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怎么回到了北京那家，口袋里却摸不到钥匙，开不了房门，急得不行，怕这楼里上下的人认出他来。听见下楼的脚步声，他赶紧也转身佯装下楼。从上一层楼下来的那人在楼梯拐角同他擦边而过，扭头看了一眼，认出他来了，便问：”你怎么回来了？”这人竟然是他多年前当编辑时的上司处长老刘，满脸的胡子茬没剃就像文革中被揪斗时那样。他当年保过这老干部，想必还念旧情，便告诉他找不到这房门的钥匙了。老刘沉吟片刻，说：”你这房已经分配给别人了。”他这才记起他这房早已查封了。”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躲一躲？”他问。老刘面有难色，想了想说：”得通过房管部门，不好办呀，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这样回来了？”他说买了张来回机票，没想到……可他应该想到，怎么这样轻率，也因为在国外多年已经忘了他在中国的艰难。楼梯上又有人下来，老刘便赶紧下楼，装佗并不认识他，从楼门出去了。他也匆匆跟出去，免得再有人认出来，赶到楼下门外，老刘却不见综影。满天尘土飞扬，北京开春时节那风沙，此时也不知是春还是秋，他穿得单薄，觉得有些冷，随即恍然大悟，这老刘早已在机关大楼坠楼身亡。他必须赶紧逃走，想在街上拦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却又想起他持的证件在海关立刻会被查出来，他是公认的敌人，可怎么弄成为敌人的他却很茫然，更茫然的是他生活过半辈的这都市竟无处可去。随后到了市郊的一个公社，他想在村里租间房。一个拿铁锹的农民领他进了个塑料薄膜蒙住的棚子，用锹指了指里面的一排水泥坑，想必是么一天存大白菜的土害，抹上了水泥，多少总有些进步，他想。他不是没睡过地铺，去农场改造就睡的大统一，泥土地铺上麦楷，一个挨一个，每个铺位四十公分宽，没这坑宽大，还是一人一坑，比合葬他父母骨灰盒子的墓地里那种水泥格子要大出许多，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进而又发现台阶下还有一层坑，要租的话他宁可选择底下那层，比较隔音，他说他老婆要唱歌，天知道，居然还带个女人……醒来，是个噩梦。

　　他许久没做过这类的噩梦，现今即使做梦都同中国没什么牵连。在海外他遇见一些中国来的人，每每对他说回去看看呀，北京的变化很大，你都认不出来了，五星级的饭店比巴黎还多！这他相信。人要说在中国现在可以发财，他便想问这人发了没有？要是再问你难道不想中国吗？他便说他父母双亡。那么乡愁呢？他也已埋葬。他离开这国家十年了，不愿意再回忆往事，也以为早已割断了。

　　如今，他是一只自由的鸟。这种内心的自由，无牵无挂，如云如风。这自由也不是上帝赐予的，要付出多大代价，又多么珍贵，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也不把自己再拴在一个女人身上，家庭和孩子对他来说都是过于沉重的负担。

　　合上眼睛，便开始游神，也唯有合上眼才不感觉别人的注视和监督，合上眼自由便来了，便可以游神在女人的洞穴里，那奇妙的所在。他去过法国中部高原的一个保存完整的溶洞，游人乘电缆车鱼贯而入，伏在铁栏杆上，左右上下橘黄的灯光映照那大岩洞，满壁摺皴，层层叠叠，垂结的钟乳和无数的乳突一概湿淋淋，点点滴滴，这自然造化的腔穴如同巨大的子宫，深邃而不可测。他在这大山口然幽暗的洞穴里，渺小如一颗精子，而且是一颗不孕的精子，只满足于在里面游动，那份山口在则又在解脱了欲望之后。

　　童年性欲还没觉醒的那时候，他就从母亲买给他的童话中骑鹅旅行过，或是像安徒生笔下抱住一只铜猪那无家可归的孩子，骑在这铜猪背上夜游佛罗伦萨公爵府。可他还能记得女性给予他最初的温暖倒不来自母亲，而是家中女佣叫李妈的，总给他洗澡。他赤条条在澡盆戏水，李妈抓住他贴住那暖呼呼的胸脯抱到床上，再给他抓痒，哄他睡觉。这年轻的农村女人当他小孩子面梳洗时也不避！他记得那一双像梨样垂挂的大白奶和垂到腰际油光钿亮那一头黑发，得用骨头做的篦子理顺了挽成个大髻，里个网套再盘到头上。他母亲那时候总是去理发店烫发，梳头似乎并没有那么麻烦。他儿时见到最残酷的事是李妈挨打，她男人找来了，硬要拖走，李妈便死死抱住桌子脚不放。那汉子一把揪住她发髻，往地上撞，额头上血都滴到砖地上，他母亲也拦不住，他这才知道李妈是受不了她男人虐待从村里逃出来的，把个印花蓝布包里积攒的一些银圆和银手镯，好几年的工钱，统统给了那男人，竟也赎不了身。

　　自由并非天赋的人权，而梦想的自由也不是生来就有，也是需要维护的一种能力，一种意识，况且也还受到噩梦的干扰。

　　“我提醒同志们注意，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我说的是上上下下，从中央到地方，那些牛鬼蛇神—．中央有，我们要毫不留情把他们揪出来，我们要维护党的纯洁嘛，不容许玷污我们党的光荣！你们在座的中间有没有？火可不敢保这个险，啊哈，你们这么上千人，这会场上，就这么干干净净？就没有混水摸鱼的，上申下跳的？企们要搞混我们的阶级阵线，我劝同志们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社会主义，统统把他们揪出来！”

　　主席台上身穿草绿军装的首长话音一落，全场便持续高呼口号：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党中央！”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他身前身后这时都有人领头呼喊，他也得出声高呼，让周围的人都听见，不只是示意举一下拳头。他知道这会场上无论是谁，任何与别人不同的举动都受到注意—连脊背上都感到注视的锋芒，在出汗？他第一次觉得他大概很可能就是敌人，很可能灭亡。

　　他大概就属于那个该灭亡的阶级，可他已经灭亡了的父母究竟又属于哪个阶级？他的曾祖父想当官，把一条街的家产都捐了也没买到顶乌纱帽便疯了，夜里起来放火，把留给口U家住的那楝房也放火烧了，那还是大清帝国，他爸还没出世。他外婆又把他外公留下的家产典当完毕，等不到他妈来败掉。他父母两家都没人弄过政治，唯有他二叔为新政权扣下了银行里一笔外逃台湾的资金，立过一功，得了个民主人士的头衔，在打成右派分子之前七、八年。他们都靠工资吃饭，但不缺吃少穿，活得不差却也都怕失业，都欢迎一个新中国，都以为新的国家总比旧的要好。

　　那是“解放”之后，“共匪”后来叫“共军”，再后来叫“解放军”，正规的称谓“人民解放军”，大军进城，他父母亲都觉得解放了。不断的战争，轰炸、逃难和担心抢劫，似乎都一去不复返了。

　　他父亲也不喜旧政府，在当时的国家银行里当个分行的什么主任，用他父亲的话说，不懂裙带关系的倾轧，把工作弄丢了，又当了一阵子小报的记者，那报纸随后也关了门，只好靠变卖度日。他记得塞在五斗柜底下的鞋盒子里的银大头日益见少，母亲手上的金镯子也不见了。就那五斗柜底下的鞋盒子里，还藏过父亲的一位神秘的朋友胡大哥偷偷带来的一本用毛边纸印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他见到的毛泽东著作最早的版本，同银圆藏在一起。

　　这位胡大哥在中学教书，他一来小孩子便得赶开。可他们悄悄盼望“解放”的议论，他故意从父母房里进进出出也听到片言只语。房东那胖胖的邮政局长说共匪可是共产共妻，吃大锅饭，六亲不认，杀人如麻，他父母都不信。当时他父亲笑着对他母亲说，“你那老表”，也就是父亲的表兄，“就是共匪，一脸的麻子，要还活着的话……”

　　他这位早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的表伯父，离家出走去江西投奔革命，二十多年后居然活着。他也终于见到他这表伯父，那出天花留下的麻脸不仅不可怕，一喝酒便红红的更显得豪爽，呵呵大笑起来声音宏亮，不过有些哮喘，说是打游击的那些年弄不到菸抽，经常用野菜叶子晒干了当菸叶抽落下的毛病。他这表伯父随大军进城，登报寻人，又通过老家的亲戚打听到他这表弟的下落。他们相见也颇有戏剧性，他表伯父怕见面时认不出来，信中约定，在火车站台上见一根扎白毛巾的竹杆认人。他的勤务兵一个农村出来的傻小子，一头癞痢疮疤，天再热也总箍住帽边都汗湿了的军帽，在闹哄哄一动的人头之上摇动根长竹杆。

　　他表伯父同他父亲一样也好酒，每次来都带一瓶高粱大面，打开一大荷叶包各种卤好的下酒菜，鸡翅膀、鹅肝，或是鸭肫、鸭掌、猪舌条，摊的一桌，把勤务丘一支走，同他父亲往往聊到深夜，那小伙子再来接他回军区大院。他这表伯父那许多故事—从早年旧式大家庭的败落到游击战争中转战的经历，令他在一边听得眼皮都抬不起来，母亲叫他几遍还不肯去睡。

　　那些故事同他读到的童话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也就从童话转而崇拜起革命的神话。他这表伯父还要培养他写作，曾把他领去他家住了几个月。他家没有一本儿童读物，倒有一套《鲁迅全集》。他这表伯父给他唯一的教育是让他每天读一篇鲁迅的小说，公务之后回来叫他复述一遍。他全然不明白这些陈旧的小说要说的是什么，那时的兴趣在墙脚的草丛里瓦砾堆中抓蟋蟀。他这表伯父把他交还他母亲，哈哈一笑，自认教育失败。

　　他母亲其实还年轻！不到三十岁，不想再带孩子做家庭主妇，也了心投入新生活，参加工作没时间再照看他。他学习没有困难，立刻成为班上的好学生，带上了红领巾！班上一些男生说女孩的脏话和恶作剧他概不参加。六月一日儿童节，他被学校选派去参加全市的庆祝活动，给市里的模范工作者献花。他父母也都先后成了各自工作单位的先进，得了奖品，一个是搪瓷茶缸，一个是笔记本，都写的或印上得奖者某某同志的大名。那对他来说，也是幸福的年代，少年宫时常有歌舞节目，他希望有一天也能登台表演。

　　他听过个故事会，一位女教师朗诵了苏联作家科洛连柯的一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夜晚风雪交加，小说主人公我驾驶的吉普车山路上抛了锚，见山岩上还有灯光，好不容易摸索到这人家，只有一个老妇。半夜里山风呼啸，这主人公我睡不着！细听风声中似乎时不时有人在叹息，索性爬了起来。见老女人独守孤灯坐在房里，面对眶眶作响的大门。这我便问这老妇人为什么还不去睡？是不是在等谁？她说在等地儿子。这我表示可以替她守夜，老女人这才说她儿子已经死了，而且就是她把儿子推下山岩的。这我当然不免打探一番，老女人长长一声叹息，说她儿子战争由上负了逃兵溜回家乡，她不能让个当逃兵的儿子进这家门。这故事不知怎么竟深深打动了他，令他感到成人世界不可理解。如今他不只是逃兵，就凭他从小脑袋里转动过的一些念头！便注定他日后得打成敌人，而他是再也不会回到祖国母亲的怀里。

　　他还记得，最早动脑子思考大概是八岁的时候，从地点来推算，他写第一则日记后不久，趴在楼上他那小屋的窗口，手上的皮球掉下去了，蹦蹦跳跳几下，滚到一棵夹竹桃下的青草里。他央求在楼下院子里看书的他小叔把皮球仍给他。他小叔说，懒虫，自己扔的自己下楼来拣。他说他妈规定没写完头一天的日记不许下楼玩。他小叔说，给你拣了你又扔呢？他说不是他扔的，皮球自己掉下去了。他小叔很不情愿，但还是把皮球给他扔进了楼上个里。他还趴在窗口，又问他小叔：

　　“这皮球掉下去为什么蹦不回来？要多高掉下去蹦回来也多高，就不要烦你拣了。”

　　他小叔说：“就你这嘴会说，这是个物理问题。”

　　他又问：“什么是物理问题？”

　　“这涉及一个根本的理论，说了你也不懂。”

　　他小叔当时是高中生，令他非常崇敬，特别说到物理，又说到什么根本的理论。他总之记住了这两个词，觉得这世间的一切看来平常，却深奥莫测。

　　以后，他母亲给他买来过一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他每本都看了，并未留下什么印象，唯独他对于这世界最初的疑问一直潜藏在心中。

　　遥远的童年，如雾如烟，只记忆中浮现若干明亮的点，提起个头；被时间淹没的记忆便渐渐显露，如一张出水的网，彼此牵连，竟漫然无边，越牵扯头绪越多，都若隐若现，一旦提起一头，就又牵扯一片。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事情都同时涌现，弄得你无从下手！无法寻出一条线索，去追踪去清理，再说也无法理得清楚，这人生就是一张网，你想一扣一扣解开，只弄得一团混乱，人生这笔糊涂帐你也无法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