时钟掌管者的地位，以至如此受到尊敬。乡村生活中无即兴可言，特丽莎和托马斯的衣食起居都越来越按部就班，接近他的时间表。

一天午饭后（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小时的闲暇），他们带上卡列宁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散步。“我不喜欢他跑起来的样子。”特丽莎说。

卡列宁的一条后腿有点跛。托马斯弯腰细心查看了一番，发现在跗关节附近有一处小小的伤口。

第二天，他把卡列宁置于卡车驾驶座前，顺路带他去相邻的一个村庄，找一位本地的兽医。一个星期后，他又去看了一次兽医，回家时来了一个消息：卡列宁得了癌症。

托马斯花了三天时间，加上兽医的帮忙，给他动了手术。托马斯带他国家时，他还没有完全解除麻醉。他睁着眼，呜咽着，躺在他们床边的小毯子上，剃得光光的一只大腿上，切口和缝合的六针令人心痛地明显可见。

最后，他试图站起来。他失败了。

特丽莎一阵恐慌，担心他再也不能走路。

“不要着急，”托马斯说，“他还在麻醉之中。”

她试着把他抱起来，但被他咬了一口。这是他第—次咬她。

“他认不出你，”托马斯说，“他不知道你是淮。”

他们把他抱到床上，没过多久，他和他们一样睡着了。

凌晨三点钟，他突然把他们弄醒，播着尾巴爬到他们身上，一个劲地贴上来蹭着，怎么也不满足。

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们弄起来！往常他总是等着他们中间的一个醒来，然后才敢于往他们身上跳的。

现在还是深夜，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地突然来了。谁能说出他在康复的路途上走了多远？谁知道他正在同什么幽灵搏斗？他正在家里，同他亲爱的朋友在一起，他似乎正强迫他们来分享一种极度的欢欣，一种回归和再生的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