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一 切，笔者坦率承认，他也相当激动，在坐到自己汽车的方向盘前时勉强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两三滴眼泪。为了不至于过分伤感，他驱车直驶波加科夫的住处，在令人 愉快的情况下把他见到了:在一个上有玻璃屋顶的平台上，他坐在轮椅里，身上裹着毛毯，目光将一大片园圃区越过，沉思地注视着两条铁路的交点，两条铁路之间 勉强容下了一个碎石坑、一个苗圃和一个废料场。在这附近还有一个意料不到的网球场，在褪了色的红土地上还有一个个积水坑，几架星式战斗机在天空中飞过，从 一条迂回岔道上传来汽车噪音，在小菜园之间的道路上孩子们用空牛奶罐头玩曲棍球。波加科夫独自坐在平台上，心情也很悲伤，没有用他的吸烟架，不接受递给他 的香烟，抓住笔者的手腕，似乎想给笔者号脉。

“我丢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在那里了。我的儿子要是能躲过七灾八难，和您的岁数大 概差不多。我的拉夫里克一九四四年时十九岁，他们肯定把他抓走了———谁知道送到哪里去了，———有时我想回去，死在那里，不管什么地方———我的拉丽 莎，她是否还在人世？是我对不起她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他们把我们送到埃尔夫特前线挖战壕、掩体和炮兵阵地时，我遇到了一次机会:那是我四年之后第一 次抓住了一个女人，与她同宿———当时我们躺在一个黑洞洞的谷仓里，俄国人和德国人，俘虏、士兵、女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我说不上她有多大年纪 ———嗯，她并没有反抗，只是事后掉了几滴眼泪，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人都不习惯，在那种黑暗中，在谁也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归宿的荒谬情况下，干这种可说是通 奸的勾当吧———我们在干草和甜菜中间躺着，那是一个真正的富足的富家村庄———格罗斯比勒斯海姆，天啊，我们俩都哭了，我也哭了———不如说是在恐惧、 黑暗和垃圾中爬到一起的，在我们的脚上全是泥，也许她把我当成德国人或美国人了。因为当时也有几名冻得半死的受伤的年轻美国人躺在那里，有人本来送他们上 野战医院或某个集合地点去，但此人很可能开了小差，扔他们在那里不管了。这些美国兵只会说什么‘操他妈的战争’，‘操他妈的将军们’，‘狗屁他妈的许特根 森林’———这并不是易北河会师，而是在埃尔夫特这样一条吐口唾沫就可以吐到对岸的小河边上，建立埃尔夫特防线，在莱茵河和西部边界之间———那儿一个十 岁男孩能把尿尿到对岸。嗯，我常常想念着这个向我敞开心怀的女人———我摸过她的脸蛋和又密又滑的头发。我甚至不知道头发是金色还是褐色，不知道她是三十 岁还是五十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是在黑暗中到达那儿的，又是在黑暗中离开那儿的———我只看见了一些大农场，有人在火堆上煎煮什么东西，有 士兵，那些冻得要死的美国人和我们夹在他们当中，波利斯也在，莱尼就像童话中那个有七双铁鞋和七根节杖的少女一样跟着他。这个美丽的童话我想您一定知道。 黑暗，脚上的泥，甜菜，她的头发，女人的脸蛋，她的眼泪———还有，是啊，她的怀抱。她叫玛丽或保拉或卡塔琳娜，但愿她永远不会想到她的丈夫了，或向某个 神父低声忏悔这件事。来吧，老弟，把你的手给我———很好，摸一个人的脉搏。黄瓜迷和列宁格勒的厌世的俄国人一起看电影去了，他们去看了一部有关库尔斯克 战役的苏联影片。我没意见。我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就被德国人俘虏了，老弟，在某一次狗屁包围战中，在基洛夫格勒附近———当时这个城市反正还这么叫，它今天 叫什么谁知道？你当然知道他们对基洛夫是怎么做的———基洛夫是我的人，是我们的人———得啦，他不在了。

当你们德国人的俘 虏，那可不是非常受用的事的，老弟，如果，你对我说，当我们的俘虏也不受用，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的人和德国俘虏一样糟糕———我们越过田野，穿过村庄，渴 得嗓子冒烟儿———只要看到一口井或一条小溪，我们就渴得直舔着嘴唇，根本不想吃东西———五千人挤在一个集体农庄的牲口院里，在露天下，一直很渴。老百 姓即我们自己人想给我们送点吃的喝的，我们却根本没法接近———哨兵会二话不说地向他们开枪———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向老百姓走去，机枪一扫射，老弟，他就 完蛋了。有一名妇女打发了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给我们送面包和牛奶，一个地地道道的、可爱的小娜塔莎———她准是想，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手拎着一罐 牛奶，一手拿着面包，对她他们是不会怎么样的，可是不然———机枪扫射———我们的小娜塔莎像别的人一样死了，洒了一地牛奶、啤酒和面包。就这样，我们从 塔尔诺夫卡走到乌曼，从乌曼走到伊凡-戈拉，从伊凡-戈拉走到盖辛，从盖辛走到文尼扎，第六天接着前往什麦林卡，前往拉科沃，这地方在普罗库罗夫附近；每 天吃两顿豌豆清汤———开伙时干脆把汤锅往人群中一放，那儿有两三万人，于是大家就一拥而上———我们空着手从锅里舀汤，要是能抢到手，就像狗一样舔着吃 ———几块半生不熟的甜菜、卷心菜或土豆有时是能捞到了，吃下去就胃痛，拉痢疾———倒在路旁就一命呜呼了。我们在那儿待到将近一九四二年三月，有时一天 要死八九百人————经常又打又骂，又骂又打，有时朝人群开枪—既然他们没有东西或者据说没有东西给我们吃，那他们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送东西给我们呢？后 来，我在柯尼斯堡一家克虏伯履带厂劳动———夜班十一小时，白班十二小时———我们在厕所里睡觉，运气好的能找到个狗窝，地方虽然小，但至少是一人独住。 最糟的是生病或被认为磨洋工———磨洋工的人被送交党卫队———你要是生病不能再干活，就只有进大野战医院，实际上这种医院都是伪装成医院的死亡营、灭绝 营，住院人数四倍于其收容量，脏得要命，每人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两升稀菜汤:绝大部分是代用面粉做的代用面包，而代用面粉只不过是没有 完全剁碎的干草麦秸，木质纤维其中还有———那些秕糠、草料刺激人的肠胃，毫无营养可言，而叫人有计划地营养不良———外加不断的打骂，老是用棍子抽打。 连草料后来显然也太可惜了，便用锯末代替。面包有三分之二的成份是锯末，稀菜汤的原料是烂土豆，掺入种种泔脚，外加老鼠屎作香料———一天有时要死百把 人。要想活着出来几乎不可能，你得是命运的宠儿。我可以说是个幸运儿，我干脆不再吃那玩意儿，肚子虽然饿，但起码没有生病。我一看就明白，那是一种把人毒 死的东西———我宁可回到克虏伯先生的工厂去将履带装配。现在你可想而知，到一个城市去收尸和清除废墟是一件多么好的美差，为什么波利斯在我们眼中就像童 话中的王子，最后会登上王位了。他从未学过园艺，却能到一家花圃去扎花圈，每天早晚有专人接送，不挨打，甚至还有人送东西给他，并且———除了我，知道的 确实没有———甚至还有人爱，他也爱人家。这真是天之骄子啊!我们呢，我们并非天之骄子，但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虽然我们没有资格触摸和搬运德国人的尸 体，这不行，但可以把街上的瓦砾铲到车上，抢修铁路，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清除瓦砾时有时会遇到:俄国人的手、俄国人使的铁锹，碰上一具死尸，就免不了要休 息一下，不该得到的运气———直至尸体被运走，而波利斯则是在什么地方为这些尸体扎花圈，挑选缎带，准备鲜花。瓦砾堆里有时有打烂的橱柜酒柜，有时里面还 有有用的东西。当然也有侥幸交上好运的时候，你找到吃的东西，又没有被哨兵看见；有的日子会交三倍的好运；找到吃的东西，哨兵没有看见，又没有被搜身。谁 要是被抓住，就要倒霉了:就连那德国人都不准塞东西进自己腰包，要是俄国人把东西，把什么东西塞进自己腰包———嘿，下场就会像加弗里尔奥西波维奇和阿列 克赛伊凡诺维奇一样，被交给党卫队处置，那就“砰砰”几枪完事。最好当然是一找到什么就把它吃掉，嚼东西时得小心，虽然并没有禁止干活时吃东西，因为这样 的规定是根本用不着。像我们这种人怎么会有东西吃呢？那一定是偷来的。我们营的少校司令官还不错，我们如果被告发，他只是关我们禁闭，只有当上士班长坚持 要把人送交党卫队时他才这样做，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坚持要求让我们至少不折不扣地领到我们的定量配给。我有一次，在被搜身时亲耳听到他在同某个上级机关打 电话，同什么人争论:是不是我们的活儿值得一提？这活儿如果值得一提，我们每天就可以领到大约三百二十克面包、二十二克肉、三十二克白糖、十八点五克油 脂；干的活儿如果不值一得，就只有十五克油脂和肉、二百二十五面包、二十一克左右白糖———为使我们的活儿被承认是值得一提的，他同柏林或杜塞尔多夫的什 么人争得很凶。毕竟，我的好朋友，毕竟———这关系到多领或少领一百克面包、三点五克油脂、七克肉和十一克白糖———这个少校很厉害，他比普通人少一条胳 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那一次我被带他那里去搜查时，他气得咆哮如雷，后来倒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十二个人的命。在大轰炸中，溜了三十个 人，钻进瓦砾堆或向西去投奔美国人，领头的就是我们那位不屈不挠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他们的消息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了。我们，包括兴致勃勃地等着去花 圃的波利斯在内，那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我们的全部哨兵团结一致地开了小差；岗哨没有了，看守室的门敞开着，铁栅门敞开着，只有铁丝网还在———当时我们 看到的情景就像现在坐在这个平台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铁轨，园圃小屋，碎石场，废料场———这样我们便获得了自由，老实说，这种感觉真叫人难受。要自由干什 么？又往何处去自由了？一个获得自由的苏联战俘随便乱跑可性命难保啊———哨兵队所干的并不是正式结束战争，而只是个人结束战争，他们说不定还抓住了他们 中间的几个，把他们吊死或枪毙了吧。决定向老营报告情况是我们商量的结果，要是这位少校没有同样开小差，他一定会帮助我们重新脱离在这种时候极不相宜并有 生命危险的自由———干脆一走了之，路上碰到巡逻队，落到警犬手里，那可是胡来；把人看管关押起来审判，那是相当麻烦的，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可以摆脱他 们:把他们枪毙。我们可不想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这你也许会理解。我们那时已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声，这倒有些像是真正的自由———可是就这样取得自由，我们觉 得太冒险。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行动是经过周密准备的，地图和食品他准备好了，还有通过他的喽口罗或秘密通信地点得来的几个接头地址，他们分批走，然后在靠 近荷兰边界的海因斯贝格会合，再动身去阿纳姆。好吧!可是我们却由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种自由有五人有胆量享用了，他们收拾好个人 的衣服什物，略微换一下装，穿过铁路走了。他们扛着铁锹和十字镐，装成了将出工的样子，这个主意不坏。可我们剩下的七个人都害怕，波利斯当然不愿离开他的 莱尼，但没有他的保姆科尔布陪同当然不能一个人去，于是他马上去打了电话。他打通了花圃的电话，发出了警报。那个姑娘，半小时后骑着自行车来了，站在内格 拉特和维尔德斯多夫街路口等着。波利斯接着，又打电话给老营报告说，我们的看守都不见了。不到半小时，这位独臂独腿独眼的少校带着几名士兵乘坐他的小汽车 赶来了。他先是一声不吭地穿过了营房，他的假腿很合适、非常棒，甚至能骑自行车———然后进看守室看了看，再出来向波利斯详细询问了半天，向他表示感谢， 同他真诚地握手，目光正视，一派德意志风度，并不像听上去可能很可笑那样。真见鬼，那是在美国人进城前十四天，这个少校做什么呢？他叫我们迎上前去!去埃 尔夫特前线，美国人那时已到达那里。他对波利斯说:‘科尔托夫斯基，我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您在花圃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看见那个姑娘曾和汽车司机交谈， 她肯定已从司机口中得知现在要去的地方。我还清楚地看到，她怀着孩子，快要瓜熟蒂落了，我产生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二十分钟后就乘卡车出发了，先到大比莱斯 海姆，再到大费尔尼希，接着又连夜前往巴尔克豪森。我们到达弗蒂辛的时候又是夜里，这时只剩下了波利斯和我两个人，其他人明白了少校的意思，在夜间爬过甜 菜田跑到美国人那边去了。而我们的王子则被他的妃子将德国军服套上，缠上绷带并涂上鸡血，被带到陵园去了。至于我，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在夜里我一个人 回到城里。二月底，我回到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曾有一年之久我在这座城市里清除废墟，挖掘尸体，将讥笑和辱骂挨过了，有时，岗哨不注意或不想注意时有人路 过，丢给我一个香烟屁股或一整支香烟，有时丢一个苹果或一块面包———我回到了这座城市，躲在一幢被炸毁的别墅的地下室里，地下室半边已倒榻，倾斜的天花 板变成我的屋顶，我就在这个藏身之处呆着等待。我身上带着从农民家里偷来的面包和鸡蛋，渴了就喝洗衣间里地上的积水，我白天捡木头，硬木地板，这种木头很 好烧。我在被砸碎的家具堆里东翻西找，最后找到了烟抽:六支高级大雪茄，装在一个道地的资本家用的皮雪茄烟盒里，盒子上印有‘卢塞恩，1919年’字样。 这只盒子今天我还留着，我可以拿给你看。六支资本家式的高级大雪茄，如果你不太挥霍的话，这就相当于三十六支相当不错的香烟了；如果你再有火柴，那就是一 大笔钱哪。我不仅有火柴，还有卷烟纸，那是一本费尔尼希出版的薄纸祈祷书，有五百页，在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一八七八年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初领圣体 ———不用说，我在卷烟前先读一遍每一页上的那几句话:‘扪心自问，在思想言行上你是否冒犯过上帝？啊，天父，我有罪过，我对上天和你罪孽深重，我就像失 群的迷路羊羔，你的儿女是不配称的。’在这张可怜的纸片付之一炬之前，我对它至少得这样做吧。我待在那里，身上裹着从周围捡来的破破烂烂的和未损坏的布 料:窗帘和破台布、衬裙和破地毯，夜晚用硬木地板烧一小堆火取暖———我就在那里经历了二日那一天，那真是天崩地裂、十八层地狱，世界末日。我现在要说我 未对任何人并且也未对自己说过的话:我爱上了这个城市，爱上了我吃过的尘土，爱上了它那震动的大地，爱上了倒塌的教堂尘塔，爱上了后来天寒地冻时和我睡在 一起的那个女人了。我已离不开这个城市了。希望我的拉夫利克和拉丽莎原谅我这样做，希望她原谅。我在这本祈祷书上读到一段话:‘是否你在神圣的婚姻生活中 循规蹈矩？你在思想言行上是否有过出轨的地方？想同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或单身男女造孽的念头你有过吗———哪怕并未见诸行动？’全都是向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 提出的问题，但愿她能回答‘没有’，而我却必须回答一声‘有过’。在动手撕祈祷书卷香烟之前，内心感到必须先仔仔细细读每一页，这也许是进入祈祷的最好办 法。好啦，把你的手伸给我，不要说话。”(笔者完全搞糊涂了，把手伸给他，发现他也有T和W，感到S，而且十拿九稳还有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