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即大军从东京开拔后的第十三天，河北宣抚使童贯、宣抚副使蔡攸亲自统带这支已经有十分之二的官兵开了小差而缩小了的大军，到达了高阳关。

既没有坚强的作战意志，又缺乏严密的纪律组织的一部分官兵，无法适应部队生活和艰苦的行军，他们开小差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但是正式列入编制的官兵虽然迅速减少了，随着大军一起行进的闲杂人员却不断膨胀起来。他们多数是沿途被强迫拉来搬运行李、辎重的伕子，还有通过转运衙门直接或间接的介绍，前来承揽军用商品的专卖商人，还有一批批自动跑近部队来跟官兵做些小买卖的零售商，也有一些和官兵们沾亲带故的人员，他们一时还摸不清可以从哪里入手，先混进部队观望观望，等到有利可图时，再相机行事。这一大批人抵充了开小差的名额，壮大了声势，使得大军抵达高阳关时，仍然不失其为一支受命征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

根据宣抚使副的命令，大军进关时要举行一次耀武扬威的入城式，以鼓士气。虽然他们要进的是自己这方面、而不是从敌人手里拿下来的城池，通常只有在后面一种情况下，而且又是特别重要的城市，才有必要举行这样一个军事仪式。可是从宣抚使副看来，这点微小的区别，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为他们的需要服务。他们现在需要借这个仪式来调剂一下枯燥无味的行军生活，用来娱乐自己。长途行军，征尘仆仆，毕竟是件苦差使。虽说一路上都有地方官竭诚款待，恨不得把他们所属的地皮刮下来招待长官，可是贫瘠的边界地面，早已被他们割得天高三尺，所剩无几，怎可与繁华的东京相比？蔡攸早在心里抱怨：

“早知如此吃苦，不走这趟也罢。这都是王将明（王黼字）挑我的好差使，他自己倒窝在田令人怀里纳福。”

老实说，只要有差可开，不论是公差、私差，不论是大差、小差，宣抚副使蔡攸第一个早想滑脚溜走了。

靠着御用钧容直的吹吹打打，一路上笙簧齐鸣、金鼓鼎沸，入城式举行得好像迎神赛会的行列一样，倒也显得威武热闹。童贯曲尽地主之谊，热热络络地款待了蔡攸。其实河北宣抚使童贯是高阳关的地方最高级长官，如果是主人，河北宣抚副使蔡攸又何尝是客人？何必让童贯来款待他？但是根据习惯势力，童贯在任何场合中都喜欢以主人自居，一有机会就要喧宾夺主，加上他深知蔡攸是一种专靠官场的荣华富贵喂养肥大的软体动物，是一条只知道以吮血为生的蚂蝗和懒得蠕动一下的蜒蛐，受不得一点委曲。他童贯必须主动地多多替他掘下一些陷阱，让这条没骨虫全体软软地陷进陷阱里，自己才好腾出手脚来干“正经”。他童贯到前线来有许多正经事要干，就是嫌这个“副使”在旁边碍手碍脚。蔡攸一离开东京早就忘掉了自己的使命，童贯却一直牢牢地记住这条懒虫是官家特别派来“监视”自己行动的。

“杀”进高阳关以后，童贯一面下令大军休息三天，大举犒赏官兵，每名士兵发给二斤熟肉，一瓶美酒，以酬答他们连日行军之劳，一面就以宣抚使的名义，命令正在雄州待命的西军分兵两路：种师道统率泾原、秦凤、熙河军由东路，刘延庆统率环庆、鄜延和胜捷军由西路分别出雄州城向白沟河推进，开到边境线上驻屯，听待宣抚使后命。

西军已在雄州驻了一个多月，迟早总得离城开赴前线，这道命令的用心深密之处是在表面上不落痕迹，实际却在不知不觉间贬损了种师道的地位，把他从指挥全军的统帅地位上拉下来，变成为局部战区的指挥官，将他和刘延庆放到相提并论的地位上。一向对权力和地位十分计较的种师道当然不能够容忍这样一道命令，当夜就把它顶回去，并且还火气十足地说，他是奉御笔拜为全军都统制的，如果朝廷别有差遣或贬谪，也要以御笔为准。

种师道的理由很充足，童贯知道这道命令下得过火了，对于别人也许还可以，对付种师道可不能如此简单、粗暴。他把幕僚们埋怨一番，暂时收回成命，说到雄州开过军事会议后，再定大军的行止。

六天以后，宣抚使副又一次耀武扬威地“杀”进桃州城，拜领了知雄州和诜的接风宴会，当夜就召开第一个军事会议。

会议开得剑拨弩张，火药气十足。种师道先发制人，一上来就用明白无误的措词表明自己对伐辽战争的态度。

“伐辽决策，师道与全军将士丝毫未尝与闻。”种师道摆一摆他的有分量的手，加重语气，“朝廷一旦贸然用兵，强畀师道以都统制之职。师道唯有鞠躬尽瘁，以勤王事。倘获寸进，此乃社稷之灵，官家之福，师道不敢居以为功，如若事机不顺，稍有磋砣，责有攸归，师道亦不任其咎。今日开宗明义，师道当着诸将之面，把这话讲清楚了，免得将来再有后言。”

从雄川宣抚司不断发往东京的文书，以及和赵隆吵架以来，童贯早知道种师道不赞成这场战争。他也深知种师道之为人，在军事会议上并不抱有软化他的希望，这些原来都在意料之中。但是现在种师道这席话说得如此坦率，丝毫不为他、为朝廷留些余地。“责有攸归”四个字简直是指着鼻子骂人，这使他非常狼狈。

“今日之事，朝廷早……早有成算，”童贯嘿嘿嘿嘿地嘿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与他的气派不大相称的话，“朝廷用节下为都统制，无非是借节下的威名以镇服群情。事之成败，自有朝廷任责。”

童贯这句话说得十分勉强。他目的原想贬损种师道，结果却反而抬高了他的身价。种师道巴不得童贯说这一句，立刻接下去敲钉钻脚地把它牢牢钉住，说道：

“辽事成败，自有朝廷任责。这句话众将军都听明了。师道正要修本上奏，太尉这句话师道要写在奏章里，太尉休得见怪。”

童贯去年以镇压方腊之“功”被晋升为太师，封楚国公，目前正被宣抚司的僚属们空前绝后地称呼为“宣相”，称得他自己也飘飘然起来。如今种师道完全无视这些事实，仍然以童贯十年前到西军来任监军时的官衔称呼他。这种称呼如果不是他的旧属对他表示特别亲热的关系，那就是充分表示轻蔑。这使童贯感到极大的侮辱，宣抚使的僚属们也更加为之愤偾不平。

然后会议进入第一个议程——关于进军路线的方案。童贯仍然坚持他在高阳关颁发的命令。种师道虽然同意两路进兵，却顽强地反对由刘延庆和他分统两军。理由还仍然是那一个，他的都统制是官家御笔亲封的，都统制要统率全军，不能分统一路。如有撤换，也要以御笔为准。

会议之初，是种师道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阶段。

“节下直如此以御笔为重，怎见得没有御笔，就不能分统一军，开赴前线？”童贯奸诈地向蔡攸笑了一笑，问道，“刘太尉，你意下如何？”

刘延庆被种师道的声势慑住了，期期艾艾回答不出话来。

事情有点僵化了，童贯事前安排下的两个主要幕僚述古殿学士刘鞈、尤图阁直学士赵良嗣乘势出来转圜，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大军仍分两路进兵，西路改用辛兴宗统率，东路改由杨可世统率。辛、杨二人都是童贯赏识提拔的将领，辛兴宗久在刘延庆麾下，杨可世却是种师道手下一员得力大将。这样安排仍有种师道、刘延庆分统两路之实，但在形式上避免了刘延庆与种师道分庭抗礼的现象，这就使种师道比较容易接受。向来在童贯与种师道两人之间充当调停者角色的刘鞈，想出这个方案来，也算是煞费苦心。双方无话，这一条就算通过。

在分兵统将问题上略作让步，是童贯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削减种师道的统帅权，钳制他的活动，使之不得妄自主张，胡作非为。这时他看到种师道由于初步胜利，站稳了脚跟，正要提出用兵作战的具体战略方案时，就摊出了手里的王牌。

“朝廷吊民伐罪，有征无战。”他完全摆出宣抚使的架势，气势威猛地宣布，“诸军开抵前线后，务要善体朝廷及本使之深意，严戢士兵毋得与辽军持械相斗。本使已经印制了大量书榜旗帜，招徕辽人，前来降附，稍停就可由宣抚司分发各军应用。诸将倘与辽兵相接，只可以旗榜招抚，切勿动兵，衅自我开。”

远迢迢地把十万大军从西北边区调到河北战场上来，与辽军夹河相持，战机一触即发。没料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忽然由宣抚使本人宣布禁令，不准与辽军持械相斗。既然不准交战，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莫非吃饱了干饭，到河北地面上来游览一番？诸将听了这道命令，不禁面面相觑。

童贯看到诸将领困惑的表倩，进一步地向大家解释道：

“辽、金用兵以来，辽军屡厥，五京已失其四，士气萎靡，人心瓦解。朝廷对此，筹之已熟。大军所到之处，只消揭示旗榜，辽军自然望风投拜。破竹之势，成在俄顷。诸位将军，切遵此令！”说着他又加重语气重申禁令道：“本使言出法随，诸军如敢擅杀一人一骑者，定以军法从事。”

“不得衅自我开”还不排斥自卫的还击，“杀一人一骑者，定以军法从事”，这就意味着只好俯首帖耳地叫敌人任意宰割了。这两句话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这种宋襄公式的仁义自然不能够使诸将心服，杨可世不禁问了一句：

“戢兵不战，自是朝廷盛德，”他杨可世戎马半生，还不曾听说过这样离奇的命令，说话时，不自觉地浮现了一个讽刺的微笑，“只怕辽军不识仁义，持械前来相杀，难道我军真的束手受刃不成？”

杨可世这一问，连同他的讽刺的表情，受到在座大部分将领的支持。但是大大触怒了童贯。

“只要我军不去挑衅。”童贯厉声道，“辽军决无持械来斗之理，本使对此深有把握。诸将但当恪遵将令，如有故意抗违者，自都统制以下，一律以抗旨论罪，本使决不徇情枉法，轻恕尔等。”

这话说得重了，种师道也变了颜色，问道：

“太尉如此决策，可也出自庙算？”

这一问正好堕入童贯计中，他又嘿嘿地冷笑两声，但已经不是战败的阉鸡的哀鸣，而是狼子的阴险的嗥叫了。他又一次向蔡攸点点头，然后转向种师道说：

“节下喜欢御笔，具见爱君忠忱。现在即请蔡副使申读《御笔三策》，这是出师之日，官家亲手交与本使的。节下听了，也可放心。”

童贯只有在对付种师道时，才需要蔡攸的合作。蔡攸默契在心，果然从怀中探出御笔，音调铿锵地读起来。

既有御笔为证（还盖上了种师道熟悉的“宣和天子之玺”），正、副使又各自补充了文件中没有写下来而由官家口头告诫他们的话。对于这些直接和间接的煌煌天语，种师道还有什么可以争辩？原来他这个都统制只是个摆摆样子，而不准与敌军对垒作战的都统制！他的指挥权早在战争以前就被褫夺殆尽，成为一匹告朔的饩羊了。他的气势顿时萎瘪下来。童贯看到自己的目的完全达到，种师道被击得体无完肤，不由得又嘿嘿地笑起来，这一次的笑声就像一匹驴子施用了阴谋诡计把坐骑者掀翻在地时那种得意忘形的嘶鸣。

会后。种师道要求把马扩调到统帅部去工作。童贯不客气地拒绝道：

“节下倒真有知人之明，只是本司对马子充已别有差遣，碍难遵命。”于是他模拟着官家的口气，大模大样地接下去说，“此事却再理会。”

连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被拒绝，种师道愤然地离开会场。他明白这次童贯气焰之高，绝非当日在西军中当一名有名无实的监军可比。在名与实的两方面。统统颠倒过来了。

的确，这次童贯气焰之盛，有着非种师道所能理解的依据。原来童贯成竹在胸，已经暗暗布下一着妙棋，这一着下去，不但能够堵塞西军立功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剥夺蔡攸在伐辽战争中的发言权。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他深信一旦大功告成，奏捷之日，他要独自垄断胜利，使得种师道跌足叹气，无可奈何，使得蔡攸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也要使官家暗中叫苦，让他明白他派来监视他童贯的蔡攸，原来也不过是一只听凭他玩之于掌腹之间的“摩睺罗”而已。

摩睺罗是一种用泥土搏成，或者讲究一点用木雕或用金属铸制像小孩之形的玩偶。事实上，从官家派蔡攸来监视他的第一天开始，他早就在亲信幕僚中间给蔡攸加上这顶光荣的冠冕了。

他是多么瞧不起蔡攸！

（二）

童贯这步妙棋是采纳了他的主要僚属赵良嗣的建议，又加上几个亲信的精心擘划，反复推敲成熟后才付诸实行的。因为事涉机密，直到如今，完全了解内情的，也只限于这少数的几个人。

原名马植，后来经过北宋朝廷两次加恩，换名赐姓，才取得现在的姓名的“赵良嗣”是一个从辽逃亡来到北宋的官僚贵族，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性的神秘人物，是童贯庞大的智囊团中极少数可起实际作用的高级幕僚之一。

赵良嗣是“联金伐辽”这一外交策略的真正创始发明人。后来由于这个建议被朝廷所接受，许多人都来抢夺它的发明权，但他们都是一些冒牌者、影戤者，这块真正的金字招牌只应当挂在赵良嗣的店面上。

赵良嗣虽然是它的真正发明人，但并不是它的最初执行者。最早参加海上之盟外交活动的人员是马政，然后是马扩，当然也还有他们的随行者。只有到了最初的危险阶段已经过去，谈判开始顺利进行的时候，赵良嗣才参加入内，并且以他卓越的谈判艺术，使这项外交话动取得显著的成果。

人们喧传赵良嗣是个不忘汉家、缅怀故主的“志士仁人”，即使在海上之盟的外交活动尚未开始，宋、辽两邦还保持着正常关系的时期，赵良嗣就以这个好听的名声腾誉在一部分北宋士大夫的口碑之中。

赵良嗣出身于一个既受到契丹贵族统治、同时又心甘情愿地帮助契丹贵族统治北方广大人民的汉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对于统治者，他们是奴才，对于广大的被统治者，他们又是主子。他们是一种钻在夹缝里的奴才式的主子。奴才的驯良和帮凶者的凶恶，他们兼而有之。

赵良嗣既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当然不可能具有远远超过被这个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思想水平。说什么不忘汉家、缅怀故主，都不过是他为了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贴上去的标签。凡是要卖身于别人的人——无论是他的祖先卖身给契丹贵族，无论是他本人又回过头来卖身给北宋王朝，除了需要有一点为新主子效劳的本领以外，也需要贴上好看的标签才卖得起好价钿。人类社会开始有了交易以来也同时发明了广告术。所谓广告就是要人们相信实际上不存在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物。赵良嗣的标签就是他的广告。因为他所隶属的那个阶层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产生他在标签上写着的那种高尚情操的温床。对于北宋的统治阶级和契丹贵族两者，他没有道义上的选择，只有利害上的考虑。他要选择的只是看哪一个集团能够给他更多的功名富贵。

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赵良嗣确实很有才气和活动能力。他不幸偏偏生在那样的“末世”，当时辽的贵族统冶集团已经腐朽到这样的程度，它只需要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奴仆，而不需要喜欢标新立异、崭露头角的帮凶者了。那个需要有能力的帮凶来帮助他们建立、巩固和维护贵族统治的“盛世”早已过去了。赵良嗣急于功名，稍为露出一点才华，就显得与其他的帮凶者格格不入，主子也看不上眼，使他有了生不逢辰之感。再加上一系列的人事摩擦，他在祖宗为他铺平的富贵道路上，几番绊了脚，摔了跤，以致造成他的仕途踯躅，停滞不前，还被带上一顶“内行不修”的帽子（在这个阶层里，有几个人内行修洁？这无非是欲加之罪，随手捡来的帽子）。这当然使他深感不满，于是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

此外，他在政治上确是非常敏感的，他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腐烂连顶的辽政权很快就要走上崩溃的道路。他采取了一个大胆果断的行动，偷偷钻进北宋派到辽政府来贺圣寿的使节童贯的行馆中，纵论天下大势，就势献上联金灭辽之计，深受童贯的赏识，接着就在童贯的掩护下，乔装为使团的随行人员一起回到东京。

在辽的统治集团中被人像烂苹果一般扔掉的赵良嗣，一到东京就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首先，他是以“不愿臣虏”的高姿态来标榜自己的，这使得他的卖身交易有了道德上的借口。然后他发挥了全套本领，他对辽的统治内幕，包括北面官和南面官①两个方面都是如此熟悉，对于辽的政治、军事情况如此了如指掌。他所预言的辽、金战争的发展趋势被后来十年中发生的事实一一证实，如合符契。一个人的预言能有这样高的命中率，说明他的观察力、判断力确非寻常流辈可及。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在北宋士大夫群中成为一个矫矫不凡的实力派，一个名实相符的“契丹通”。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辽朝必将灭亡，北宋政府应该从中捞到好处，实际上是巧妙地挑动他们的贪欲，使之同意他的联金伐辽之议。

不过别人只能起舆论作用，关键人物是童贯。一定要得到童贯百分之百的首肯，经过官家批准，他的理想才可能实现。

从三年前朝廷派马政泛海使金，开始了海上之盟的活动以后，赵良嗣的理想逐渐得到实现。他要从中捞到好处，必须依靠童贯的推挽，童贯要想取得更大的富贵也需要他的帮助。他们两个相互利用，靠得更紧了。

马政、马扩和赵良嗣先后参加了海上之盟。由于各人的动机不同，在共事的过程中，难免要发生这样、那样的龃龉。就算这样，马政、马扩还是高度评价了他的活动能力。马扩不得不承认在和完颜阿骨打以及其他女真贵族的辨难争执中，他的头脑是清楚的，言词是犀利的，而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大体上也还符合北宋朝廷的利益。

当然马扩对他的评价不是从道德意义，而是从实际事务出发。这一点赵良嗣自己也很明白，因为共事得长久了，他那些政治标签早已褪去颜色。此外，他虽然是个功名之徒，却不是一个能够作伪到底的伪君子，日久终要露出马脚来，马扩从实际事务上对他的评价已使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日趋分崩离析的辽政权中，抱着与赵良嗣同样想法的人显然不止他一个。赵良嗣的表叔李处温就是另一个例子。

李处温的家世比赵良嗣更加烜赫，他的祖父李仲禧、伯父李俨都被赐姓为耶律，封为王、公。可是这个冒牌的“耶律”毕竟是件西贝货，他们必须拖牢奚、契丹贵族的大腿，譬如说他伯父耶律俨就是抱牢国舅萧奉先的大腿，才保得牢十多年南面官的领袖地位。李处温少年得意，竟然忘记了这条祖传的信条，对主子们也有些忘形起来，这当然不会给他带来好结果。于是他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走上了与赵良嗣同样踯躅的道路。

共同的命运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情感，在那时，表叔侄终日厮混在一起，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赵良嗣在南奔前曾和李处温以及他的儿子李奭三人一起到燕京著名的北极庙中沥酒设誓，约定彼此在南北两方面积极活动，如有成功，彼此提携，决不相负。

赵良嗣南奔后，知道李处温在宦途中已略有起色。没想到在最近风云多变的政局中，李处温脱颖而出，居然因拥立耶律淳夫妻为帝后之功，一跃而居首相之职。这个消息第一步是由和诜打听得来的，续后又经过从辽逃来的赵良嗣的亲戚张宝、赵忠二人证实，确非虚传。他们又打听得李奭现在宫中担任宿卫，受到帝后的宠信，宫中、省中的大权分别掌握在他父子俩手中，声势非凡。这是一个大好机会，赵良嗣决定拿他父子俩来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犹如童贯拿他赵良嗣当作他的政治资本一样。他立刻向童贯献计，要打通李处温这条内线，敦促耶律淳投降，或者唆使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捕获耶律淳，以达到不战而屈人的目的。

赵良嗣深信这条计策十拿九稳。并非因为他跟李氏父子有一段香火因缘，这是不可靠的，他们谁也不会认真相信“如有渝盟，神明殛之”一类的鬼话，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功名之徒，都懂得从现实的利害关系来考虑自己前途，所谓“利之所在，趋之如骛”，这个对他们性命相关，才是十分拿得稳的。目前李处温虽然高踞首相之位，可是辽政权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它的灭亡，只是指顾间事。耶律淳分明是一只巢于飞幕之上的燕子，一条游于鼎沸之中的大鱼。他李处温一向见事明白，利害分晓，难道为了这一爵之荣，就肯去当耶律淳的殉葬品不成？他李处温，还有那个由于私怨一向对契丹高级贵族切齿痛恨的表弟李奭决不是这样的大傻瓜。只消把他们拉上一把，他们一定会把耶律淳当作一件奇货卖给北宋朝廷，这个，他赵良嗣知之有素，确有把握。

赵良嗣的建议，深契童贯之心。因为童贯自己也是个政治冒险家，“富贵香饵抛将去，哪有鱼儿不上钩？”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以己度人，他相信这确是一条好计。他们把张宝、赵忠两个召来，温言慰谕一番，当场就填写了团练使的告身②，又厚赐金帛，要他们潜入辽境，进行秘密活动。先去搭上李处温的关系，把赵良嗣给他父子俩的信送去，然后相机行事，或正面劝降，或暗中策动叛变，如果大功告成，将来的赏赐决不止现在的千百倍。由于宣抚使亲自打了包票，又有赵良嗣在一旁亟力怂恿，撺掇得张、赵两个又惊又喜，心痒难挠，恨不得立刻飞过境去，把这件天大的功劳用两副翅膀掮回来。

宣抚司给耶律淳的劝谕书是一篇官样文章，童贯还郑重其事把行军参谋刘鞈找来，执笔起稿，内容无非是分析当前辽危亡的局势，夸耀大宋的兵威，保证耶律淳归附以后，子子孙孙，永保富贵。最后童贯还特别关照要提醒一句，说“贯与国王幸有一面之缘，不敢不以诚告，惟国王审思而熟计之，勿为庸人所误。”

童贯与耶律淳确有一面之缘，那是在十年前，他去辽廷贺圣寿时，在朝会和国宴席上，与耶律淳碰过头，相见恐怕还不止一、二次。无如辽的宗室贵族太多，什么耶律黑、耶律白、耶律长、耶律短的，多得叫童贯实在记不清楚。对于这位位尊地亲、贵为皇叔、爵为国王的耶律淳，他也没有留下特别印象，只记得别人告诉他耶津淳的妻子萧普贤女是辽廷第一号美人。在权门豪族所喜欢的一切玩意儿中间，美人是童贯唯一不感兴趣的一种，使他印象较深的倒是“第一号”的排列。耶律淳既然拥有号称“第一号”美人的艳妻，想必是个会享福的亲贵。后来听“归朝人”传说，耶律淳即位后不久，即因病废在床，目前一应军国大事，统由这个萧后裁处。皇后必定姓萧，皇帝不能亲政时由太后或皇后摄行，这两条都是辽的传统，童贯知道得很清楚。但除此以外，他对于耶律淳和萧后只存在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徒拥虚名的年迈的皇帝和一个想象起来比他年轻、能干得多的皇后而已。其实不仅是帝后，对于辽的主要将帅，他也是十分模糊的。赵良嗣多次为他提供资料，但是能够进入到他的高贵的、不大愿意在具体事物上多化心思的头脑中，只剩得一个脾气暴躁、行动鲁莽的脓包货四军大王萧干和一个虽然号称智勇双全，但处处受制于人、无能为力的前军统领耶律大石。善于把复杂的、具体的事物转化为简单的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个朝廷大员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员的必要条件。

可是现在的情况改变了。实行了这条计策，使他向实际靠拢一步，这封由他亲笔署名的书函将成为一片香饵，把皇帝、皇后两条大鱼钓来。他跟他俩的距离缩短了。他忽然意识到他俩都是实际存在，而不是抽象存在的人物。在他的意识中甚至于产生了更加具体的形象。这个皇帝一定是个须发雪白、矮矮胖胖的老人（这个得之于回忆和想象），这个皇后一定是个纤秾合度、仪态万方的女人（这个全凭想象）。他们之实际存在，对于他不仅是非常必要，而且也变得十分可亲。因为他们将为他提供一笔简直无法估计的巨大利益。一个大员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只有与他的切身利害关系联系到一块时，才能产生现实概念。这种联系越密切，概念也就更加具体。

但是谕降书能不能发生作用，还得看看张、赵两个能不能搭上李处温的关系。看来，赵良嗣给李处温的信是更加重要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顷年沥酒北极庙中，以归朝灭虏为誓，倏忽十年，未即如愿。今幸朝廷遣大臣领兵百万，将临于近境。足下速集义士，开门迎降。如能执拘虏酋，可以变祸为福。虏中五京，已陷其四矣！如能完我全燕人以归朝廷，则是足下阴德，与时无穷，可以坐享富贵矣！勉旃，勉旃！人回希示复。”

这封信感之以情，歆之以利，怵之以威，李处温读了岂能无动于衷？李处温那厮身为首相，耶律淳夫妇命运早已握在他的掌握中，他一动手，还怕不能成功？看来，二百多年来棘手难办的辽局，就要收功于俄顷之间了。

两封八行书，胜于十万兵，这就是童贯在军事会议中那么踌躇满意地宣称可以不战而胜的依据。

（三）

军事会议后的第二天，东路军统将杨可世亲自率领由泾原、秦凤两路军的精锐混合编制的先锋部队，开拔到白沟前线。

杨可世虽然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宣抚司不准过河挑衅的决定，但还是努力要想做一个服从上级命令的模范统将，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执行上级命令，他都要求自己的部队远远超过兄弟部队，特别是辛兴宗统率的西路军。他通过各级军官，认真地向全军传达了宣托司的命令。等到部队在前线站住脚，找到了居住点和存放军需物资的临时仓库，他自己的东路军指挥部也在河南十多里地的南塘洼成立。一切就绪以后，他就机敏地行动起来，执行朝廷的招降措施。

他选择了沿河岸醒目突出之处，树立起几杆宣抚司发下来的黄帛大旗，旗上写有“吊民伐罪，有征无战，严禁过河，擅自启衅”十六个大字，向辽军表示我军决不动手的诚意。

然后他派出一些小分队，每队不超过二十人，在河岸附近寻找一些有掩蔽的据点，或者临时用木材、草席、竹片搭制起窝铺③，架起弩机。把宣抚司发来的招降黄傍和一种特制的红边白心旗（旗上写有“吊民伐罪，有征无战，持旗榜来降者，优予赏赐”等字样），成捆地缚在摘去矢镟的大箭杆上，用弩机发射到对岸辽军阵地中去。

他又严令士兵们除了执行上述任务以外，不许在河边逗留，更不许进入辽军的射程范围内。

自从三月中旬西军陆续开抵雄州以来，种师中早就拨出一部分人马驻屯在河南岸形胜之处，并定出严密的经常性的瞭望、巡哨制度。这支巡哨部队与辽军隔岸相望，彼此严密地警戒和监视着对方的行动，却没有发生过正式的接战交锋。

现在防河的辽军忽然发现对方不平常的举动，立刻戒备起来，并且据情转报上级，从后方调来军队加强沿河巡哨，准备迎敌。几名中级军官也驰到—个对峙点上来作现场观察。他们拆读了士兵呈送上去的旗榜后，一定感到十分恼火。其中有两个军官不待和同僚变换意见，携了弓矢武器，立刻策马驰到河边来，对隐藏在窝铺中的宋军戟指怒骂。

由于河床狭束，相距不远，宋军看得出他们的一切行动，并且听到他们的詈骂，大家议论开了。

“老弟，他们在胡噪什么？看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断不是说好话。只怪俺是个聋聩，一句也没听懂。”

“俺也听不懂。”

“你不是懂得河西家④的说话，怎不懂得他家的话？”

“河西家和契丹话不一样，他们两家打话时，也要人在旁转译。”

“轻声，轻声！”有人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俺听出一句了，是我家的话，骂俺家的什么宣抚是属狗的。”

“你可听清楚了？”

“你听，他不是一股劲儿地在骂狗宣抚、贼宣抚？”

宣抚是个陌生的官职，骂宣抚与士兵无关，没有引起他们的敌忾心。还有人问：

“宣抚是个什么官儿？他可比得上俺家的小种经略相公？”

“宣抚是一军之主，”有人蓦地想起旗榜上的署衔，“听说比老种经略相公还大呢！前天不是传下将令，严禁杀敌，这就是宣抚干的事。老种经略相公哪会下这等狗屁不通的命令？”

“天下哪有比老种经略相公更大的官儿？可知这个瘟宣抚要挨骂了。”比小种经略相公更大的官儿，他们只承认还有一个老种经略相公，比老种经略相公更大的官儿，他们只承认还有一个赵官家。如果在他们中间插进一个什么人，那一定是个贪赃枉法、运用非法手段爬过经略相公头上去的坏种。他挨骂，活该！士兵们的逻辑就是这样。

可是挨骂的不仅是这个瘟宣抚，而且扩大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几个人一齐清楚地听到一句恶毒的咒骂。他们嚷道：

“这厮可恶，骂起俺老娘来了。”

“这还了得，俺倒要跑去问问他，俺老娘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干他个屁事，值得他骂？”

开口骂娘，虽是天下通行，却最能达到激怒对方的目的。他们几个大兵果然被激怒了，不听队官的约束，一声呼哨，登时跳出窝铺，径奔河边，要去找那个骂娘的军官问个明白。