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奇林坐在波音 747 班机上，伸腕看著他的手表。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当时指标指著十七点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当下午十四点三十分，而苏联莫斯科却恰好是中午十二点。张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兰克福是上午十一点，法国巴黎是上午十点，而英国伦敦仅处于早上九点钟。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面，东京是十八点，夏威夷是二十三点，旧金山已是午夜一点，而纽约已到了凌晨四点钟。

令张奇林痛心的是，尽管他所领导的那个局里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持有大专的文凭，但真正具有科学的时间观念的人，却所占比例不大。

什么是时间？

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

我们平时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 “时间”，实际上是指对上述的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的一种计量。这种计量，从人类社会初成之时，便以日月星辰的变化为依据，而渐趋细密精确。到了近代社会，世界各国都接受了“格林威治平时”的规定——即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本初子午线为标准的地方平太阳时，为 “世界时”。当然，让每一个人都弄懂什么叫 “真太阳时”、“平太阳时”，都弄清世界时区的划分以及“标准时”和“地方时”的区别，那是很困难的事。但张奇林觉得，他手下的干部们至少应当知道，当代社会关于时间计量的精确度，已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因而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语，在当代的价值观念面前，已经是如何地粗疏而失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一秒”当作最小的计时单位。究竟多久是“一秒”？有人说 “嘀嗒”一声是一秒；有人说手表上的秒针移动一小格便是一秒；聪明点的人会说，一年、一月、一比一小时的多少分之一是一秒。其实，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都不是均匀的。因而以它们为基准建立的计量时间系统——“平太阳时”、“历书时”也不是均匀的。所以，要确定何谓一秒，必须另找更稳定的参数，于是近代的科学家们发现原子内部能级跃迁所发射或吸收的电磁波频率极为稳定，便据此为基准，建立了很均匀的计量时间系统，称为“原子时”。“原子时”的一秒的长度，规定为铯原子跃迁频率9，192，631，770 周所经历的时间。这便是当前全世界公用的秒长，也即是人们计量时间所应用的基本单位。

至于当今世界上的计时器，钟鼓楼般的报时，日晷般的显示，早已成为一种陈迹；机械元件的钟表也渐渐只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装饰性为主的物件；凡需求得精确的活动，都越来越依赖于石英钟，目前人类已制造出了每天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一秒、频率稳定度高于 10-9　的石英钟。即如当今世界百米赛跑的纪录，已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以上，倘若你能比世界冠军快上百分之一秒，那么你便是新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对于你来说，岂止是“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仅仅百分之一秒的价值，显然远在一寸金子的价值之上！

一个国家机关，一个社会生产的指挥机构，如果不建立符合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时间观念，怎么可能发挥它的指挥和协调作用？

所以，张奇林一上任，他的头一个措施，便是在当天上午十点钟，进行了一次预先布置好的大抽查，抽查结果如下：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响起十点整的蜂鸣音时，机关办公楼门厅的电钟指著十点零三分，所抽查的几间办公室的壁钟分别是十点零一分、九点五十六分、十点零八分和十点十三分！而当时食堂的闹钟指著九点四十九分，司机班的值班室的座钟指著十点零六分。被抽查的个人计时器，与电台报时吻合的倒不少，但错前错后的也不乏其例，如行政处的傅善读，他腕上的名牌手表便足足慢了十分钟——经查实，不是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他在一次停走上弦时，根本就没把时间拨准。

张奇林在十一点钟召开了全局紧急大会，宣布了抽查结果，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宣布在中午十二点时，由广播室再播出一次中央台的报时音，同时要求全局所有的钟表在那报时的蜂鸣音中都要校准时刻。他大声地呼吁：“让我们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以新的时间观念来抓紧工作！我们要时刻想到，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生活都在一秒复一秒地向前推进，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许多方面既然已经落在了别人后面，我们便应当有一种紧迫感，焕发出一种奋发突进的革命热情……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我们要把 ”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等等看“、”慢慢来“……这一类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语汇扔进垃圾箱！该研究的要立即研究！不该犹豫的要断然作出决策！该讨论要抓紧讨论，不要言不及义、推托扯皮！既然是该办的事就不要等！就不能慢！上午该办的事不要留到下午，今天该办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如果是不需要办的事，不该办的事，那么就必须停办、拒办！……”

他努力的结果，究竟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面”——如某些电视剧里所出现的尖嘴猴腮或脑满肠肥的“保守派”——来反对他，但是他遇到了更难对付的对手——那就是存在于很多人身上，乃至于他自己身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的那种东西，即习惯的惰力。

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从工作实践当中，他极为震惊地发现，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严格地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或“时间就是生命”这一类的概念也已经开始过时。因为许多事的成败，恰恰并不在于抓紧时间去一环环地做，而在于是否掌握住了有关的最新资讯。为解决一个代号为 G.S　的最佳方案问题，局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由他亲自挂帅，真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地进行了讨论、起草、修改、敲定——他们“仅仅”用去了十天时间，便形成了一个可交付实践的方案，效率不可谓不高。但随即就有技术情报组的庞其杉，主动递来一份材料，原来国外早有这种方案公开发表在杂志上，并且细节拟定得比他们的最后方案更加详尽、合理！他们仅仅是没有养成掌握和利用资讯的习惯！倘若他们有这个习惯，不用开十天会，仅仅依靠一个灵便的情报系统，便能够在一天之内，或者几小时乃至十分钟之内，迅速地解决问题。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才下决心将原来“聊备一格”的技术情报组，升格为技术情报站，并且力排众议，把庞其杉这个人推到了站长的“宝座”上。他还计划迅速地用最先进的电脑设备，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情报站武装起来。

他真可谓是雄心勃勃。

但是他从各方面都不断地遇到麻烦。今天中午接到的“告发信”，便是一例。固然傅善读把信上所揭发的问题，解释得 “天衣无缝”，但要弄清整个情况，抓住事情的实质，显然既不能只相信那“两名外单位群众”，也不能光听信傅善读的“一面之词”。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时间似乎也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重要的也还是资讯——他所掌握的有关资讯实在是极其有限，因此即便他在这飞机之上，乃至在出国的整个行程之中，不断地 “抓紧”时间去分析、判断，也是无济于事的。

既然如此，他也便决定乾脆把这桩事“冷藏”起来。何况部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自会抓紧时间调查处理，也许等他回国之时，事情便已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空中小姐”将银闪闪的小推车推到了他那排座位旁，他要了一杯纯净透明的矿泉水，同时揿了一下座椅上的按钮，使那盏光区只限于他那个座位的顶灯发出光亮。于是他一边啜著矿泉水，一边读起一份当天的《CHINADAILY》（中国日报）来。

空间是时间的载体，而时间又是空间的存在形式。一个空间，一个时间，谁也离不了。然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的对空间的关注超过了时间，有的对时间的重视又超过了空间。

这天下午三点半以前，于大夫已经由傅善读陪同，乘小汽车从机场直接来到了团结湖居民区。张奇林一到机场，便到海关办手续，办完手续便进入了隔离区，因此于大夫在机场一共不过停留了十来分钟，张奇林所乘飞机尚未起飞，她却已经开始了对即将迁入的新居的考察。

在离开机场时，她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她让张秀藻火速赶到团结湖去，一同和她检验傅善读即将安排给他们家的新居，看是否满意，以便作出是待秀藻爸爸回来再说，还是不待他回来便搬入的决定。

傅善读向管理员要来了钥匙，亲自带著于大夫去检验那两套相临的单元。

于大夫沈浸在对那居住空间详加检验的乐趣之中。

三楼，这是最好层次。她很满意。

两个相邻的单元，一个在右首门，有两间开窗能形成对流的房间，尽管小间面积略觉小了一些，但另有一个凹进去的小厅，除摆上饭桌吃饭，再铺排一张折叠床，安顿保姆，当不成问题。另一个在中门。

一进门的门厅不算小，但所有窗户一律朝南，冬天固然温暖，夏天空气无法对流，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两间的厨房都不够大，不过煤气灶的位置和高度倒还适宜；厕所一边是坐桶一边是蹲坑，这倒无所谓，只是多出来的地方并不富裕，倘若安放了洗衣机，便无法安放浴盆。壁橱尚可，阳台还嫌略小……看来搬入以前至少得先做两件事：请人用油漆漆出半截“墙裙”；把大屋顶上那简陋的碗形塑胶罩的裸灯，改装为美观大方的全遮蔽型的吊灯……但两套住房如何分住呢？是在秀藻结婚之前，全家的卧室和餐厅都设在右首门中，把中门那套完全用来给老张充当书房和会客室呢，还是一开始就让秀藻独占一套？……盘算来，盘算去，于大夫忽然又觉得这样的两套还是不解决问题，如果能把其中一套换成三间一套的，就更好了……

张秀藻很快地便来到了现场。她随著母亲在两个单元里转来转去，不过她心不在焉。真的很快就要搬到这里来了吗？那么，她将失去某种很重要的东西。是的，他不爱她，而且甚至于不知道她的单相思。

她每次从学校里回到那个小院，甚至也不一定遇到上他，遇上他也往往只能有极其短暂而尴尬的那么一点点接触——就象今天早晨，她捧著装有油饼的小笸箩，而他拿著红喜字和浆糊，相逢在那吊著旧藤椅的门洞里一般……可是她仍舍不得切断同那个小院的联系。她知道，固然从理论上推导，她即便搬到了团结湖，也还可以回那个院子串门；但从实践上看，她是没有那种勇气的，并且那些原来的邻居们，一定会惊讶她何以会对他们恋恋不舍……

“你看，都快四点半了！老傅和司机小王在下头一定等得不耐烦了。”于大夫催促著张秀藻，“你倒是满意不满意呀？表个态呀！”

“妈，您满意就成，我是无所谓的……”张秀藻随口应答著。

“这两扇门开的真不合理，瞧，冰箱如果能放在这儿多好，可偏这边这扇门碍事儿……”于大夫还在细加检验。

张秀藻甚至搞不清妈妈说的是哪扇门。

她走到阳台上，望著由高高低低的楼房构成的天际轮廓线。不知怎么搞的，她心头涌出了前些天抄在日记本上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句：难道恋爱能自主？两人相悦为什么？

你询问流水吧，询问风儿的吹拂，夜扑灯火的飞蛾，熟透的葡萄上阳光的照射，询问一切在歌唱、呼唤、期待、絮语的造物！

询问四月里欢闹的深鸟窝！

狂热的心叫道：“我自己怎么知道呢，我？”

她觉得这首诗几乎每句都敲击得她心弦剧烈地颤动。她几乎吟出了声音来。可是想到她的情况并不符合“两人相悦为什么？”这起始的问句，一阵酸辛袭上心头。她眼里涌出了泪花。

“秀藻！你怎么又跑阳台上去了？快下楼吧！老傅怕都著急了！”

于大夫大声地呼唤著……

但傅善读彼时却并不希望她们马上下楼来。他正在楼下自行车存车处那儿的公用电话旁给洛玑山打电话。他为什么急著给他打电话？

他们交谈著什么？除了他们双方，谁也弄不清。

同一时间里，詹丽颖也在打电话。

她也是跑到地安门邮局，才打上了公用电话。就是那个隔音间，就是那架电话，两个钟头以前，澹台智珠也利用过。

她费了很大劲，才挂通了她爱人那个单位的长途。时逢星期日，单位里只有值班员，而值班员并不知道她爱人患病的事，但詹丽颖却一通上话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倾泻起她的愤慨与不满来：“你们怎么搞的？领导都跑哪里去了？怎么不管我爱人的死活？中央的知识份子政策，你们落实得也太差了！什么？不知道？凭什么不知道？！怎么可以不知道？！跟你们说吧，你们的心思我全明白——就因为我爱人要调走，你们就如此冷漠无情！哼，我要向中央反映！你们等著瞧吧！

什么？……查一查？问一问？还查问个什么？我都接著电报了！等一等？等多久？你找领导去？好，我等！你去先告诉他们，我詹丽颖不是好欺负的！我到了就跟他们算帐！不，一会儿就跟他们算帐！你告诉他们，我爱人有个三长两短，他们要负法律责任！“

她气鼓鼓地挂了电话，等对方再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