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风，为什么是三月？又为什么是风？三月，华北大平原还很冷。这黄河故道一望无际的泥沼和盐减地，由劳改犯开辟为农场，冬天种下的小麦要没有干旱，开春后也就刚收回种子。这类劳改农场根据基局领袖新发布的最高指示，改为“五七干校”，原先的犯人军警一再转而押往荒无人烟的青海高原，也就改由从红色首都清洗下来的机关员工来种。

　　“五七干校不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军代表从北京来传达了新的指示，这回清查的叫做“五二八”，一个庞大而无空不入渗透到群众组织中的反革命集团。查到谁，谁便成了现行的反革命。他首当其冲，可已不是运动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吓得当即作检查。他这时已成了一头狐狸，也可以反咬一口。他也会露出利齿，做出个凶狠的姿态，不能等一群猎狗扑上身来。生活，要这也称之为生活的话，就这样教会他也变成一头野兽，但充其量不过是一头在围猎中的狐狸，一步失误，就会被咬得粉身碎骨。

　　几年来的混战今是而昨非，要整谁都可以罗列出一大堆罪名。人一旦被置于受审的地位，就一定要查出问题，一个人出了问题，就一定要弄成敌人，这就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既已被军代表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就等群众发动起来，火力集中到他身上。他完全清楚这一套程序，在灭顶之灾到来之前，只能尽量拖延时间。

　　连指导员宣布审查他的前一天，众人还同他嘻嘻哈哈。大家吃住在一起，在同一个食堂喝同样的玉米糊，吃同样的混合面窝头，都睡在仓库的土地上，铺的石灰垫上麦楷，一趟趟的大统铺每人四十公分宽，不多不少，用皮尺量过，不管原先的职务，高干还是勤务员，胖子还是瘦子，老人还是病人，只男女分开。是夫妻没小孩要照料的，都不可同房，都按照军队班、排、连、营的编制，都在军代表领导之下。清晨六点钟广播喇叭一响，便都起床，二十分钟内刷牙洗脸完毕，都站到土墙上挂的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示，唱一遍语录歌，手持红小书三呼万岁，然后去食堂喝粥。之后，集中念上半个小时《毛著》，再扛锄头铁锹下地，都一样的命运，还斗来斗去斗个什么？

　　他免去劳动勒令写检查的当天，便仿佛患上瘟疫，人都生怕传染，没人再敢同他说话。他不知道究竟抓到了他什么问题，瞅准同他混得还不错的一个哥儿们进了土墙围起住的粪坑，跟进去解开裤子，佯装撒尿，低声招呼了句：

　　“哥们，他们抓住我什么了？”

　　这哥们干咳一声，低下头，好像专心致志在拉屎，也不再抬头。他只得从茅厕出来，原来连他上厕所都有人盯梢，得到这番信任领有任务的那主正站在土墙外，佯装望呆。

　　在帮助他的会上，所谓帮助，也即运用群众的压力迫使人承认交代错误，而错误与罪行同义。群众就像一群狗，往哪头抽鞭子，便窜向哪方咬，只要鞭子不落到自个儿身上。他已经清清楚楚懂得运动群众这屡试不爽的诀窍。

　　安排好的发音口一个比一个尖锐，越来越猛烈。发音口前，导言先引用一毛语录一来对照他的言行。他索性把笔记本摆在桌面上，大模大样做纪录，这也是他要表达的信号，故意做出个姿态，都记录下来，有朝一日形势翻转，他也绝不饶人。几年来的政治运动翻云覆两，人都变成革命的赌徒和无赖，输赢都是押宝，胜为豪杰，败为怨鬼。

　　他迅速记笔记，尽可能一句不漏，不仅不掩饰他此刻期待的正是那有朝一日，也会以牙还牙。正在发音一的那位秃顶早衰的唐某，越说越加亢奋，引用的都是毛老人家对敌斗争的警句。他干脆放下笔，抬头两眼直盯这主，手持红皮语录的唐某手开始哆嗦，也许出于惯性收不住了，越说越激昂，唾沫星子直冒。其实这唐某也同样出于恐惧，地主家庭出身，哪一派群众组织都没能参加，不过想藉机表现，立功讨好。

　　他也只能选择这样一个在恐惧中讨生存的弱者，骂了句粗话，把手上的钢笔惯了，说这样的会他不开了，等着把他问题搞清楚，便离开开会的那片水泥地晒场。除了军代表指定的几位连、排干部，这连队上百来人大部分原先是他这一派的，马上批斗他气候还没到，他冒险作个姿态，也是让他这派的稳住阵脚。当然也知道，这并阻止不了网织他的罪行，他必须在罗网收拢之前，逃出干校。

　　黄昏时分，他一个人朝远处的村子走去，出了干校的边界，立在地里一长排望不到头的水泥桩，有些剪断了的带刺的铁丝还缠绕在水泥椿子上。

　　村边有座烧石灰的畜，他来到髻前，看几个农民在堆满煤块的审洞里浇上煤油，点起火，不一会便浓烟滚滚。他们把窖洞再封上，放了一串鞭炮，都走了。他又站了一会，不见从农场方向有人跟踪过来。

　　暮色渐起，落日橙红一团，农场那边l排排房舍已朦胧不清。他于是朝落日走去，经过一垄垄还未缓青的麦田，再往前，泛白的盐碍地里只有稀疏的枯草，脚下泥土越来越松软，面前是一汪汪泥沼。大确在枯黄的水草茎中呜叫，落日变得血红，缓缓落进更远处黄河的故道。越益昏暗的雾霭中，脚下都是稀泥，没一处可以坐下。他点上一支菸，思索有什么去处可以投靠。

　　他两脚陷在泥沼中，抽完了工支菸。唯有找个农村接受他落户—也就是说吊销他还保留的城市居民户口，就当一辈子农民，还得在打成敌人之前。可农村里他也没有一个熟人，左思右想，突然想到中学时的同学孤儿大融，是十年前第一批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城市知识青年，之后在南方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安家了。没准，通过这位少年时的同学，或许可以找个能接纳他的去处。

　　回到宿舍，众人纷纷在洗脸洗脚漱口，准备就寝。年老体弱累得不行的早已躺下了。他没有去井边打水漱洗便钻进被窝，没时间拖延，得当晚赶到县城，给融发个电报，来回四十公里天亮前无论如何赶不回来。他得先溜进农场外的一个村子，找参加过他这派的l位干部老黄借辆自行车，带老人和小孩下来的职工都分插在附近村庄农民家落户。

　　等最后躺下的人熄了灯，鼾声已此起彼伏。暗中他身边的那老干部不断翻身，麦楷悉索直响，大概天冷暖不过身来还没睡着。他悄悄对老头说，肚子拉稀要去茅坑。旦一下之意，万一查夜间起他人哪里去了，就这么打发。他想，这老头不会出卖他。宣布审查之前他带一个班劳动，总是把最轻的活分派给老头，修修松了的锄头耙子，看看晒场，别让附近的农民顺手装一口袋粮食走。老头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高血压有医生开的病休证明，可运动中倾向他这一派，为军代表不容也弄到干校来了。

　　村子里一片狗叫。老黄披件棉袄开的房门，他妻子还在土炕上被子里，拍着惊醒了直哭的小女儿。他匆匆说了一下他紧迫的困境，说天亮前一定把自行车还来，绝不给他们夫妇惹麻烦。

　　去县城的乡间土路许久没下雨，尘土很厚，又坑坑洼洼，骑在车上颠簸不已。风刮起来，灰沙扑面，呛得喘不过气来，啊，那早春三月夜晚的风沙……

　　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同他要求救的同学大融曾经讨论过人生的意义，那是从一瓶墨水开始的。融被收养在一个孤寡的老大大家，离他家很近，放学后经常上他家一起做作业，听音乐。融二胡拉得不错，也迷上提琴，可别说买琴，连暑假期间最便宜的学生专场电影也看不起。有一次他多买了张票给融，融一再推托硬是不去。他不明白，说这票只好浪费了，融才说，看了会还想看，要上瘾的。可融不拒绝上他家玩提琴。

　　一天，他们做完功课听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一G大调弦乐四重奏…，融听呆了。他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沉默良久。当时他突然说，要知道桌上的这瓶墨水并非蓝色。融说，更确切，是墨蓝。可说他，大家看到这颜色通常都说是蓝的，或墨蓝，也就约定俗成，给个共同的名称，其实各人看到的颜色未必”样。融说不，不管你我怎么看，那颜色总不变。他说颜色固然不变，可各人眼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同样的，谁也无法知道。融说那总得有个说法。他说沟通的不过是蓝色或墨蓝这个词，其实同一个词背后要传达的视觉并不一样。融问那这瓶里的墨水究竟什么颜色？他说谁知道？融沉默了一会，说这让他有点害怕。

　　下午的阳光黄橙橙射到房里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质纹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连阳光照射的这实实在在的地板也变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这样真实，不免也怀疑起来。人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存在全凭个人的感觉，人一死这世界也就浑浑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活着还有什么确定的意义？

　　他上大学之后，融在农村修小水电站，当了个技术员，还相互通信，这种讨论继续了好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竟动摇了他们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同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新世界那确定无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于是惧怕生命消失，所谓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负都仿佛失去着落。现如今，却连活下去都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敲了半个多小时县城邮电所的门，临街几个窗子都敲遍了，终于亮灯，有人起来开门。他说是从干校来的，有公文要发重报。写电文时也很费周折，得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根据有关下放人员的文件规定，又要让他这位多年断了联系的同学懂得事情急迫，尽快给他找个能落户的公社，并火速电覆一个接受他当农民的公文，又别引起这邮电所发报人对他的怀疑。

　　回去的路上，经过只有几间简易平房的火车站，灯光昏黄，照着空寂的站台。两个月前，军代表指派他和十多个算是身强力壮的青年，来车站接应他们机关新下来的大批职工、干部和家属，老人、病人和小孩也都未能幸免，整整一趟专列几十个车厢，站台上卸满了铺盖卷，箱子、桌椅、衣柜之类的各色家具，还有腌咸菜的大缸，就像是逃难。军代表叫做

　　“战备疏散”，黑龙江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把京城的火药味弄得浓浓的，连干校也传达了林副统帅签署的“一号战备动员令”。

　　一口大缸搬下车来磕裂了，腌卤流了出来，到处弥漫一股酸菜味。原先在机关看后院大门的老头，仗着是工人出身便破口大骂，不知骂的谁，也没人阻止，总归他一冬的咸菜白白糟踏了。人人都守在自己那堆家当前，寒风中裹住围巾缩个脑袋，默默坐在行李卷和箱子上，听候点名分配到干校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去。脸蛋冻得紫红的孩子在大人身边呜咽，也不敢放声哭闹。

　　好几个公社动员来的三百多套大车堵塞在站台外，骡马喷鼻嘶呜，空中鞭子直响，比农村集市还热闹。农民们不是捏着事先分发的纸条子站在大车上吆喝，便挤来窜去，叫号领人。一辆小汽车卡在骡马车之间进退两难，领章帽徽鲜红的宋代表披件军大衣终于从车里出来了，上了站台，登上个木箱子，指东划西。领导干校的宋代表号兵出身，革命资历算不了什么，可也算驰战过疆场，却指挥不动这帮农民的大车，越弄越乱。

　　从中午到天黑，人总算一车一车领走了，站台上依然到处堆的没能拉走的家具和木箱。他和几个哥们由军代表指定留下来看守。别人都到车站的候车室去避风，他一个人用木箱和衣柜垒起个挡风处，又买了瓶烧酒和两个掺了玉米面冻得硬梆梆的馒头，钻进盖上帆布的角落里，望着站台上昏黄的灯光，他想到娶妻，要有女人和孩子便也可以同那些有家小的一样，借住到村里农家。横竖是种地，多少也可以有间土屋，脱离人盯人的集体宿舍，连说梦话都担心人听见。

　　他想起一年前工厂和学校尚未由军队管制，到处在武斗，长江堤岸下的一个小客栈里，同那无处可藏的大学女生过的那一夜。

　　“我们命中注定是牺牲了的一代”，这姑娘给他的信中居然敢这么写，想必也处于绝望的境地。

　　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防却无法防卫的时代。他已经到了无可再退的地步，只想在农村有间屋，同个女人厮守一起，不再有任何别的奢望，可就连这种可能眼看也要丧失掉。天亮前，他骑车赶回村里。老黄夫妇守了一夜没睡，他们穿好了衣服，从北京带来的煤炉也生着了，屋里暖和起来。黄的妻子已经拼好了面，要给他做碗面汤。他没有推托，晚饭没吃，来回四十多公里一直紧踩快赶，也饿得不行了。他们看他把一大碗面呼呼吃完。出门前他向他们挥手，说他没有来过。他们也重复说，当然，没有来过，没来过。能做的他已经做完了，再就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