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了百了，不就没麻烦了吗！为什么要冒同须下公司闹翻的风险？”斯特林看着梅森大夫。

梅森大夫清了一下嗓子。“从我的角度讲，”他说，“我不想鲁莽行事。

这孩子对于我布置给他的任务很在行。今天早上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他已经让整整一代老鼠接受了糖蛋白注射。此外，他还给我看了他正在培养的结晶，说只要一个星期就会取得成果。没有人能取得如此进展。我现在是左右为难。按协定，我们现在必须向须下公司提供一种产品，否则他们就要中断资助，这个威胁对我来说更加迫在眉睫。”“换句话说，你认为即使要冒风险我们也需要留住那个捣蛋鬼，”里士满女士说。

“我不会用你那种措辞，”梅森大夫说。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须下公司向他们解释清楚？”里士满女士说。

“那样是不可取的，”斯特林说。“日本人喜欢用间接接触办法来避免正面对抗。他们不会理解这种直截了当的办法。用这种开门见山的办法只会增加猜疑，而不是消除。”“实际上，我已把这种意思向弘熙暗示过，”梅森大夫说。“可是他们仍然一意孤行，自己派人去调查墨菲先生。”“龙鲍尔先生，你怎样看这个小伙子呢？”里士满女士问。“他是间谍吗？这是他来这里的原因吗？”“不，”斯特林说。“他根本不是个间谍。他只是对你们在治疗成神经管细胞瘤方面的成就感兴趣，而且仅仅是学术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商业方面的兴趣。”“他毫不掩盖对于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的兴趣，”梅森大夫说。

“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当我告诉他不让他参加这个项目时，他显得很失望。

如果他是间谍的话，决不会把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我完全同意，”斯特林说。

“那怎么办呢？”里士满女士问。

“斯特林会监视整个情况，”梅森大夫说。“他会每天向我们报告事件的发展。

只要墨菲先生对我们有用，他会保护他，不让日本人插手。如果斯特林发现他是间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他打发回波士顿去。”“一个高价保姆，”里士满女士说。

斯特林笑呵呵地点头表示同意。“3 月的迈阿密气候宜人，”他说。“尤其是住在大海湾宾馆。”梅森大夫的内部电话响了，帕蒂报告哈里斯到了。梅森大夫向斯特林道谢，送他出办公室。梅森大夫不得不同意里士满女士的评论：斯特林是个高价保姆。但是，梅森大夫坚信钱是花得值得的，还得感谢霍华德·佩斯使他付得起这笔钱。

哈里斯站在帕蒂的办公桌旁，为了礼貌起见，梅森大夫把哈里斯介绍给斯特林。

他让哈里斯先去他的办公室，然后再次向斯特林表示感谢，并请随时保持联系。

梅森大夫回到办公室，看到哈里斯笔直站在房间中间。“放松一些，”梅森大夫说着绕到办公桌后，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是，先生，”哈里斯回答得干脆利落。他仍然不动。“天哪，请坐下！”梅森大夫注意到对方仍站着时说。哈里斯坐了下来。

“我想你已经听到又一个乳房癌病人几乎死去，”梅森大夫说。“实际上跟死也没什么两样。”“是，先生，”哈里斯简明扼要地回答。

梅森大夫有些生气地看着他的保安主任。他一方面欣赏哈里斯的职业本能，另一方面又讨厌他的军人作风。这同一个医学机构格格不入。但是他从来没有责怪过他，因为在这些乳房癌病人意外死亡以前，保安方面没出过问题。

“我们以前就告诉过你，”梅森大夫说，“我们认为一定是某个疯子的所作所为。现在已变得令人难以容忍，必须立即制止。我早就要你把破这件案子作为头等大事。你发现什么线索了没有？”“我向你保证，我一直全力以赴在处理这个问题，”

哈里斯说。“按照你的忠告，我对几乎所有专业人员进行了背景调查。我已经同几百个单位联系过，但至今没发现任何疑点。我现在准备把调查扩大到有机会接触这些病人的非专业人员身上。我们试图在暗中监控乳房癌病人，但病人太多，我们人手太少。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在所有病房安装保安摄像机。”“也许应该在所有乳房癌病房内装摄像机，”里士满女士说。

“费用相当大，”哈里斯提醒道。“不仅要考虑器材和安装费用，还要考虑增加人手观察，增加的监测荧屏。”“如果你需要增加人手，告诉我，”梅森大夫说。

“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此类事件。”“我明白了，先生，”哈里斯说。但是他不需要帮手。他要自己来破案，因为这已涉及到他的声誉。任何疯子别想在他面前逞能。

“昨天晚上招待所遭袭击一事怎么样了？”里士满女士问。“我招聘护理人员越来越困难了。我们不能让女护士在我们的招待所遭人袭击。”“招待所在安全方面出问题，这是第一次，”哈里斯说。

“也许我们需要在晚上派保安人员去那里值班，”里士满女士建议道。

“我很愿意提交一份费用预测报告，”哈里斯说。

“我认为病人问题更重要，”梅森大夫说。“目前你们不要分散精力。”“是，先生”，哈里斯说。

梅森大夫朝里士满女士看了一眼。“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里士满女士摇了摇头。

梅森大夫回过头来看着哈里斯。“全靠你了，”他说。

“是，先生，”哈里斯说着作了个立正姿势。他条件反射似的要举手行军礼，一想不对，马上把手放下。

“真了不起！”肖恩高声赞叹。他坐在硕大无比的实验室中央有玻璃屏障的办公室内，33份病历卡影印件摊在面前。他选择这个地方阅读病历卡有其特殊理由，万一看到有人进来，他有足够时间把这些影印材料藏到一个空抽屉里。

肖恩觉得了不起的是治疗成神经管细胞瘤的数据。福布斯癌症中心在过去两年取得百分之百缓解的成就，而在前八年死亡率达百分之百，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肖恩觉得这是他到福布斯后第一个正常的上午。没有人来打扰他，他没有见到弘熙和其他研究人员。他一上班先到动物房给老鼠注射，顺便把藏在那里的病历卡影印件取出，带到办公室。然后，他搞他的结晶试验，培养出一些结晶，足以使梅森大夫高兴一二个星期。他甚至把中心主任请来看他的成果。肖恩知道这给梅森大夫留下了好印象。现在，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打拢，就一头钻进他的办公室，进一步研究这些病历卡。

他首先把全部病历卡浏览一遍，获得一个总的印象。然后他再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他发现大多数病人是人到中年的白人，这个年龄段不是典型的患成神经管细胞瘤的年龄。肖恩估计出现这种不寻常现象可能出于经济原因。福布斯医院收费昂贵，不是一般病人能够承受的。他还注意到这些病人都是从全国各大城市转来的。

匆忙作结论性概括总是危险的，肖恩发现有一个病人来自佛罗里达西南部一个小镇：那不勒斯。他在地图上看到过这个城镇，是佛罗里达西海岸最南端的一个小镇。病人的名字叫马尔科姆·贝顿科特。肖恩把他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记下来，以便有机会时找他谈谈。

关于治疗方法，肖恩注意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使用标有代号的药的剂量和次数基本上一样，只是根据病人体重略作调整。所有这些病人都住院一个星期左右，出院后来门诊复查的时间从两星期一次、四星期一次、两个月一次、半年一次，一直延长到每年一次。33个病人中已有13人达到每年复查一次的阶段。

肖恩知道起码花一个星期时间才能消化这些宝贵资料。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他拿起听筒，想不到是珍妮特打来的。

“我把药搞到了，”她尽量说得简短。

“太妙了！”肖恩说。

“你能到餐厅碰头吗？”她问。

“当然可以，”肖恩说。他从珍妮特的话音里听得出她很紧张，一定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见面时再告诉你，”珍妮特说。“你现在能离开吗？”

“我五分钟就到餐厅，”肖恩说。

肖恩把病历卡藏好，乘电梯下去，跨过人行天桥进入医院。他到餐厅时看到珍妮特已坐在里面，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她看上去满脸愁云。肖恩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

“出什么事了？”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