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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机关里斗争会结束他才回到房里，和他同住一间屋的同事老谭已经由红卫兵关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隔离审查回不来了。他锁上房门，掀开窗帘一角，见院里邻居家灯光全熄了；放下帘子，再仔细查看窗户别漏一点缝隙，这才打开煤炉。旁边放上个水桶，开始烧他那一叠叠的稿子，还有工堆日记和笔记，自他上大学以来大大小小有好几十本。炉膛很小，得几页几页拆开，等焦黑的纸片燃透成为白灰，再铲进水桶里，和成泥，不容一点没烧尽的黑纸屑飘留在外。
有一张他儿时和父母合影的旧照片，从日记本里掉出来。他父亲穿的西装打的领带，母亲一身旗袍。他母亲还在世，倒腾衣箱晒衣服的时候，他见过这件橙黄花朵墨蓝底子的丝绒旗袍，照片上的着色已褪得很淡。父母相依含笑，夹在当中那清瘦的孩子，胳膊细小，睁一双圆眼，仿佛在等照相机匣子里要飞出的鸟。他毫不犹豫便塞进炉膛，照片边缘噗的一声燃烧起来，父母都卷曲了才想起去取，已经来不及了，便眼见这照片卷起又张开，他父母的影像变成黑白分明的灰烬，中间那精瘦的孩子开始焦黄……
就凭他父母这身衣着，很可能当成是资本家或是洋行的买办，能够销毁的他都烧了，尽可能割断过去的一切，抹掉记忆，就连回忆那时候也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焚烧那儿子稿和日记之前，目睹一群红卫丘一把个老太婆活活打死，光天化日，在闹市西单那球场边上。午间休息吃中饭的时候，大街上来来往往许多人，他骑车经过。十来个小伙子和几个姑娘，穿的旧军衣，戴的黑字红袖章，都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用军用皮带抽打一个在地上爬的老女人，颈脖子上吊个铁丝栓的木板子，写的是“反动地主婆”，已经爬不动了，但还在嚎叫。行人都隔开一段距离，静静观看，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戴大盖帽的民警晃着白手套从马路上经过，仿佛视而不见。其中的一个女孩，短发扎成两把小刷子，浅色的眼镜框，更显得眉清目秀，居然也轮起皮带。皮带的铜头打在一丛花白乱麻般的头上，噗的一声，这老女人便双手抱头，滚倒在地上，血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竟叫不出声了。
“红色恐怖万岁！”红卫兵纠察队骑着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从长安大街上列队驰过，一路高喊这口号。
他也碰到过他们盘查，夜间才十点钟左右。他骑车从钓鱼台国宝馆有武装警卫把守的大门前刚过，前面明晃晃的水银灯柱下停了几辆带斗的摩托车，一排穿军装戴红绸黑字“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袖标的青年拦在路上。
“下来！”
他猛的捏闸，差点从车上跌下来。
“什么出身？”
“职员。”
“干什么的？”
他说出他工作的机关。
“有工作证吗？”
他幸好带着，掏出给他们看。
又有个骑车的年轻人从自自行车上拦下来了，剃的平头，那时候“狗崽子”凸贱的标记。
“这夜里还不老老实实在家待！”
他们放过他了。他刚骑上车，听见背后那剃平头的小伙子吱唔了两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接连几天，从深夜到将近天亮，他面对炉火，眼烤得通红，白天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都可能出现的危机。等烧完最后一叠笔记本，泥灰搅拌得不露痕迹，再倒上一盘剩菜和半碗面条，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撑不开了，和衣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他记得家中还有张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亲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战救亡剧团穿军装的合影，那军装想必是慰问抗日将士时赏给演员们的—军帽上有个国民党标志的帽徽，这照片查抄到的话肯定会出问题，那怕他母亲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把这些照片也处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销毁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说，他曾经给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过，本指望推荐，至少得到认可，谁知老人毫不动容，没有一句鼓励后生的话，竟然沉下脸，声色俱厉告诫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文字的风险。”
他并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这文革刚发动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里想打探运动的消息，刚进门，老人便赶快掩上，压低声音盯住他问：
“有没有人看见你进来？”
“院子里没人呀，”他说。
老人平时训导青年虽不像那些老干部，开口闭口我们党我们国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资历的名人，说起话来中气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时突然蔫了，缩缩瑟瑟声音都压在喉管里：
“我已经是黑帮分子，别再到我这里来了。你年轻，别惹上麻烦，你没经过党内斗争”
老人不容他把问候的话说完，紧张得不行，打开一线门缝，望了望，说：
“以后再说，等过了这阵子—以后再说，你不知道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怎么的？”他还傻问。
“以后再告诉你，快走吧，快走！”
这前后时间不到一分钟。一分钟前，他还以为这党内斗争远在天边，没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后，他听说老人从牢里放出来了，他那时也从农村总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这老人家。老头干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头架子，断了条腿，靠在躺椅上，手里抱只长毛的大黑猫，椅子的扶手边搁根拐杖。
“还是猫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还剩下的几颗门牙，一边抚摸那老猫，深陷的眼窝里，圆睁睁的眼珠也像猫眼发出奇异的光。老人在狱中的遭遇没同他说一句，直到临死前不久，他到医院里去看望时，才对他吐了真话，说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该入这党。
当时，他从老人家门出来，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虽然同党毫不相干，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可那时还没决心烧毁，背了一大书包，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医院结识的朋友大鲁的家。大鲁高个子，北京人，中学校教地理的，在追求一个娇小的女子，一份份情书都是找了他代笔起草的。等大鲁新婚的妻子发现是他帮助作弊，已生米成了熟饭，他同他们夫妇也就都有点交情。大鲁同他父母住一起，自家有个四合小院，藏一包东西倒是不难。
八月盛夏，红卫兵兴起，大鲁的妻子突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约地中午在一家喝牛奶卖西式糕点的铺子见面。他以为他们夫妻间又出了基么纠葛，骑车赶到那糕点铺。老招牌已经摘掉！贴上了新标语
“为工农兵服务”。铺子里的座位上方墙上，歪歪扭扭墨笔写的一大条口号：
“资产阶级臭怠子们滚蛋！”
从中学校发端的红卫兵
“破四旧”，开始还像是小儿胡闹，伟大领袖给他们写了封公开信，称赞
“造反有理”，青少年的暴力就这么煽动起来了。他横竖不是臭息子，进去了，牛奶倒是照卖。他还没找座位坐下，大鲁的妻子进来，便拉住他手臂像是他女友，说：
“这会儿不饿，你先陪我街上走走，我要买点东西。”
他们出了糕点铺，到了街上，她才小声说，大鲁被学校的红卫兵吓得自己先剃了光头，因为家有房产，不算资本家也是小业主，红卫兵随时可能搜查，叫他把塞在他们家院子煤棚里的那包东西赶快取走。
是林救了他。早晨刚上班不久，林在走廊上过了几趟—他办公桌面对走廊，注意到林在向他示意，便从办公室出来，跟随林到走廊尽头楼梯拐角，见没有人来，两人便站住。林急匆匆告诉他，快回家准备一下，机关的红卫兵马上出发，要搜查他同屋的老谭的东西。他连忙下楼，拚命骑车，汗流浃背赶了回去，把他的东西全堆到他床上和床边地下。又急忙翻了翻老读书桌的抽屉，见到老谭解放前上大学时穿学生制服的一张旧照片，合影的一伙同学帽子上都有国民党的十二角白日标志的帽徽。他握在手里操成个纸球，出去扔到院外街上公共厕所的深坑里，转身回到院里，机关的小汽车就到了。
四名他机关里的红卫兵进到屋里，林也在其中。林知道他写作，却没有看过他的稿子，恋的是他，对他写的什么并不在意。她当然并非为他的稿子而来，放心不下的是他拍了她不少照片，并非怎样裸露，却也相当惹眼，是他们在西郊八大处树林里野合前后拍的，只要拿到一张，一眼就可断定两人早越过了同事乃至革命同志的关系。林是位副部长的小女儿，已婚，丈夫是军人，也老革命家庭出身，在军队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研制的不外乎火箭或什么新式武器。他对国防机密毫无兴趣，迷恋的是这位丽人，林比他还更主动，也更火热。
林故意显得十分轻松，大声嚷嚷：
“你这房里好小呀！也没个地方可以坐的。”
她分明来过，当然是趁老谭不在的时候，那时穿的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背上的拉链一扯，便可撩开亲到她的奶，不像这会儿改穿一身军装，松松一系的大长辫子也剪成了两把刷子，用橡皮筋扎着，部队女兵标准的发式—也是现今红卫兵的款式。
“你弄点茶呀，渴死啦！”
林还故意敞开房门，站在门槛上掏个小手帕直插，显然要让院里在窗后张望的邻居明白，他们来查抄的并非是他，把这番查抄也弄成像串门一样热闹。
他赶紧给大家泡茶。那几位都说不用，不用，可已经败坏了这场清查具有的森严的气氛。再说，平时大家都认识，没带红袖章之前看不出家庭出身的界线，彼此彼此，似乎是平等的。红卫兵的头儿大年，一个胖墩墩的嘎小子，平时午间休息同他一起打乒丘、球，他们混得还熟。大年的父亲是部队师政委，戴的是他老子的旧军帽，洗得浅黄发白，扎的也是现役军人都不用的旧皮带，更显出血统的革命接班人气派。
红卫兵刚成立的时候，他和一些非
“红五类”出身的青年也应邀列席会议。这大年崭露头角，骑坐在长桌的一端，对没资格入红卫兵的青年们说：
“今天来列席我们红卫兵会议的都算是咱们革命队伍的同路人！”还指名道姓冲他说，
“你当然也是！”以示不外。可他读过一联共党史一，知道“同路人”到头来意味什么。这突然袭击要不是林通风报信，查到他这些稿子的话，他可不就毁在这小子手里了。
大年一时还没拉下脸；只是说：
“我们来查抄谭信仁的反动罪证，同你没关系，哪些是你的东西？都分分开。”
他也做出笑脸，诅：
“东西都分开了，还有什么要帮忙？”
他们也就都说：
“没你的事，没你的事，哪是他的书桌？，”
“那张，抽屉都没上锁。”
他指点给他们，站到一边，这话算是他对同屋老谭能做的唯一的辩护，同时也就划开了界线。他事后才知道，就在他下楼骑车往这里猛赶的时候，机关大楼的前厅里贴出了红卫丘一的通令：
“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谭信仁！”老谭就此隔离在机关大楼里，失去人身自由。
他们翻出了谭的笔记本、译稿、信件、照片和英文书籍。谭业馀翻译点英文小说，也都是亚非作家颇为革命的作品。可有本英文小说封面是个半裸的洋女人，这书便也搁到一边。抽屉垫底的旧报纸下；还翻出个白信封，打开竟然有几只避孕套。
“这老东西还干这档子事！”
大年拎出一只，晃了晃，大家都笑了。
不是当事人乐得轻松，人人都显示出清白无辜，他和林也都笑了，但避免目光相遇。
后来在批斗老谭的群众会上，追查有
“不正当两性关系”的这女人，怀疑是特务网路，谭不得不交代出这个寡妇，当即便通知这女人工作单位的红卫兵，也抄家了。谭的抽屉里”些感伤的旧体诗词，也许是写给那女人的，都成了
“怀念失去的天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
红卫兵们见屋内砖地上有两块松动的砖，撬了起来。
“要不要找邻居借把铁锹？”
他故意问大年，免得也处于受查抄的难堪境地，同时也想恶作剧一下，不如挖地三尺作考古发掘，恐惧来自事情发生之后。他去隔壁退休的老工人屋里借来把铁镐—他们还真挖起来，弄得满屋泥土和碎砖没处下脚，镐便扔下了，没人再动手。
他后来才知道，机关的保卫处得到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报告，说这屋里有无线电发报机声响，报告的想必就是隔壁邻居那位姓黄的老工人。他和谭上班去了，这退休在家的老头听见上锁的房门里志关了的收音机里的杂音，想当然以为在秘密发电报，要能抓出个敌人，便足以证明对领袖和党一片忠心。查抄之后，他在院子里同这老家伙照面，那老脸上的皱纹依然堆满笑容。灾难就这样从他身边擦过。红卫兵们走了，他望着一屋子挖开的砖块和泥土，心想到等灾难也这样落到自己头上就晚了，这才下决心，把那些稿子和日记付之一炬；终于埋葬了他的诗情，童年的记忆，青少年的自恋、幻想和当作家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