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工作和学习，我也喜欢假日，我差不多把全部宝贵的休息时间（这个时间常常被占用），用到了阅读和欣赏（电影与演出）上。

作为一名青年工作者，我享有一个方便：常常获得各种文艺演出的赠票。还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我就看过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爱国者》，表现一个女革命家，如何在酷刑之下坚贞不屈。女演员的嗓子沙沙的，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刑讯的场面是通过投影表现的，惊心动魄。演出前廖承志同志前去中央团校讲课，还特别提到这出戏，当时，廖是“青艺”的院长，全国青联的主席。

我也看了两个版本的歌剧《刘胡兰》，和歌剧《白毛女》《赤叶河》和《血泪仇》。看完这些歌剧，我们的同伴，团区委的这些人，连喊带叫，兴奋得要命，充满阶级义愤，恨不得亲手把黄世仁毙掉。我在东单铁道部礼堂看《赤叶河》时，旁边坐着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他的口里发出了浓重的蒜气，我拼命抑制住自己的不适，努力说服自己，他的口气虽然不算清新，然而，他是我们的阶级弟兄，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我面临的考验就是，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嫌弃人家的蒜味呢，还是以无产阶级的情感来爱自己的阶级弟兄呢？我当然选择了后者。

我喜欢《刘胡兰》的旋律的晋剧味道与《白毛女》的河北梆子味道。“刀杀我，斧砍我，你不该这样糟蹋我……”一曲昂扬，二曲血泪，三曲绕梁，革命天生地与人民的文艺相亲。中国民歌民乐地方戏曲的忧愤、压抑、痛苦、火热、大喊大叫，天生与革命相亲，叫做一拍即合，绝了！

“洋（意大利）歌剧”也同样感动青春。我深深地为张权与李光曦演出的《茶花女》而激动，为饮酒歌而神彩飞扬，为薇奥列塔与阿尔佛雷德最后的二重唱而悲痛愤怒，在女主人公死前，他们唱道：“让我们离开这万恶的世界，去到那遥远的地方……”，我想告诉他们，“让我们摧毁万恶的旧世界，缔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吧。”

普契尼与威尔第的艺术，也修建了通向革命的大路！

我也在春节前后看过小白玉霜的评剧《小女婿》与李桂云的河北梆子《陈妙常》。前者内容虽然浅白，唱得却是甜美温柔，深情动人。我至今能学两口：“鸟噢入呜林，鸡上窝喔喔噢，，黑嘿了啊噢天安嗯……”后者我更喜欢的是音乐，是伴奏的笛子，也是表演。而不论深也罢浅也罢，戏里弥漫着的仍然进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得不到幸福生活的悲哀。

那时候当然没有其他手段，然而仅仅从电子管收音机里，我也听遍了各地民歌与接近民歌的创作歌曲。共产党来了，我才知道中国各地有这样多精彩的民歌民乐，而国民党与日本时期，北京的空气里震响着的只有流行歌曲，靡靡之音。共产党能不胜吗？东北的《五更小调》《王二嫂拜年》，西北的《十二把镰刀》《信天游》《在那遥远的地方》，云南的《小河淌水》《猜调》，山西的《绣金扁》《兰花花》，新疆的《迎春舞曲》《新疆好》，内蒙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西藏的《藏族人民歌唱解放军》。我特别得意的是，一听《兰花花》我就觉得不凡，“你要是死来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词与调，这就是革命的火焰。一个同事听到这里说：“这个浪丫头！”我感到了太多的亵渎。我不喜欢。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文学与艺术，歌曲与音乐都包含了太多的神圣，它不能容忍“凡人”的说三道四，甚至讨厌幽默。年轻人容易做到伤感和激情，却还太娇嫩，容不下幽默感。

还有一个是内蒙的歌手宝音得力格，她的长调我根本听不出是唱什么，但是我断定，她唱得太好了。

不久，《兰花花》大红大紫，苏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尼基丁在独唱中也用中文演唱了《兰花花》。而宝音得力格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大奖。我不能不肯定自己，是有听力有耳朵的。

我有一两次是自己云买票看中央歌舞团的演出，他们表演的红绸舞十分动人。

我更有幸看了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演出。乌兰诺娃的芭蕾。卓娅、米哈依洛夫、尼基丁、哈丽玛·纳赛洛娃（哈萨克）、塔玛拉·哈侬（乌兹别克）、拉西德·培布托夫（阿赛尔拜疆），都令我叹为听止。尤其是米哈依洛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深沉压抑。我相信这个歌加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的纤夫》也是十月革命的精神资源之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太强烈太悲愤了，它必然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

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华丽柔软，略嫌奶油。哈萨克歌手哈丽玛唱的《哈萨克圆舞曲》，开阔明亮，回肠荡气。她的融笑于歌，令我倾倒。阿赛尔拜疆的拉西德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卖布谣》，表现力十分丰富，摄人魂魄。

我深信，艺术是生活的真味，是生活的升华，是生活的动力，是幸福的源泉，是精神的攀升，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生活应该通向艺术，只有通向艺术的生活才是值得的生活，才是新社会新人的生活。

这样，我也就对那些过于缺少艺术细胞的人感到遗憾，甚至对他们有所轻视，至少是有所疏离。这种对艺术的痴迷此后也令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何况我还在收音机里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莫扎特，也听刘天华与瞎子阿炳。我知道人本来可以多么深情，多么文明，多么丰富，多么灿烂。而现实是……我想起了契诃夫的戏剧里人物的一句话：“多么野蛮的生活啊。”

我喜欢鲍罗金的管弦乐《中亚细亚的草原》,喜欢那种悠长与缠绵，无垠与眷恋的交织。我喜欢李姆斯基·哥萨柯夫的《谢赫拉萨达》组曲，即《一千零一夜》，它堪称华美流畅。我也爱唱格林卡的歌《北方的星》与德沃夏克的歌《母亲教我的歌》。所有的好的艺术成果都直入我心，深入我魂。我在团区委书记刘力邦的家里听过郭兰英的歌唱唱片，她的多情和纯正的声音同样令我陶醉流连。黄虹的《小河淌水》与《猜调》也给我以极大的喜悦。

我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放到阅读上了。我喜欢读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我知道他确有写得匆忙和粗糙的地方，但是毕竟他有宏大的格局，鸟瞰的眼光，浪漫的色彩，缤纷的回忆与无限的情思。以爱伦堡的处境和经历，他的情思真是难得！我至今记得他写到的游击队的歌词：

快点打口哨，

同志，

是战斗的时候了。

我现在已经看不出这词有什么好处，但是当时这三句词也令我热泪如注。

《暴风雨》以后写到二战后的保卫和平运动，他的新书叫做《九级浪》，也算“与生活同步”。我记得他写到的法国的贪吃的闲散的主人公，他每次正餐，都给战争中牺牲的家人留下座位，惊心动魄。

我喜欢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的笔触细腻生动，精当神奇。我从中开始感受到了爱情，感受到了人生，感受到了交际、接触、魅力与神秘，更感受到了文学的精雕细刻的匠心与力量。安娜与渥伦斯基的见面，列文与吉提的滑冰，安娜儿子阿廖莎的生日，一次次舞会晚会，安娜的梦与死，都使我体会到了真正的不朽。

我用更舒适更贴近的心情读屠格涅夫。丽尼的译本优雅已极。《贵族之家》的丽莎后来作了修女。《前夜》里的叶卡杰琳娜鼓舞了保加利亚的革命者。《前夜》给人一种特别饱满的艺术享受。

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令我震惊，他的行文像是大河滚滚，浊浪排空，你怎么难受他怎么写，他亲手摧毁你的（阅读中的）一切希望一切心愿，他让你绝望让你疯狂，他该有多么痛苦！

1952年的深秋与初冬的夜晚我在阅读巴尔扎克中度过。我佩服与感动的是描写的准确性，一切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人生有太多的精彩，而一切精彩只有在成为文学作品之后才能流传下去，比生命更光辉，比生命更永久。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伤逝》是一首长长的散文诗。《孤独者》与《在酒楼上》字字血泪。我尤其喜欢他的《野草》，喜欢《秋夜》《风筝》与《好的故事》，还有《雪》：“那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于是我也变得冷峻和忧愤起来，对茫茫人世，对麻木与冷漠者，对毫无恶意却每每做出伤害他人的事的人——如《祝福》中给祥林嫂讲死后对于再嫁者的惩罚的杨嫂——鲁迅最善于写这种浑仔愚妇，我感到巨大的失落。

我同时愈来愈喜爱契柯夫，他的忧郁，他的深思，他的叹息，他的双眼里含着的泪，叫我神魂颠倒。我也特别喜欢汝龙的翻译，顺溜而且文雅，含蓄而且深沉，字字句句都深入我心，发芽生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列斯里指导了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万尼亚舅舅》，我找来了焦菊隐译自英语版的《契诃夫戏剧集》，《海鸥》《三姊妹》《凡尼亚舅舅》《樱桃园》，它们使我迷狂。日常的生活，风景，烦闷，失望与不断破碎着的幻梦，怎么让契诃夫看似毫不费力地一鼓捣，就成了那样动人的戏剧。那是充溢着人生的况味，人的气息，大自然的形体与生命的无限苦恼的戏，那些戏里的对白，更是诗一样的散文，这正是我的最爱我的寻觅。我背诵着这些戏剧里的台词，万尼亚说的“大雨过去了……”，索尼亚说的“我们会有休息的……”《樱桃园》的结尾处作者对于效果的说明，天外传来的奇特的声音，斧子落到樱桃树上，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些人就这样毁灭了，然而塔妮娅梦想着新的生活，虽然没有人知道新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些，读来如得天启，如醍醐贯顶，如脱胎换骨，如五内俱洗，如灵魂升扬……我感到的是一种战栗，一种新生，一种解脱和一种恐惧。

为了购买《万尼亚舅舅》的门票，我不惜时间去排队。我还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剧场实况节目的编辑写信，要求播送。我得到了回信告诉了我播送的时间，但到时并未播送，不知其原由。

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古往今来，再不会有人写出这样的精神世界来了。纯净深邃的奥列格、幽谷百合般的邬丽娅、野性神勇的邱列宁、尤其是火一样花一样的刘芭……有这样的青年的国家只能是苏联，只能是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国家。

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狂想也想不出这样美丽的精神世界。

我相信，文学提升了人生，文学使男人英武而使女人美丽，文学使生活鲜艳而使战斗豪迈，文学使思想丰富使情感深邃使话语与岁月迷人，文学使天与地，月与星，鸟与兽，花与草，使金木水火土都洋溢着生命。文学与革命都追求献身，追求完美，追求圣洁，追求爱恋和永恒，文学是多么光辉的事业！

反过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某些作品，写合作化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合作化，写扫盲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扫盲，写养猪人物心里就只有养猪，把人奶让给猪吃。我们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单打一，干巴巴呢？

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文学与艺术，对于我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不仅仅是娱乐的方式，接受它们的时候，我的投入我的激动我的沉浸，使它们成为我的年轻的生命的价值追求，价值标准，价值情愫。美好，诗意，才华，深情，感动，凝思，升华和永恒，不仅是年轻的王蒙的接受美学，而且成为王蒙的准宗教：理想，追求，活着的终极滋味，人生目标，人生哲学，价值光辉。我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因为它们比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美好得多诗意得多动人得多。我喜欢青年人喜欢真诚的人性情中人，因为他们会与我一样地倾心于艺术，倾心于精神世界的升华。我与某些人某些作法某些言语格格不入，因为它们会破坏会麻痹我心目中的艺术的光环。有些事我很起劲很热衷，因为它引起我的诗意的想像。有些事我开始厌倦开始推托应付，因为它太没有浪漫的创意。文学使我更加热爱生活与事业，热爱与自己情投意合的朋友，文学又使我开始冷淡直到厌倦太普通太实际太缺少创造的浪漫与风险的日常生活。在文学与生活的比赛中，我常常让文学得冠军——而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幼稚与浮浅。年轻的王蒙这样一个心眼儿于艺术，又摆脱不了二十郎当岁的幼稚与浮浅，难免不毁了他自己。

几十年后我读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他以法国画家高更为模特儿，写一个居法的英国人，一个有良好职业与稳定收入的证券经纪人，在壮年时突然迷上了艺术。他的妻子大悲大怒，大意是，他的妻子认定，如果是有了外遇，她的对手是另一个女人，她完全有可能战胜一个同类。然而，一旦耽于艺术，她的对手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疯狂，十匹马拉不动他回头，他已经无可救药。他的妻子并且委托她的私人侦探，对外发布消息说丈夫是带着一个女人跑掉的，因为这会比为了艺术而出走正常与正当得多，她的面子会好看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